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也是写文章的一生。学习研究毛泽东文风，首要的是学习毛泽东自己动手写文章的一贯作风。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在井冈山八角楼的煤油灯下，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上，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写下了成千上万篇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著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明确记载：“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据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当年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那时延安地区没有电，晚上毛泽东写文章时点着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跳动，眼睛很容易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眼睛，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常常是沾上了一层烟尘。

　　需要时以他人名义写。毛泽东写文章是为了事业，而非个人名利，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经常以他人名义写文章。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就是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名义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毛泽东还经常视形势需要，为新华社或以新华社名义撰写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战争年代为配合重大战役行动所写的及时而有力的军事报道。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的同时，也指导新华社对重大战役的报道。如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消息《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把解放战争和历史典故绝妙结合，反映了我军在胜利进军中势如破竹的气势。1949年1月起，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写的《评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系列评论，像一发发精准炮弹，有力配合了我们党同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此外，毛泽东还经常以发言人、部下名义撰写文章。如1948年3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名义起草《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加强部队教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审批的文电精心改写。毛泽东对经手的文电非常认真，凡有必要都亲自修改，这是对文字负责，更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一是标题改到有吸引力。毛泽东曾多次推敲、一改再改被称为“中国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大部分标题，把一些冗长标题改得生动有力。如将32个字的原标题《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仅9个字，却简明切题。二是论据改到无懈可击。1939年初，国共两党摩擦增多，党中央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蒋介石以至国民党师长、专员等发了许多文电。这些文电基本都是毛泽东字斟句酌、亲自审改。在修改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增加“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源的。三是核心要点改到具体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改写的这3句话，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写文章要以群众愿意看为根本

　　文章要自己写，但不能自说自话，要时刻以群众为中心。毛泽东的文章，讲的都是大道理，群众之所以愿意看，是因为看得懂、看得到实际利益和现实希望。

　　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懂文章的道理，是检验文章实际效果的最终标准。一要多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毛泽东善于与群众说话，听众不同，说话方式也因人而异。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时，毛泽东特别重视用农民接受的语言，如讲打倒帝国主义时，说“打倒洋财东”，农民一听就懂。在跟地方交流时多用本地土话。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撰写《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与少数民族交流时多讲民族语言。1959年5月7日，毛泽东会见来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人时说：“过去同薪巴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这里的“薪巴”，就是藏语中“农民”的意思。二是多打群众熟悉的比喻。毛泽东经常用人的身体、生理现象、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等来打比方。例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等，用群众熟悉的说法解释了群众不熟悉的问题。

　　让群众看到实际利益。文章只有符合群众的实际利益，群众才愿意看。一是站在群众立场上想事。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还积极领导土地革命。他调查后了解到，地主豪绅以50%以上的租利残酷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基于此，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县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让边界群众得到了实在利益。二是写群众最关心的事。1932年3月，毛泽东指示红军总政治部，“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三是口号紧贴群众眼前利益。比如“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这些口号紧贴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热烈拥护。

　　让群众看到现实希望。毛泽东的文章群众愿意看，还因为群众能从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一是化大目标为具体办法给人希望。毛泽东总能把大目标与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小办法结合起来。如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论断，把做好宣传工作和武装斗争具体化为拿传单和枪弹，让群众看到胜利的希望。二是用实践过的证据说理。1928年12月的《土地法》，后来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段按语：“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就是在用实践过的事实讲道理。三是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耳目一新，许多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接见来访人士，以了解社会情况、宣传党的主张。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后，曾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8次，最长时通宵达旦。谈到不同看法时，梁漱溟半个世纪后回忆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毛泽东不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的话风，让群众更容易接受。

　　毛泽东写文章不发空论，总是在落笔之前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形成了毛泽东文风的又一个鲜明特点：重在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所做的大量调查，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调查中，有很著名的寻乌调查。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接连召开了10多天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有部分中级干部和基层干部，1个穷秀才，1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1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从调查会的人数和天数判断，毛泽东平均听每个人说了近1天的话。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了《寻乌调查》，内容包括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共5章39节，8万多字。寻乌调查的结果为确定土地分配中用“抽肥补瘦”办法限制富农的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寻乌调查时指出，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1930年5月，毛泽东总结自己多年调查研究活动后完成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中提到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科学论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信条。一年后，毛泽东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一贯倡导搞调查，先调查后决策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例如，《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改造我们的学习》指出，“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在1948年4月8日所写《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强调关于占领城市后的政策时指出，“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等，都极具启发意义。

搞调查“要亲身出马”

