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与毛泽东常相伴

徐中远

毛泽东博览群书，终身酷爱读书。笔者作为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管理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随园诗话》是毛泽东爱读的书籍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手不释卷。

《随园诗话》，清代袁枚撰， 16卷，补遗 10卷。袁枚是清代有名的诗人，曾任溧水、沭阳、江宁等地县令，乾隆十四年辞官隐居于江宁小仓山随园，亦称随园老人。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提倡自然、风趣地反映诗人的感受，而不必讲究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下。书中多数诗篇抒发闲情逸致，部分诗篇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进行抨击。

诗话是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内容广博，一般运用漫谈随笔的写作方法，轻松活泼、不拘一格，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深受人们喜爱。《随园诗话》就是其中颇受人们青睐的一部作品。

毛泽东喜爱阅读诗话作品。毛泽东逝世后，笔者在整理他生前收存的图书时发现，许多诗话作品上都留有他在阅读时作的圈画标记，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篇》《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随园诗话》等等。其中，毛泽东对《随园诗话》圈画最多。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毛泽东就读过一部清代出版的线装本《随园诗话》。这部《随园诗话》一共16卷，毛泽东在阅读时几乎每卷都留下了圈画标记。

据笔者当时的记录， 1974年 7月 1日晚，毛泽东又一次要读《随园诗话》。当时书房里存有两部《随园诗话》：一部是前面说到的那部清代出版的线装本，一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出版的上、下两册平装本。这两部书字体都比较小。而毛泽东这时两只眼睛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且右眼更严重，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左眼虽轻一些，但小字本也看不清。所以，我们就联系当时的国家出版局，请他们帮助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国家出版局拟将此书安排到上海印。

国家出版局孔岐是 7月 2日去的上海， 7月 3日晚就打来电话，说《随园诗话》一书 7月 8日就可以出书，一共是 26个分册。就这样，从 7月 8日开始出书，一卷印装一个分册，印出来一个分册送一个分册，有时一天印装成两个分册就送两个分册。到 7月 24日 22时 30分，全书 26卷 26个分册全部印装完毕送到北京由我们交给毛泽东。从 3日至 24日，前后 20来天，一部近 57万字的书稿，用一号长仿宋体全部印装完毕。因为是一册一册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收到一册就看一册，至 24日深夜收到全书后，大概至25日，毛泽东已经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随园诗话》。印得快，毛泽东读得也快， 20来天里（每天并不只是读《随园诗话》）读了近 57万字，平均每天读两万多字。这对一位 81 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快速度。

当时送给毛泽东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都是一式两部。我们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一部摆放在会客厅，一部摆放在卧室。为什么要这样摆放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毛泽东晚年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主要的读书之处。这样摆放，方便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书，哪里都可以读书，哪里都有他爱读的书。这两部《随园诗话》，毛泽东都读过。放在卧室的这一部，第一至第五册的封面上，毛泽东在阅读时还用铅笔画了圈。放在会客厅的这一部，第一至第三册的封面上也留下了铅笔画的圈。当时毛泽东阅读的习惯做法是：每读一次就在这册书的封面上画个圈。翻开这两部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阅读时在许多地方都用铅笔作过圈画。

从上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的 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读过许多遍《随园诗话》。为什么他对《随园诗话》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联系毛泽东的读书实际，笔者理解，应该主要有以下六点原因：

《随园诗话》中有不少内容是谈论古诗和创作体会的。作者议论古诗不拘泥于古人定论，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正如该书校点后记中所说：“他论诗虽重天分，却不废工力；虽尚自然，却不废雕饰。他认为：内容与形式，天分与学力，自然与雕饰，平淡与精深，学古与师心，都是相反而相成的，诗人都应该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地去对待。”

毛泽东爱读古诗，也很爱读古人谈诗论诗的文章和著作。因此，对《随园诗话》中有关谈论古诗和创作体会的内容，尤其是对作者谈诗论诗的独到之见，他很有兴趣。

该书卷一第四十三条写道：“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卷六第四十三条又写道：“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卷八第八十条还写道：“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厓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等等。

不知是因为袁枚的这些议论与毛泽东本人的诗词创作思想和实践中的感受有相通之处，使他产生了共鸣；还是因为这些议论有道理，读后能得到启发、引起思考，总之，毛泽东对书中的这些内容很重视，读得很仔细，阅读时一一作了圈画。

毛泽东在阅读中对关于怀古诗的评论很是关注，加了圈画。

如该书卷六第五十四条，作者写道：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近见某太史洛阳怀古四首，将洛下故事，搜括无遗，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编凑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处。因告之曰：“古人怀古，只指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

袁枚说的这些怀古诗，毛泽东都读过很多遍。毛泽东爱读怀古诗，如李白的《越中怀古》《夜泊牛渚怀古》，苏轼的《赤壁怀古》，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和《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萨都剌的《金陵怀古》等等。

这些怀古诗，毛泽东在 80岁高龄时仍能熟练地背诵出来。毛泽东晚年在练习书法时，常常一边背诵、一边手书这些怀古诗。可能是因为毛泽东爱读怀古诗，并且对怀古诗有所研究，因此，他在阅读袁枚的这些关于怀古诗的评论时显得尤有兴趣。

