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和主要贡献

陈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如何将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并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全会闭幕10 天后，在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失败退回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469 页。)实践证明，在执掌全国政权这场大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考验，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以往学术界对这段历史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研究得比较多，而从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管理的角度关注得则比较少。尽管毛泽东当年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但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内容却十分丰富，从适应当时形势任务的发展，将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到针对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再到把加强民生建设作为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的治本之策，并最后落脚到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一路走来，既十分不易，也成效卓著，为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这一时期对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对此作一点初步梳理。

一、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古今中外，无论任何国家，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形式的社会管理，把社会成员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起来。对于有着4.5 亿人口、又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社会变革的新中国来说，如何把整个社会更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首先，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继续与盘踞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上百万国民党军队以及散落各地的大量国民党土匪和潜伏特务进行激烈的军事斗争，还是收拾长期战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解决工厂开工和工人就业问题，都亟需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稳定下来。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进一步考验着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其次，是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国“一五”计划实施不久，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很快反映出来。如何尽快把数量众多但分散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再次，是应对严峻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国内事情办好，才能更好地应对外来压力和威胁。

最后，是应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迫切需要。当时，无论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还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其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都前所未有。而且在实践中，随着过渡时间不断压缩，步伐不断加快，这种转型更加急促剧烈。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对我们党提出了严峻挑战。

列宁曾深刻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列宁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09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靠着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的支持，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 800万军队。面对新中国异常严峻复杂的形势和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作为我们党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将全国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参见毛泽东起草的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人民日报》1949年 10月1日。）为此，党和政府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

一是，通过组织生产合作社，将广大农民群众逐步组织起来。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把当时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看作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项根本举措。（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32页。） 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批语和修改，1951年 12月 1日、2日。）之所以当时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问题看得这么重，固然有适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的因素，但也与我们党所追求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无关系。毛泽东曾设想：如何逐步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参见谭震林：《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年 8月 11日。）1958年在山东视察时，他更直截了当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参见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的消息报道稿，《人民日报》1958年 8月 13日。）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一种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生产组织，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

二是，通过建立单位体制，把“社会人”变为“单位人”，将城市居民逐步组织起来。与农村将所有成员逐步纳入合作社特别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相对应，在城市，党和政府也通过各种办法，很快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将就业年龄人群基本纳入各种各样的单位体制之内。（参见马文瑞：《为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和改善职工生活而奋斗的十年》，《人民日报》1959年 9月 25日。）这种主要由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体制，使社会结构变得相对比较简单，也便于管理。它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在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通过建立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逐步组织起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部就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初衷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为适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1958年 1月 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1次会议又正式通过《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大了为经济建设、特别是为工业化建设服务的分量。

四是，通过各级政权建设，将广大人民群众逐步组织起来。我国区域辽阔，人口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当时又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重要时期，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特别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国防建设，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作用，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权建设作支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社会的组织管理必须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 1954年 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被讥为“一盘散沙”的面貌，大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我们国家大，人口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又十分悬殊，在组织大家齐步向前走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经济改组以及战争对工商业带来的破坏，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对我们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4页。）一时间，各方面社会关系趋于紧张。

尤其是到 20世纪 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发展的步子加快，各种社会矛盾更是一下子多了起来。据 1957年 3月 25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透露：“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54页。）许多农村地区发生了闹缺粮、闹退社等风波。（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08页。）一些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时间，国内局势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 1月 18日。)

各种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现，反映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对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些党员、干部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反应也比较激烈，甚至简单地以为，凡是聚众闹事的，都是敌我矛盾，都要按照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持这类看法的人，在当时并不在少数。其背后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复杂的现实原因。其一，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矛盾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找不到现成答案。这就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并直接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其二，由于我们过去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不长，没有多少经验，当遇到矛盾问题，尤其是类似于罢工、罢课、请愿等“闹事”现象时，一些党员、干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过去的思维和办法。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匈事件以及随之出现的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风潮，更进一步加剧和助长了这种思维定势。其三，苏联模式对我们也不无影响。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在苏联肃反扩大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后来我们党对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有了察觉，并由此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从分析当时日趋增多的各种矛盾现象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方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其重要突破在于，一是在肯定我们国家是空前统一的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是存在矛盾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二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三是明确指出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一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采取的是专政的办法；一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采取的是民主的办法。(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04—206页。）毛泽东特别强调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一定要采取整风的办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 11月 15日。）四是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得当，也可能由非对抗转变为对抗。（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11页。）

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好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处理矛盾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能有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不是照搬教条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对其中的利益因素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82页。）过去，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清楚

地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们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情况跟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但能否妥善处理好相关利益问题，依然是一个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各地发展又不平衡，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难免会产生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这是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

对此，毛泽东有着十分真切的感受。在他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不少源于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比如，关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瞒产私分问题，毛泽东后来就深有感慨地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22页。）这件事情促使毛泽东思考，农民群众的利益不能损害，不能搞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但深刻指出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还找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其中，毛泽东尤为推崇我们党延安时期就采取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并强调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战略方针。（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86—187页。）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27—228页。）他认为，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87页。）

总之，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矛盾，并将其分成两类不同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就当时而言，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可以说抓住了社会管理的牛鼻子，抓住了社会稳定的关键。

三、把社会管理和民生建设结合起来进行

在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把发展、特别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要通过这项中心任务，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这是我们能否在城市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28页。）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在新中国建设中，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思路。

