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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我们不能一边抱怨社会冷漠,自己却看人下菜

作者:刘远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梁晓声:我们不能一边抱怨社会冷漠,自己却看人下菜

刘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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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七十岁了,这两天一直在北京国家图书展览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动。他穿着一件运动上衣,头发灰白。对谈结束后,他在读者递来的小说扉页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梁晓声的字迹有些松散,他说,写完《人世间》之后,现在用手写字都有些困难。

《人世间》刚刚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票数在五部得奖作品中位列第一。这部三卷本的小说花了梁晓声五年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万字,时间跨度达五十年,从七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怎么知道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的?

梁晓声:当时北京电视台在我家里采访我,一共去了四个人,和我们的书没有任何关系。那大概是16号,电视台要录制,就在录制的过程中,有人在手机里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肯定是要把手机关掉,必须要把北京电视台的录制进行下去,所以不可能有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激动和愉快。只要书出来,能得到读者的认同,认同度高一些,对我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对获奖没有什么想法。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梁晓声:在写《人世间》第三卷的时候,检查出身体有些毛病,采用的是保守治疗,我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但是有一种极大的困扰就是颈椎病,会变得越来越重。就算是天气再热,我坐出租车,开空调的话,半分钟就觉得说话说不出来,身上发冷。还有就是写字困难,不但不能写在格子里,在这个冷度下,就算写在A4纸上,也很困难,指甲盖儿那么大,一页纸写不了多少字。开空调的话,签售也觉得很难,拿着笔,手不听使唤。

《中国新闻周刊》:那之后还会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梁晓声:会有的,长篇的话会很慎重考虑,客观上再想写这么长很难了,身体不允许。主要还是散文啊,随笔啊,以及读后感。

《中国新闻周刊》:写《人世间》的这五年里,生活节奏是怎样的?

梁晓声:以前写长篇的时候,生活完全颠倒无序,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家里的事,朋友的事,学生的事,尤其在北京,站台的活动又多。上午一件事,下午一件事,一天就过去了。写作等于是忙里偷闲。

《中国新闻周刊》:平时跟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交流?

梁晓声:平时会接触出版社的编辑,合作一直比较愉快。此外就是小区的保安,送水的小哥,还有打扫卫生的家政女工,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我都愿意聊几句,收入啊,还有家庭状况,这样对中国发展进程中劳动者的状况会有一个直接的了解。这不是为了写提案,也不是为了别的,作为一个作家,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楼道里拖地的一个女工,负责二十几层楼的卫生,每天都能看到,她跟你一样,都是一个人,不是机器,说一声辛苦了,拖得真干净,她也会感到一点温暖。你不能帮助人家什么,人家也不会伸手,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暖度,是我们应该给的。我们不能一边抱怨社会关系冷漠,自己却看人下菜,选择性地给温度,而且还是向上给。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和你们那一代人的大环境有什么不同吗?

梁晓声:像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这些中产家庭和底层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实际上承受着社会各层面的多重压力,这种状态,就承受力而言,是强过我们这一代的。当然,两者有所不同。我们年轻的时候下乡,从事很艰苦的劳动,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孩子可能会弱于我们。

我当年在兵团,是有工资的,在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状态下,所有的人待遇一样,我在连队里喂猪的,打扫马棚的,种菜,开拖拉机,或者当小学教师的,另一个人在兵团总司令部当首长秘书,这些差别都落在一点,咱们的工资都一分不多,也一分不少。我们劳动的时候,兵团首长来视察了,前后跟着知青干部,我们想着,有啥牛的呢,都是劳动者,那个时候没有不均,除非是太阳太晒,而他坐在办公室里,有时候他也要参加劳动。

现在的年轻人,进入写字楼,从最低端的工资开始,但是有人跟他年龄一样大,却开着宝马车,穿着西服,用我们的话说,人五人六。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理解文化对个人的意义?

梁晓声:你不能让自己在文化上悲催。我是知青中最受同情的,家里最困难,小学的时候就免费享受救济金,你想想那是什么要求,动不动人家说,“党供你上学”,连买只冰棍吃,都怕同学看到。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跟你聊天,成为朋友,有时你的看法还影响了他们,对你有尊敬,那是因为文化。

下乡之前我就看了很多书,如果没有这个,我想不悲催也不可能。文化可以让我们理性地看待人生价值,看穿那些外在的东西。他再有钱,能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卧室吗?他能把几千亿炒成一盘菜吃进去然后长生不老吗?谁活得长还不一定。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出现了一批东北的年轻作家,主要是辽宁老工业区的工人子弟,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写作?

梁晓声:我没关注到,不了解,但是我想他们写工厂应该写得不错,有现实感,那很好,我乐于看见他们越写越好。我们哈尔滨也有很多下岗的,但是没什么人写这个。这种民间记忆进入文学是宝贵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这个年纪写作,和七八十年代写作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梁晓声:你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情绪和情感要表达,去释放和喷发。当你被当做一个作家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你去证明这个身份的写作状态,证明你的写作是可持续的,越写越好,可以驾驭不同的题材和风格,这样写是社会批判,那样写也有道义的担当。

但是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还能向别人证明什么?证明你那点儿才华吗?有意思吗?当你忘记了才华的时候,才真正开始面对文学,想着能用文学回报社会什么。也挣了一些稿费了,想挣也挣不到了,写作跟稿费无关,跟市场无关,得奖无关,杂念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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