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建所的前20年中生产了16种型号的计算机，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计算机科研、生产队伍，为“两弹一星”工程和宇航计算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2年，首任所长郭书文依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组织全所进行质量整顿，6月插件陆续运到嘉定新址组装。1963年春，J-501计算机整机组装成功，在103机上运行数周的题目，现在一个小时就可完成。

1964年10月16日，J-501机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运算，通过国家鉴定，这一天恰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当日，此时计算机运行和提供算题已有大半年时间。主持鉴定的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告诉科技人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国爆炸一颗原子弹，J-501机为试制原子弹完成大量计算，立了功。”大家欣喜鼓掌，这才知道二机部安排来人计算的目的，5年的日夜辛劳非常值得。

1965年，邓稼先和于敏在这台计算机上工作三个月，完成了氢弹理论计算，获得重大突破，2015年于敏获得2014年国家最高科技奖。

主持J-501机鉴定的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和上海市市委书记、副市长兼市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刘述周两人见到一个艰巨的任务漂亮的完成，十分高兴，在合影时一定要郭书文坐在二人中间，从照片上看得出来，二位领导十分放松，而郭书文却显得有些拘束，毕竟得到两位老领导的夸奖十分不易。

可能因为1957年，主管计算机生产的十局认为计算机和交换机更为接近，决定让生产电话交换机的七三八厂生产电子计算机，当时中国并没有计算机工厂，所以也从电话领域调动干部到计算机科研单位任职，郭书文才来到了华东计算所。

华东计算所J-501机鉴定会合影。（前排左三起）徐家福、姚锡珊、董铁宝、虞浦帆、吴有训、郭书文、刘述周、□□□、王芳荆（右三）。（虞浦帆为J-501机第二任主持人）

左起虞浦帆、吴有训、郭书文、刘述周。

“老八路”新传

—记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郭书文

【人民日报1980.04.03第3版】

我以激动的心情，观看了我国第一台五百万次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领导研制这台现代化大型计算设备的，是一位当年的“老八路”！

他叫郭书文，一九六○年，被委派担任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抗战开始那年，他才十六岁，刚考上初中就卷进了抗日怒涛。建国以来，他一直担任中层行政领导工作，从来没有摸过电子计算机。他是怎样掌握电子计算机这门尖端科学知识的？他能领导好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吗？我打量着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极力想解开心中的疑团。

一

“孩子是看图识字，我是见物识字。”郭书文向我谈起当初向陌生的计算机科学进军的情景。那时，他常常摸着正在研制的计算机，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地向科研人员请教。什么叫门电路？什么叫触发器？磁芯和磁鼓的区别在哪里？这些闻所未闻的枯燥事物，有如摆在一个饥饿孩子面前的香喷喷的点心，对他呈现出无限的诱惑力。在多少个静悄悄的深夜，他系统地钻研作为带领科研队伍的领导干部所必要的书本知识。例如：电子计算机的运算是二进制，不同于通常的十进制。为什么要用二进制？２＝１０，４＝１００，又是怎么回事？为了弄懂这些问题，郭书文花了整整几个月时间，学习“布尔代数”。他还先后读完了《电子计算机原理》、《计算机工程》以及与研制计算机有关的《脉冲技术》、《信息论》、《运筹学》等许多专著。

一本又一本字迹工整的笔记，几乎使我看呆了，这是郭书文探求科学技术知识的见证。笔记本上，有与计算机有关的名词简介；有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世以来，这门科学发展的概况；有国外关于最新型计算机的设计构想；有世界各国科学家关于未来电子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预测与展望，等等。郭书文说：“这些资料很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研制电子计算机的规律，确定研究方向，看准了再上。”

二

一九六○年这个研究所研制的是最原始的每秒三十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一年以后，郭书文对电子计算机这个新事物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粗浅的轮廓。他们决定飞越几个数量级，研制五万次电子管计算机。设计和加工进展都很快。但是，他看到：研制中有许多虚焊；有的元器件未经过老化试验；不少技术关未解决……初步掌握的技术知识使他懂得，这样干下去，可能要以惊人的浪费和失败告终！他同科研人员磋商，发动全所人员花了两年多时间反复进行了检查、返工和测试，一台稳定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终于诞生，在当时创造了国内新水平。

