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著名美国华裔经济学者、金融实业家，“美元霸权”术语提出人。1938年出生在香港，就读哈佛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潜心研读，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又任纽约著名的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实业家。著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国出路：全球债务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漫长历史始于94年前，即1919年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和其它12所高校的5000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场政治示威游行，此次示威游行引燃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者反对军阀袁世凯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订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表达对中国政府耻辱的外交失败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公正对待的不满，并最后上升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具有政治里程碑意义，它巩固了国家的集体意识即西方民主与其推翻的西方君主制一样都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这种国家集体意识致使中国从信奉西方民主的道路转向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革命，以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26岁，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助理。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埋头阅读了大量关于英勇的民族独立主义领导人如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等的书籍，这些领导人改变世界的爱国行动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有3英亩地，生活富足。在地里干完活后，毛泽东利用闲暇时间借阅长沙附近新开的公共图书馆里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书籍。毛泽东深受尤其秦始皇(259 BC – 210 BC)的法家政策和水浒传中的主题思想的影响。
在去北平之前，毛泽东曾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在一师，毛泽东深受几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包括伦理学教授杨昌济(1871-1920)。杨昌济当时极力主张毛泽东及其他学生阅读激进杂志《新青年》，该杂志是由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1879-1942)创办的。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前往北京找杨昌济。此时，杨昌济刚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他随即把毛泽东推荐给图书管理员李大钊做助理。李大钊是当时中国马克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后来参加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刚刚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的文章，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列宁(1870-1924)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理论，该理论是基于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的著作和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在19世纪中期观察欧洲的动荡情况得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进一步提出的。
李大钊的文章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传播的热潮。此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替代西方式民主一个选择，西方式民主曾被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但在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国家的行为证明西方式民主是有缺陷的。随后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只适用于欧洲的实际情况，但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认可，成为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更为有效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由反抗帝国主义思想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是形成李大钊国家革命思想的主要因素。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他与曾在日本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的陈独秀共同创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将作为一个拥有世俗党纲的政党组织开始在中国为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一个国家的革命性是一党执政的理论基础，条件是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李大钊是毛泽东的良师益友，对此毛泽东也公开承认自己曾深受李大钊的影响。
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第一版发表于1924年4月，也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7年之后。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若无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达到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么?”答案是：“不，不能够!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罗斯这般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努力”。
社会主义国际化的战略性关键词是“确定胜利”和“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这一“确定胜利”并不是“在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就能实现的，但是 “确定”并不意味着立即，而是意味着在未来，甚至是遥远的未来。共产主义国际化的重点并非在整个世界，也并非在那些欧洲以外的仍然生活在封建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或者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备受压迫的人民，而是那些发展条件已经成熟的“几个先进国的无产阶级”。
列宁和斯大林都表示，想要解放那些受西方帝国统治的殖民地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力量。同时，削弱资本主义核心即工业经济力量，以此结束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从理论上讲，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已解放的产业工人会反过来帮助解放那些经济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压迫的农民。
不幸的是，事实未能支持这样的理论。在发达经济体中并没有发生工人暴动。实际上，在发达经济体，工联主义站到了资方一边，转而成为反共产主义的。这些趋势都表明获得解放不能依靠他人而只能由受压迫者自己去争取。每一个受压迫群体必须通过内化政治意识，为自身的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都未能从西方帝国统治的前工业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农民身上认识到他们具有巨大而富有智慧的革命潜力，直到中国毛泽东的出现才迫使世界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毛泽东相信中国农民身上的革命潜力，并重新划定“无产阶级”的定义，即那些被剥夺财产或者无财产的阶级，这是罗马时代拉丁语的原意，与欧洲用无产阶级代表城市产业工人有所不同。
1917年十月革命列宁发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 。通过这样的口号，少数派布尔什维克赢得了苏维埃的领导权，苏维埃是构成支撑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工人委员会。十月革命不是要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消灭了它是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因为在1917年的封建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由于落后的工业化在俄国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占优势地位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尚处于初始阶段，数量少，不可能在封建农业社会中实行大多数人的普选制。因此少数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革命道路。
在前工业社会，在缺乏占优势地位的工人阶级，自由代议制民主显然是反动的。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出现的意外的开端，形成社会主义世界秩序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这一点被证明是正确的。
列宁主义者如同资产阶级暴力毁灭封建主义一样,要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加快社会主义的到来。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如社会民主党，相信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预测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但是整个演化过程要求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马克思认为向社会主义演变的这个过程发生在世界最为先进的国家，即在西欧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俄国革命表明地缘政治条件为前工业化国家的革命创造了机会。正是在这些前工业化国家中进行的激进革命，才绕开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漫长过程，直接产生社会主义。
在19世纪下半业工业化最为发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人物如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认为德国存在一个庞大工人阶级，所以他们赞成采用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议会斗争的形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限于马克思社会演化论的教条之中，他们认为不需要革命，资本主义会消亡，社会主义自然会产生，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过程。
而在政治光谱中的另一端则是激进革命派，如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前身)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因不满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愤然退出，于1915年成立斯巴达克同盟。斯巴达克同盟随即在德国上演了一场旨在推翻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流产政变。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为缩短阶段性较长的资本主义，革命是必要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时期内向社会主义的演化过程可能会因为工联主义和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注入社会主义元素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停止。这种情况尤其符合前工业化的封建社会，夹带社会主义元素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来抵御任何革命的压力。
激进列宁主义者呼吁西方工业社会中被恐吓欺辱的无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形成全球联盟，他们的政治权利仍然遭到剥夺，并没有出现辩证演变的迹象。而在农业社会中少数无产阶级以激进的列宁主义者在俄国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名义被煽动起来，这对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秩序的统治者而言是极具威胁的。
这一威胁引发西方帝国主义中邪恶反共分子采取措施，防止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堡垒中提前出现社会主义。在发达经济体中，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宣传，使工人置身于这种宣传中，同时通过产业工会主义以及使工人沉迷于资产阶级自由的个人主义，以削弱让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集体主义，使工人阶级转变为反共产主义的力量。
尽管如此，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结构性对抗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这需要解决资本主义高效生产与由资本主义内在创造的财产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经济机能失调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于它创造财富的高效率，而不足之处是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方式决定了财富流往了错误的地方，去往那些最不需要它的地方，即去往富人手中而不是最需要这些财富的穷人手中。此外，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越来越多的资本来源于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福利国家中工人的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