困境与突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

杨凤城

一、成果丰富与研究困境

　　毛泽东思想研究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历史、话题广泛、研究深入且成果丰富的学术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成就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但也因此，带来了“三难”困境，即新材料挖掘和使用难、新研究领域开辟难、创新性观点提出难。

　　首先，新材料挖掘和使用难。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文献资料基本上都公布了。毛泽东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年谱等大多公开结集出版。应该说，这些资料已经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材料库，换言之，主要素材已经具备，基本上不存在重大遗漏和缺失。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既广且深的基础支撑。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资料已经穷尽，事实上一些重要资料仍需挖掘、整理和利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量的讲话和谈话包括同一主题的不同版本，对于研究毛泽东在治国理政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思想至关重要。“文革”期间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其可靠性权威性需要确认，以之为依据做研究会受到各种制约。“文革”结束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在利用起来也比较困难。海外出版的《毛泽东集》或者“全集”，存在错讹、缺乏权威性甚至张冠李戴的问题。当然，关键的档案资料看不到更是问题。新材料永远是学术研究拓展新领域新话题得出新结论的重要前提，不管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新材料永远是有价值的。

　　其次，新领域开辟难。毛泽东思想，无论是作为一个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如结构、逻辑、方法论、灵魂、特征、意义等等，还是分领域分专题的研究，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哲学、文学、革命、建设等等，都有大量成果面世，在此背景下再开辟一个研究空间比较大甚至别人没有触碰的专门领域或专题十分困难，起码到现在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第三，创新性观点提出难。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几十年，在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关键时期上都有了经受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和评价。在已有的结论和评价之外，再提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有启发性的重要问题、提出重要的创新性见解确实比较难。而有些问题，如毛泽东晚年思想因其复杂性(诸多问题很难用正确或错误简单地下结论)，有独特的魅力和空间值得深入探究，但是，毋庸讳言，这个领域的敏感性很强，成果发表难。

　　正是上述“三难”困境导致了中国大陆学术界做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虽然不少，但低水平重复或炒冷饭现象也相当严重。从现实的某一思想、概念出发，或者与现实相关的某个角度出发，大体上讲一讲过去人们都知道的事，甚至其中不乏对毛泽东思想的非历史主义评价和阐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二、拓宽视野、寻求突围

　　面对已有研究的雄厚积累和骄人成就，面对由此带来的“三难”困境，如何突围、寻求突破成为摆在学人面前的课题。下面，我谈些看法。

　　1.放宽视野，把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体60年的历史全部纳入研究视野中来

　　我们经常讲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和贡献者是毛泽东，同时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实践中，第一个方面应该说做得比较到位，而第二个方面就明显薄弱了。现在，我们需要在继续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同时，加强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智慧，那么，它就应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有所思考、建树的所有人的智慧。它不是毛、刘、周、朱等之外再加几个人如张闻天、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也不是将对这些人的研究成果简单的相加(虽然这种单个人物研究是基础、很重要)，而是把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来看待，从宏观的整体性思想进路看毛泽东思想，避免碎片化、个体化；真正做到按照历史前后相续的时间链，展示理论探索的复杂性、曲折性、思想的多维和多彩，尽量警惕和克服“结果倒推”“胜者为王”的思路。

　　而这种研究需要学者对中共党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体悟，能在历史的纵深中抓住思想的关键，抓住典型的思想事件，展示立体的厚重的研究特色，改变从文本到文本，就文本论文本的研究方式。换言之，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实践“实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范式。也就是说，在充分肯定已有研究成就、继承其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以文本为基的前提下，更多关注文本后的历史实际，更多关注思想观点背后面对和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不是泛泛谈论一般的历史背景，而是与问题和结论有密切对应关系的历史实际、历史事件，从中看思想观点结论的形成、调整、完善和复杂多面。

　　放宽视野，以历史主义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一些既往研究没有注意或者忽略的问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教条主义，其缺陷和危害人所共知，也是客观存在。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应用马列主义的一个阶段，有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了解宽度和深度的意义。一些以往模糊的理论因为原汁原味的介绍和照搬进一步清晰化了，一些以往不知道的结论、观点尤其是有关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策略因此而广为人知，并客观上促使人们(无论是实践需要还是论争需要抑或出于思想解惑)进一步学习相关理论。1939年到1940年的党内学习运动，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力图通过系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避免在理论上受教条主义蒙蔽。

　　实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还要求在研究选题和研究思路上避免宽泛和用理论证明理论，而应关注话题或论题的具体性可验证性。例如，基于实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涉及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问题时，就不应再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人们总是高频率引用的理论文献出发，沿着传统思路用不同的结构重新组合有关优先发展重工业、农轻重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的处理原则(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思想本身不重要，而是正因为重要它们已经被学界反复言说了)，而是要别开生面，从选题到分析，更为具体、可实证。例如，研究毛泽东“以粮为纲”发展农业、“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思想，研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鞍钢宪法”等与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这样，就能促进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避免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带来的空泛弊端。