一九六四年，国际上晶体管计算机已经问世好几年了，集成电路计算机也已初露头角。所里决定立即上马搞晶体管的。有些科研人员主张搞十万、二十万次的。这时候，郭书文凭借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开始显示出一个既稳重又有远见的科研组织者的才能。他说：“晶体管比电子管体积小，我赞成搞，可是我们还没有经验，不应马上追求速度。应搞得稳定可靠，使用方便，造价低廉。”他的意见被大家接受了。第一次搞出的一台每秒二万次的晶体管计算机，性能良好。

一九六五年，华东计算所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继续搞速度高些的晶体管计算机呢，还是迎头赶上国外最新技术，搞集成电路的？这个问题如何决策，关系到延缓还是加速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当时，国内还没有一家工厂能生产集成电路，科研人员得花很大精力去研究，万一失败，将会使成千万元付诸东流。只有四十四岁的郭书文，审慎地估量了所里和国内的技术潜力，深入听取科研人员对不同方案进行的反复讨论。最后，他如同战场上一位刚毅无比的将军，在党委会上当机立断：“集成电路要上，搞一百万次的！”

组织这么重大的战役，需要部署好兵力，选派得力的技术指挥人员。郭书文对所里科研人员各自的专长，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十分了解，知道把谁放在什么位置上会发出最大的光和热。他出人意料地选拔只有三十四岁的助理研究员陈仁甫，担任了一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总体设计负责人。他说：陈仁甫有真才实学，学术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善于吸收先进技术。

由陈仁甫带头，全所科研人员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开始攀登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科学的高峰。

可是，这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很快就遭到林彪、“四人帮”掀起的腥风血雨的摧残。郭书文和许多高级科研人员靠边或半靠边了。正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希望，几乎从祖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这台一百万次计算机，经过漫长的八年折腾，直至一九七三年才攻下。

三

一九六九年，周总理给上海科研人员下达了研制五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指示。

可是，当时风雨如磐，华东计算技术所的科研工作横遭摧残，科研人员也遭到严重迫害。郭书文想，要实现周总理的心愿，先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存所里的科研力量。这时，“四人帮”一伙大骂这个所的知识分子是大草包，指责一台计算机发生故障是“没有设计好”。眼看一批科研人员要惨遭毒手了。郭书文心急如焚。面对“四人帮”的诬陷，他挺身而出：“这台机器试验中发生的故障，不是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元器件出的毛病。”因为他懂行，没有人敢出来辩驳。

郭书文这时还没有明确职务，没有实权，但他始终关心着科技人员。谁的处境最艰难，思想最苦闷，他就给谁及时做工作，鼓励科技人员提高生活、战斗下去的勇气。他不顾“四人帮”的压力，同科研人员一起，投入了研制五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战斗。

“如可能，争取更快一些。”周总理对研制五百万次计算机的指示，一直在郭书文的脑海里萦回。可是，“四人帮”的死党马天水公然对抗周总理的指示，诬蔑周总理提出的要求是“好高骛远”，蛮横地以“战线不宜过长”为借口，下令撤销研制指挥部。郭书文、陈仁甫和科研人员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冒着风险，坚持研制。万恶的“四人帮”又使出了毒辣的一招，挪用了这个项目的研究费用，堵塞了元器件的供应来源。郭书文和同志们满腔义愤地说：这分明是在割我们的肉、卡我们的脖子啊！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郭书文重新跃上战马。他领导建立了以陈仁甫为首的技术领导小组，启用科研骨干，亲自听汇报，每天到机房察看和帮助解决研制中的有关问题，并把原来每天两班十六小时改为三班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加快步伐。经过两年多英勇奋战，我国第一台五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终于闯过历史暴风雨的严峻考验问世了。经过去年春天的国家鉴定，运行到现在已近一年，情况一直良好。

二十年来，郭书文专心致志，努力掌握了领导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本领。在他的组织指挥下，这个研究所先后研制了十八种四十二台各种类型电子计算机。这些成果，在完成原子弹、人造卫星、制导系统、天线设计、舰艇设计、海洋地质、地震预报等各方面的计算任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郭书文今年五十九岁。他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待新长征的赤胆忠心，顽强的意志、毅力和奋不顾身的创造精神。人们热切地期望着在新长征的路上，能有更多的同志象郭书文那样！

《人民日报》记者郑伯亚(人民数据库资料)

郭书文，1921年10月15日生于山东昌乐，1937升入山东益都中学，1938年2月赴延安，加入共产党，5月入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后任报务员、领班、台长，1946年1月在北平叶公馆电台报务主任，1949年任北平军管会电信部联络员，邮电部电信总局秘书、局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任上海市内电话局（上海电信研究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60年任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党委书记、所长，1985年11月离休，2010年11月2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