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们不能一边抱怨社会冷漠，自己却看人下菜
刘远航
梁晓声七十岁了，这两天一直在北京国家图书展览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动。他穿着一件运动上衣，头发灰白。对谈结束后，他在读者递来的小说扉页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梁晓声的字迹有些松散，他说，写完《人世间》之后，现在用手写字都有些困难。
《人世间》刚刚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票数在五部得奖作品中位列第一。这部三卷本的小说花了梁晓声五年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万字，时间跨度达五十年，从七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怎么知道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的？
梁晓声：当时北京电视台在我家里采访我，一共去了四个人，和我们的书没有任何关系。那大概是16号，电视台要录制，就在录制的过程中，有人在手机里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肯定是要把手机关掉，必须要把北京电视台的录制进行下去，所以不可能有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激动和愉快。只要书出来，能得到读者的认同，认同度高一些，对我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对获奖没有什么想法。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梁晓声：在写《人世间》第三卷的时候，检查出身体有些毛病，采用的是保守治疗，我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但是有一种极大的困扰就是颈椎病，会变得越来越重。就算是天气再热，我坐出租车，开空调的话，半分钟就觉得说话说不出来，身上发冷。还有就是写字困难，不但不能写在格子里，在这个冷度下，就算写在A4纸上，也很困难，指甲盖儿那么大，一页纸写不了多少字。开空调的话，签售也觉得很难，拿着笔，手不听使唤。
《中国新闻周刊》：那之后还会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梁晓声：会有的，长篇的话会很慎重考虑，客观上再想写这么长很难了，身体不允许。主要还是散文啊，随笔啊，以及读后感。
《中国新闻周刊》：写《人世间》的这五年里，生活节奏是怎样的？
梁晓声：以前写长篇的时候，生活完全颠倒无序，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家里的事，朋友的事，学生的事，尤其在北京，站台的活动又多。上午一件事，下午一件事，一天就过去了。写作等于是忙里偷闲。
《中国新闻周刊》：平时跟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交流？
梁晓声：平时会接触出版社的编辑，合作一直比较愉快。此外就是小区的保安，送水的小哥，还有打扫卫生的家政女工，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我都愿意聊几句，收入啊，还有家庭状况，这样对中国发展进程中劳动者的状况会有一个直接的了解。这不是为了写提案，也不是为了别的，作为一个作家，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楼道里拖地的一个女工，负责二十几层楼的卫生，每天都能看到，她跟你一样，都是一个人，不是机器，说一声辛苦了，拖得真干净，她也会感到一点温暖。你不能帮助人家什么，人家也不会伸手，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暖度，是我们应该给的。我们不能一边抱怨社会关系冷漠，自己却看人下菜，选择性地给温度，而且还是向上给。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和你们那一代人的大环境有什么不同吗？
梁晓声：像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这些中产家庭和底层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实际上承受着社会各层面的多重压力，这种状态，就承受力而言，是强过我们这一代的。当然，两者有所不同。我们年轻的时候下乡，从事很艰苦的劳动，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孩子可能会弱于我们。
我当年在兵团，是有工资的，在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状态下，所有的人待遇一样，我在连队里喂猪的，打扫马棚的，种菜，开拖拉机，或者当小学教师的，另一个人在兵团总司令部当首长秘书，这些差别都落在一点，咱们的工资都一分不多，也一分不少。我们劳动的时候，兵团首长来视察了，前后跟着知青干部，我们想着，有啥牛的呢，都是劳动者，那个时候没有不均，除非是太阳太晒，而他坐在办公室里，有时候他也要参加劳动。
现在的年轻人，进入写字楼，从最低端的工资开始，但是有人跟他年龄一样大，却开着宝马车，穿着西服，用我们的话说，人五人六。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理解文化对个人的意义？
梁晓声：你不能让自己在文化上悲催。我是知青中最受同情的，家里最困难，小学的时候就免费享受救济金，你想想那是什么要求，动不动人家说，“党供你上学”，连买只冰棍吃，都怕同学看到。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跟你聊天，成为朋友，有时你的看法还影响了他们，对你有尊敬，那是因为文化。
下乡之前我就看了很多书，如果没有这个，我想不悲催也不可能。文化可以让我们理性地看待人生价值，看穿那些外在的东西。他再有钱，能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卧室吗？他能把几千亿炒成一盘菜吃进去然后长生不老吗？谁活得长还不一定。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出现了一批东北的年轻作家，主要是辽宁老工业区的工人子弟，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写作？
梁晓声：我没关注到，不了解，但是我想他们写工厂应该写得不错，有现实感，那很好，我乐于看见他们越写越好。我们哈尔滨也有很多下岗的，但是没什么人写这个。这种民间记忆进入文学是宝贵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这个年纪写作，和七八十年代写作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梁晓声：你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情绪和情感要表达，去释放和喷发。当你被当做一个作家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你去证明这个身份的写作状态，证明你的写作是可持续的，越写越好，可以驾驭不同的题材和风格，这样写是社会批判，那样写也有道义的担当。
但是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还能向别人证明什么？证明你那点儿才华吗？有意思吗？当你忘记了才华的时候，才真正开始面对文学，想着能用文学回报社会什么。也挣了一些稿费了，想挣也挣不到了，写作跟稿费无关，跟市场无关，得奖无关，杂念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