毛泽东在阅读中对关于编选诗集的议论都加了密密的圈点。

如该书卷十四第二条这样说道：“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其借此射利通声气者，无论矣。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观之，方可定去取；倘捃摭一二，并非其人应选之诗，管窥蠡测：一病也。三百篇中，贞淫正变，无所不包；今就一人见解之小，而欲该群才之大，于各家门户源流，并未探讨，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分唐界宋，抱杜尊韩，附会大家门面，面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动称纲常名教，箴刺褒讥，以为非有关系者不录；不知赠芍采兰，有何关系？而圣人不删。宋儒责蔡文姬不应登列女传；然则十七史列传，尽皆龙逢、比干乎？学究条规，令人欲呕：四病也。贪选部头之大，以为每省每郡，必选数人，遂至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或其人才力与作者相隔甚远，而妄为改窜；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七病也。”袁枚在这里提出的关于历史上选家编选诗集的七种弊端，很有见地。对此，毛泽东是不是也有同感呢？在这里，笔者还不能断言。但是，笔者知道，毛泽东晚年曾对已经出版的一些诗文选本表示过不满。

1975年，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毛泽东得知当时大学文科不讲古诗词曲赋的课，学生想学也买不到书，他颇有信心地提出了编选诗词曲赋的设想。他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88页。）　后来因为毛泽东一直重病在身，这一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晚年阅读《随园诗话》时对袁枚的这一段话又圈又画，可见他对作者的这些议论是颇感兴趣的。如果毛泽东编选诗词曲赋这部书的愿望能得以实现，笔者想袁枚在这里的议论一定会引起他足够的重视，这“七病”可能就成了他编选诗词曲赋的“七忌”了。

《随园诗话》中引录了一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古人诗词，搜集了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对这些内容，毛泽东阅读时很感兴趣，加了圈画。

如该书卷一第十一条，作者写道：尹文端公总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宁诗人杨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挂误，候补南河，年七十矣。尹知为老名士，所以奖慰之者甚厚。杨喜，自指其鬓，叹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公应声曰：“不然；君独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该书卷十二第五十条还有这样一段话：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语虽俚，恰有意义。刺时文云：“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毛泽东在阅读这一段话时，用红铅笔在“刺时文”三字旁边画了粗粗的着重线。类似上述这样的诗词和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毛泽东都一一用心阅读。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我国的古典诗词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广泛阅读我国历朝历代的诗词曲赋，而且对音韵格律方面的著作和研究也非常关注。

笔者从毛泽东生前的藏书中看到，《诗韵集成》（余照春辑）、《增广诗韵全璧》（冬本斋主人辑）、《声律启蒙》（车万育著）、《佩文诗韵释要》（光绪辛亥年版）、《切韵考》（陈灃撰）、《广韵校本》（周祖谟著）、《说文声类》（严可均撰）等有关音韵、格律方面的著作，一直放在他的案头。

《随园诗话》不是音韵学和研究诗词格律的专著，但这部书中有不少关于音韵学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把它作为学习和研究音韵学的一个读本，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一个独到之处。我们从毛泽东生前阅读过的几种不同版本的《随园诗话》中看到，凡是谈到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几乎一一圈画。

如《随园诗话》卷十二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条，书中是这样写的：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淮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隰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辨，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韵也，而用“芹”字。苏颋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

上述这三条，都是议论音韵的。毛泽东在阅读时或加圈，或加点，或画道道，画得密密麻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学习音韵学的兴趣。

楹联，也叫对联、对子，它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是我国流传久远而又非常普及的一种诗词形式的演变。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直至晚年，一直对楹联有着浓厚的兴趣。

笔者从毛泽东生前的藏书中看到，有许多关于楹联的书。有各种不同版本的楹联专著，如《天下名胜楹联录》《古今楹联类纂》《楹联录》《二知堂联语》《格言联璧》《楹联丛话》《楹联续话》《巧对录》等。这些专著，有不同刻本的线装本，也有不同版本的平装本。

除这些专著外，还有《楹联墨迹大观》等碑帖和诸多的书法作品。这些有关楹联方面的书籍、碑帖，毛泽东都看过许多遍，多有圈画，有的还写下了批注文字。

毛泽东在读《随园诗话》时，对这部书中谈到的有关对联显得分外注意，阅读一则，圈画一则。如该书卷一第二十四条写到征求戏台的对联：姚念兹集唐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又，张文敏公戏台集宋句云：“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苏州戏馆集曲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俱妙。这些联语，既幽默又贴切。本卷第四十五条还有这样一段：“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又如该书卷十二第四十一条说：沈总宪近思，在都无眷属，项霜泉嘲之，云：“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鲁观察之裕，性粗豪而屋小，署门曰：“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薛征士雪善医而性傲，署门曰：“且喜无人为狗监；不妨唤我作牛医。”

《随园诗话》中类似这样的楹联还有不少，毛泽东在阅读中多有圈画。从各种圈点和勾画的标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阅读这些楹联时，看得仔细，读得认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我想，正是因为《随园诗话》中这些丰富而有趣的内容，使毛泽东兴趣浓厚，晚年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随园诗话》。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空间——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一直存放着数万册图书，《随园诗话》就是其中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书中的一部。《随园诗话》与毛泽东爱读的其他图书一样，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丰富着他晚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徐中远，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