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朱雪平任晓伟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总结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显著特点时指出：
【“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1]】
这深刻阐明了毛泽东注重从政治上建党、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根本内容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刘少奇还把注重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看作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与各种机会主义的、被实践证明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建党思想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毛泽东有关党的建设的话语中，政治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比如，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在阐述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与总任务时就用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2]的提法，把党的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三个重要方面。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重要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解决管党治党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政治信仰建设，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把党建设成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
坚持崇高的政治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毛泽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内容。毛泽东高度重视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信仰建设，始终坚持以崇高的政治信仰引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一）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始终保持党的政治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信念的党，从建党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4]。作为党的建设的奠基者与开拓者，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信仰建设，把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思想动力与价值旨归，强调始终保持党的政治先进性。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指出：
【“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是由于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它的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5]】
1943年，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他深刻总结道，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方向，
【“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6]。】
上述所指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方向，无疑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理想。
在实践层面，共产主义政治理想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政治上先进组织的内生动力。它使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7]，避免在漫长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沦为一个维护宗派、家族利益的狭隘团体。对此，毛泽东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比如，井冈山时期，在对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绿林式农民武装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把“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改造的着力点，
【“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8]。】
民主革命时期，以政治理想建设为核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既是建立在对农民阶级局限性与革命政治愿景深刻差异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也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先进性的历史自觉。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史华慈评论指出的：尽管置身于一个农民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还是真实地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个信仰确实排除了党成为‘一个农民政党’的可能”“在黑暗年代里它无疑保持了党性”[9]。】
（二）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发展党的政治信仰
政党政治信仰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尽管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主义政治理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旗帜与口号，在党内发挥着塑造共识、凝聚力量的政治功效[10]。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以及党员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普遍不足，只有从理论上不断发展党的政治信仰，科学回答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才能真正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毛泽东不仅善于从理论上对革命与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而且注重根据实践需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他指出：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11]】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投身于党的理论研究，完成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论著。他在分析中国历史、社会与阶级特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党，党的最高纲领与最终政治目标“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12]等等。诸如此类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想的理论创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共产主义理想与争取民族解放历史任务的双重统一，廓清了党内关于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模糊认识，对于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加强政治能力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培养选拔干部，以高级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推动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事业，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历来重视从政治高度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培养选拔干部，以高级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着力锻造一支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政治远见、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员具有政治远见是政党政治理想的个体表达。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13]】
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党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14]。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肩负大党使命、体现大党担当，就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5]。同年10月，在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毛泽东重申了要造就一大批“具有政治远见”“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16]而脚踏实地勇敢奋斗的革命先锋分子的目标。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他再次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1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8]。毛泽东在上文所讲的“群众领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党的高级干部。党的高级干部是党的中坚力量。只有高级干部具有政治远见与大局意识，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清醒坚定、远见卓识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以良好的政治领导力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抗战伊始，正值党的队伍大发展时，毛泽东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对党的领袖、党员个体提出“政治远见”的要求，可谓抓住了党的组织建设的“纲”，从政治建设的高度为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培育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9]】
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与运用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毛泽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增强高级干部政治能力的重要路径。从政治建设的角度强化党的理论建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提升干部的政治水平。党员干部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的提高是辩证统一的。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把党员干部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的提高相并列加以强调。他指出：
【“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20]。】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正是着眼于提升干部政治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为党在不同时期自觉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干扰，把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党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也构成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理论教育的出发点，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重大命题。
二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运用中增强党性修养。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21]】
这一论述精辟指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毛泽东历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抽象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指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2]】
毛泽东着眼于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自然不是以熟悉乃至精通马克思主义文本为目的，而是要切实提高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汲取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造成革命事业屡遭重挫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把党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即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作为考察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
【“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3]】
同月，《共产党人》杂志刊发了《怎样在理论学习中考察党性》一文，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上述认识。该文指出，党员在理论学习上的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对于马列主义原则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及其对于它的坚定性与忠实性”“其次，就是在理解马列主义原则，和运用这些原则的实际性与灵活性”[24]。】
