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腐：“老虎”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张家康

批转东北局报告

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党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便开始纷纷败下阵来。1949年，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

东北局书记高岗最先看出东北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他第一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毛泽东通过阅读高岗的报告，敏锐地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于是，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的电报时指示：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打虎”斗争如毛泽东所期待的，被各级组织提到议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让到会的主要负责人自报公议，定出“打虎”指标，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五千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即大老虎，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贪污分子。“三反”运动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尤为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