　　实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可实证”很重要，它要求我们在理论设定与实践样态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检验关系，并由此带动研究不断深入。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其理论创新价值如此之大，得到的评价如此之高，那如何解释在提出者毛泽东那里反而得不到落实，有的时候实践则反其道而行之。再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原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可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左”倾错误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文革”时期在内，这一原则从来没有放弃过甚至言说频率丝毫不亚于正常的历史时期，这又如何解释。又如，《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各项原则无疑是很理想的。可是，实际情况是，毛泽东生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农轻重关系的理想状态，最后还是导致了一个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事实。而毛泽东思考“十大关系”的出发点就是要避免苏联的这个弊端。有意思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做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鲜有做到者。那么，除了冷战除了国家安全这一人所共知的因素外，有无更深层次更复杂的问题存在？这个理论设定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关系怎样认识才更具说服力？

　　总之，放宽视野，多一些实证，将结论、文本与史实结合起来，做更具体更实在的研究，以培育毛泽东思想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2.站在当今时代高度，以时代启发的问题意识为引领，提出新论题，并得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历史是常说常新的。原因就在于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他们回看历史的侧重和角度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遗产、思想遗产，其研究经久不衰，原因也在此。从时代提供的认识高度、提出的独特视角出发，审视毛泽东思想无疑会拓展、深化某些问题的认识。例如，2008年12月，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从这一命题出发，回看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就会有新概括新梳理新认识。一方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毕竟侧重不同，因而作为分析的概念可以大有作为。由此回看历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战开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重在把握其基本观点和结论，着力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理论准备不足是公认的事实，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不仅谈及这一点，而且指出党内长期存在重实际工作轻理论研究的倾向。这也许能够从某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后来教条主义能够大行其道。从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后特别是延安时期，侧重无疑转向“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牢固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虽然1939年到1940年的学习运动依然着力于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其背后已经有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思想，这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人那里已经非常明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包含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再度成为思想与理论主导。毛泽东谈及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1953年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均是有力的证明。1956年后，在以苏联为鉴的思想背景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如何看待斯大林的理论成为明确的问题意识，并由此带来一段时期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探索。但是，伴随中苏之间的理论分歧和大论战，伴随“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明显地，搞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思想与理论主导，并且最终走向了新的教条主义(关于上述进程的详细梳理可以参阅拙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述论》等文章)。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梳理，我们会发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确立，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尤其是沉痛的教训带来的自觉意识和问题意识；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重大的战略性转变。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牵动全局的大问题并由此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

　　由上述例子可以窥见，时代提供的认识高度和问题意识对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意义。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站在时代高度去审视毛泽东思想，只意味着提供新的认知角度，揭示过去未能充分关注的内容，而不是以今天的认识为标准去苛求前人，进行非历史主义的评价。相反，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需要有充分的“历史同情的理解”。

　　还需要指出的是，站在时代高度，贯通历史与现实，要警惕以今度古，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思想当今化，要慎用一些有着特定内涵和时代特色的重要概念。试举一例，改革开放思想并非凭空而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追溯某些理论因子、归纳相关思想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列宁的改革开放思想、毛泽东的改革开放思想去命题就要谨慎了；把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想法和结论提炼出来，脱离原来语境将之与现实强行关联，硬挤其现实意义，更不可取。什么叫改革开放？它是和农村家庭经营，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和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调整尤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沿江沿边开放，一直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等等连在一起的。而这些基本上均不被传统社会主义所认可。如果把这些具有鲜明时代性且实质性的内涵拿掉，那么，改革开放就被稀释成一个到处可以套用的因而也就没有多大意义的概念了。其实，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毛泽东对外交往思想等来梳理和概括他们的相关思考更严谨。与此类似，在以“和谐社会”“文化安全”等时代概念或时代认识为问题起点去回顾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时，上述原则同样适用。

三、创新方法、躬身实践

　　方法是研究的工具，新方法是新成果的助产士。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大基石和特色是方法论，是对研究方法创新的鼓励和新方法的运用。毛泽东思想研究同样如此。不讲关联不大的学科，就中共党史和思想史研究而言，新方法确实带来了新气象新成果。中共党史领域关于“新革命史”的讨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将社会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倡导和学术实践，确实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进展，拓宽了研究视阈、深化了已有研究，例如在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社会动员、政治社会化等等方面。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前，《中共党史研究》杂志曾组织了数期笔谈，集中讨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中不乏有识之言。《求索》杂志也组织过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法论笔谈，所发文章质量也很高，这些均反映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带来了近现代思想研究的新视野新成果；利用电脑和数据库对关键词、关键句子的出现频率进行计量的方法的运用亦使思想观念之演变史变得实证，这些毛泽东思想研究均可以借鉴。在此，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方法论讨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躬身实践。常见的现象是，有些学者在方法论上总是侃侃而谈，却鲜有学术实践。常言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既要鼓励方法论思考，更要鼓励新方法的应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凡学术研究均需保持正当的客观立场，毛泽东思想研究亦是。我们不认为有绝对的客观主义，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是，正当的或相对的客观立场是研究所必需的，不然实事求是就会落空。罗素讲过“伟人总是被颂扬而很少被理解”；预设一个正确和弘扬的前提，结论先行，很难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本是学术常识，老生常谈，但因遭质疑和违背，有必要重申之。

　　来源：《毛泽东研究》(长沙)2019年第201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