在实践中，我们党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切实保障民生。具体措施包括，着力恢复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好处；放宽限制，给手工业者以出路；合理调整工商业和税收，使民族资本家有利可图，不至于关门歇业，等等。通过这些重要举措，当时一度紧张的社会关系很快得到了调整，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到 20世纪 50年代末，毛泽东在总结“左”的经验教训时，首先肯定了陈云关于“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提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8页。）。毛泽东之所以把民生问题放到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在城市里站住脚，社会是否安定等战略高度来强调，无疑是基于对社会管理与民生建设二者关系的深刻认识。这也正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一手抓社会管理，一手抓老百姓衣食住用行等民生建设的原因所在。具体来说，当时的民生建设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尽管当时面临许多困难，但党和政府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包括为了将旧有人员全部接收下来，采取了“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512页。）等特殊办法。这样做，尽管使本来已十分困难的财政进一步增加负担，但让新生的人民政权政治上得分不少，社会和人心一下子稳定了下来。

积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一方面，改革旧有学校教育，积极加快发展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采取一些特殊做法，包括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扫盲运动等等，着重解决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问题。

在收入分配方面，结束了旧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措施包括，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在农村合作社中实行评工记分，等等。尽管有些做法后来逐步流于“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但千百年来第一次建立起与公有制相契合的按劳分配制度，成为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的一个重要体现，其意义不容低估。

开始了社会保障方面的积极探索。 1951年 2月，政务院第 73次政务会议通过《劳动保险条例》，对劳动保险金的征集与保管，对因工负伤、残废待遇，对工人与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时待遇，对养老待遇、医疗待遇、生育待遇等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两年后，政务院又对条例进行了若干重要修改，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提高劳动保险待遇标准。这为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为标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开始起步，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

特别是在医疗保障方面，不仅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还开创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医疗模式。在最鼎盛的时候，全国有 90%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通过这种互助互济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群众看病吃药问题，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认为它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由于有扎实的民生建设作基础，这一时期各项社会管理探索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在继续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镇压反革命、大力整顿社会秩序的同时，还开展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具体包括：对企业管理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旧企业的封建把头制度；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取缔旧社会遗留的黄赌毒等各种丑恶现象，等等。通过这些举措，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为之一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秩序、新风尚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初显成效。

总之，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尽管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限，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但老百姓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共产党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的。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外有强敌威胁，内有种种困难，包括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但民心是齐的，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整个社会也是稳定和可控有序的。

四、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

在新中国社会管理探索中，我们党很快发现，无论是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最终都要落脚到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而我们许多工作上的失误，包括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不少都源于我们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工作方法出了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把罢工、罢课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我们一些干部犯了官僚主义，是由于这些人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而是骂群众、压群众，以至引起群众的不满。（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 11月 15日。）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管理中要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反复指出，在执政条件下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整顿和改进我们的作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47页。）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突出强调群众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位置呢？

其一，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它在化解社会矛盾、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毛泽东曾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土地和种子的关系。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经济发展会失去支撑和动力，社会稳定也会失去基础。

其二，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发生乃至激化，究其根本大多在于没有坚持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有的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侵犯群众利益，等等。这是当时集中出现类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退社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群众工作本来就与社会管理有着十分直接密切的关系。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工作。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离开人民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在社会管理探索中，突出人的因素，重视做群众工作，无疑契合社会管理的内在规律，把握住了社会管理的真谛。

与此同时，对与群众工作紧密相关的基层工作，毛泽东也同样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村的组织与领导应成为极需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村民就可以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25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既注意中央、省市县一级政权的建设，同时也十分重视基层政权的建设，包括着重抓了作为基层政权重要基础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到 1952年，在开展民主建政运动中，居民委员会开始普遍建立起来，对协助政府组织和教育居民群众，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年探索中创造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内容就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成为新中国社会管理探索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毛泽东曾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16页。）其影响一直至今。

我们党的一大优势，是自上而下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层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占据着基础性的重要位置。不仅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基层去落实，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也需要依靠基层去发现和上传。因此，我们党才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形象比喻，一再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等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在探索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把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抓住了社会管理的根本，为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五、毛泽东对社会管理探索的主要贡献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梳理中可以发现，面对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对社会管理进行了艰辛探索，为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对于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重要贡献之一，立足基本国情，开启了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探索。古往今来，围绕如何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探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西方一些国家在社会管理中，更多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更多强调依靠社区自治组织而不是政府派出机构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人多地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组织自身也很不发达，难以承担起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责。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过程中，有很多自己的独特创造，如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群众工作、基层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无疑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元素，成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管理道路的突出亮点。

重要贡献之二，面对社会的急剧转型，创造性地探索了如何减少社会震荡、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的正确方法。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新旧社会转换常常会引起一些社会震荡甚至激烈震荡。何况我们所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其剧烈程度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世所罕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成功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变，更多采取温和方式、渐进方式，而不是革命方式来推进社会变革，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执政艺术。特别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比较好地维护了各方利益，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比如，当时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时，不仅对民族资本家采取赎买的方式，即便是对官僚资本企业，也是采取首先保持其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不变，先完整接收下来，然后再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些独创性的做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对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震荡都相对比较小。

重要贡献之三，积极探索将社会管理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结合起来进行的正确途径。表面上看，这一时期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拥有独立的发展空间，似乎影响了其自身的发展。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把社会管理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结合起来进行的做法，既符合当时的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也有其独特优势。因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本来就相辅相成，结合起来进行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比如，当时通过军事方面的斗争，政权方面的建设，经济恢复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特别是民生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的稳定有序打下了一个扎实基础；同时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又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重要贡献之四，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为做好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抓手。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充满变革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出现在所难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从分析当时日趋增多的各种矛盾现象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命题。这对推进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要贡献之五，创造性地把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着力点，为社会管理接了地气，为社会稳定有序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赋予党的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这为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尽管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但我们必须牢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都不能忘、不能丢。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事业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才能不断攻坚克难，无往而不胜。

（作者陈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