　　掌握具体情况离不开亲自调查，这是毛泽东搞调查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亲自调查研究的机会，甚至包括吃饭、读书、散步等零碎的时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讲到调查的技术时指出，搞调查“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是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堪称个人进行调查的典范。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以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进行寻乌调查的，他称这些被调查的人，包括中下级干部、穷秀才、破了产的商会会长等，都是他可敬爱的先生。二是要亲自写调查提纲。拟好调查提纲是搞好调查的关键环节，毛泽东经常亲自写调查提纲。例如，以写信形式为工作人员拟定调查提纲。1959年4月7日写给汪锋的信，包括了当时涉及藏族情况的13个需要了解的问题，实际就是一个调查提纲。1955年12月21日所写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则是毛泽东以中央通知的形式为全国各地拟定的调查提纲。1959年，中央准备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开列讨论题目并反复修改。三是自己做调查记录并亲自整理。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自己做记录，他指出，“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整理调查记录的过程也是思想升华的过程。1930年10月，毛泽东在赣南兴国县做了调查，他在1931年1月26日所写的《〈兴国调查〉前言》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四是要注意日常实践中的调查。在工作生活实践中注重调查研究是调查“要亲身出马”的更高境界。毛泽东之所以在为革命事业撰写文章时有话要说、有话可说、有话必说，正是因为他在大量的实践中发现了全局性、深层次的问题。

“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

　　真正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情况，必须要突出重点，选准典型，深入调查，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这是毛泽东搞调查的突出特点。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通过开调查会、登门拜访、直接观察等调查方法，毛泽东对寻乌进行了细致地剖析，深入地了解了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情况，积累了研究城镇问题的相关经验。关于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他还指出，“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毛泽东始终坚持重要的工作要深入调查、长期调查，从不含糊。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重要问题长期关注、深入研究，这是把问题研究透彻进而解决好问题的关键。

　　调查地点的正确选择，是一切调查成功的基础。开展深入调查一定要选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点或案例，以保证调研结果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更为普遍的适用性。毛泽东调查地点的选择有着鲜明特点。一是多选择有过实践经验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丰富，毛泽东选择湖南作为农民运动考察地点，在进行深入调查后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是多选择几省或几县交界处。毛泽东选择寻乌做大规模的调查，是因为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同与之相邻的几个地方甚至更大地区具有相似性。三是多选择陌生领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困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这篇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正是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工作汇报后的直接成果，是毛泽东在相对陌生的领域开展调查研究以解决问题的典范。

　　毛泽东写文章，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写文章不拘一格，一切从实际出发，总能体现出自己的鲜明特点。

　　坚信马列而不教条。毛泽东坚持马列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挂在嘴上、装门面，因而能做到坚信而不教条。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外国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把外国经验神圣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探索过程集中反映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毛泽东系统地阐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观点，最早主要体现在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于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本本主义”。

　　服从上级而不盲从。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服从而不盲从上级”。首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1925年11月21日，组织上要求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时，毛泽东明确回答：“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毛泽东却没有因为李大钊是自己十分敬佩的人而改变态度。其次，毛泽东给上级写报告汇报工作，同时也指出上级存在的问题。这既是毛泽东的文风，也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毛泽东的文风中“批评”的特色比较明显。一是批评关键性错误一针见血。1937年10月23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一团在山西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二百余骑兵的袭击，伤亡30余人。25日，毛泽东立即以个人名义给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各级负责同志发电报，从全局的高度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电报中指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电报文字不长，但切中要害，准确及时。二是批评经常性错误和风细雨。毛泽东在批评轻视中心工作任务的人和事时，注意运用生活细节来说明问题，往往效果更好。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号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说，“有的女同志不愿意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三是批评自己的错误讲具体事例。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对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持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

要解决问题

　　毛泽东写文章不发空论，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

　　在关键时刻发表。一是在紧急时刻。比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在我党紧急召开的汉口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二是在转折关头。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教育全党准备对付内战。接着，毛泽东又在8月份，连续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等文章，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告，蒋介石挑动内战，中国人民准备应对内战。这些文章，在革命形势重要的转折关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回答关键性问题。一是回答方向性的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一点是革命文艺要为革命服务，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围绕革命这个中心展开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回答全局性的问题。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到党的基本策略任务问题，只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三是回答事关全局中的具体细节问题。毛泽东用文电指导战争，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操作方法。他认为，战略性质的细节与其它细节不同，是不能出差错的。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即将开始，双方商定在开城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件大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谈判的指导上，对“清除谈判地区的地雷”“空军不进驻朝鲜机场”和“发言稿不能引起对方一句无谓的批评”等细节进行缜密思考，确保不影响、不干扰大局。四是及时指出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毛泽东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比如，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提出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做到“两个务必”。

　　指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阵地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为我军的壮大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3月，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抗日以及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军委指导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八路军各师及晋察冀军区：“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在朝鲜战争紧急时刻，毛泽东在国内进行紧急准备的同时，鼓励兄弟国家的人民，“立即北撤军队，撤不了的就地打游击”，这样的具体办法，能让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们镇静下来，并增长勇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