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党员的党性，不仅在实践中强化了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自觉遵循，而且在理论上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内涵。对于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着重要作用。
（三）以政治标准为干部选拔任用第一标准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与本质属性。无论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把政治标准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首要标准。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土地革命后期党内在干部使用上的宗派主义现象，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25]，指出这是一条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将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概括为“政治”和“能力”两方面，指出这二者缺一不可，而“以政治为主”[26]。在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中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突出强调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作风等政治素养，反映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对党的政治建设形成的新认识和新实践，适应了领导上百万党员的群众性大党建设的客观需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毛泽东以其惯有的前瞻性思维提出：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与此同时，他又强调: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27]】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再次强调处理好“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重要意义，强调要警惕党的干部不关心政治的倾向。他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28]。这一系列论述凸显了执政条件下加强高级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规律。尽管时代的发展不断对党员干部的能力素养提出新的要求，“红”与“专”的具体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毛泽东关于在干部培养中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以德为先的原则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加强政治生活建设，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命题，丰富了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优良政治作风的历史实践
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平台和有力抓手，“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29]。早在1929年12月，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命题[30]。在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对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特别是如何科学处理党内矛盾、维护中央权威进行了不懈探索。
（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治方法化解党内矛盾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品格。毛泽东高度重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化解党内矛盾。他指出：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31]】
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32],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33]。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化解党内矛盾、激发党组织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为党内生活政治化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毛泽东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不仅体现在理论上，也体现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从多个方面强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治性。比如，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对非组织的批评。井冈山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批评、无原则批评等现象，毛泽东强调要通过党内教育使党员懂得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34]，防止党内批评成为党员之间相互攻击的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专门批判了离开党的组织进行“背后”批评的现象，指出这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35]的所谓“批评”，是自由主义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必须予以革除。又比如，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围绕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要重点围绕党员在政治上的错误开展批评，反对避重就轻地把批评聚焦到与政治、组织无关的个人小的缺点方面，倘若如此，“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36]。再比如，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一定的政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防止主观武断的批评，强调“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37]。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新的科学理解和实践，把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价值规范逐渐超出党内关系的范畴，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化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与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强调坚持这六条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38]，体现了党的政治建设对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引领作用。
（二）以强有力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
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必须坚持把维护中央权威摆在首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39]】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始终强调以强有力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抗战初期，针对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多次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宗派主义行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四个服从”确立为全党必须遵守的重要政治纪律，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40]。此外，六届六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强调：
【“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41]】
在着眼于加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等党内最高权力的纪律规范的同时，以政治纪律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确保了维护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抓关键少数”这一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是历史的、具体的。落在实际行动上，就是要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与决议，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8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强调，对于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要责成有关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全部遵守。决不允许“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42]。以此克服党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高级干部必须以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43]。上述表明，针对不同时期党承担的历史任务与面临的风险挑战，毛泽东始终以加强中央权威为目标推进政治纪律建设，以维护中央权威为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为党的事业的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与引领。
四、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无论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实践中,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把政治建设的要求融入党的建设各方面，推动党在政治上不断走向成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的理论内涵，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坚持以政治信仰建设为根本
政治信仰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与魂，对党的政治建设起着固本培元的重要作用。梳理党的文献可以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始终是贯穿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一条红线，是确保党在革命与建设时期沿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向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看，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8900多万党员、450万基层党组织的大党，政治信仰仍然是增强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使党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扰、永葆政治先进性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也表明，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政治信仰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44]】
因此，政治信仰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加强政治信仰建设，要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统一；要突出政治信仰教育在思想教育中的比重，增强思想教育的政治方向，不断赋予党的思想建设新的政治要求。
（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突出抓“关键少数”的政治能力建设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45]】
抓高级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首先要突出政治导向，把好选人用人关。组织建设要坚持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标准；其次要把高级干部的党性锻炼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高级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切实增强维护中央权威、服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自觉性。通过扎实有效的政治历练，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内化为领导干部内在的优秀品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运用好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平台
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更源于对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体系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历史的现实针对性，是通过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强化政治纪律等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载体体现出来、落实下去。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同样需要在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上找准着力点。其中，要重点围绕政治建设的科学内涵加强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作风抵制政治虚无主义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侵蚀，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继续强化政治纪律建设，维护中央权威，在增强党性自觉与严明纪律要求的统一中破解党的政治建设虚化、弱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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