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今天是他诞辰107周年。钱学森是一个我热爱和我有渊源并点亮过我灵魂的人。

　　1914年，钱学森3岁，他的父亲钱家治得到了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项任命，举家迁往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宣武门，好亲切的名字啊，我的家，我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地方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我最爱流连的地方)

　　在北京，钱学森接受了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大约在7岁的时候，钱学森进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是男女合校，但从五年级开始，便按照性别分班。女孩子们留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有志继续就读的男孩子则要转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升入高年级并非自动。全北京大约有1600名学生前来参加考试，争夺160个名额。不过钱学森是例外，他由于突出的学习成绩，获得了保送资格。(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也是我的小学母校。我也很怀念，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玩耍，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书包，说以后你要上学了;然后第二天我的爸爸送我进入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在学校中院爸爸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一个学校教务处的老师，那一天桃花盛开。)

　　钱学森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读时，邓颖超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执教，因此钱学森一直称邓颖超老师。我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读时我们的四二班和五二班教室位于红楼二楼左数第二个教室，一直被认为是当年邓颖超工作的教室。这座红楼因为是邓颖超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而一直作为文物遗址修缮保留。我们班班主任张琪老师是北京市优秀教师，我们班是全区和全市优秀示范班，多次在北京市电教馆录制示范课程。最难忘的一次课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我是张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最积极发言的。记得有一次示范课后一个听课老师告诉我他给我掐时间，我的发言足足有四分多钟。其实美国学校重视培养学生个人发言表达意见的能力也不过如此。海外华裔学生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不能说，AP中文失分最多的是说的这部分，所以我在教中文学校时，格外重视学生汉语表达能力。他们都可以做10几分钟的学术报告，其实成人真的学术报告和即席采访发言也不过如此。

　　钱学森的小学时代，是一个业余标本制作家，自己做的乌鸦和麻雀标本足以开个小型展览。夏日来临时，钱学森会捕捉蝴蝶，收集岩石和化石标本。他学钢琴、小提琴、水彩画。他的房间里堆满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我也很怀念我们小学的生物室，那里有各种岩石标本，生物标本。我们有生物角，暑假时，我会主动和老师要求定期来学校照顾这些动物，比如给青蛙换水。我也是学校气象小组成员。我的关于气象观测的科学小论文曾在区里比赛获三等奖。有位作家送我一本他写的《野生的艾尔莎》。

　　我记得三年级的那个暑假开学后，我把我暑假读的各种书和杂志摘录笔记几大本拿给张琪老师，她大大地在班上夸奖了我，还号召其他同学也这样做。孩子是需要被表扬和肯定的，那是我热爱书的开始。今天我在美国能接触到的全部东西方经典著作，基本我在中国中小学时代都读过了。西方教育有我欣赏的地方，不过也没有那么神奇。比如定班制换成走班制，学期制换成选课制，其实也是各有利弊，就是一种朝三暮四，(猴子对早上四颗栗子，晚上三颗栗子不满意了，于是换成早上三颗，晚上四颗，就欢天喜地。)那么多中国人竟甘心做猴。

　　钱学森1923年入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附中，即今天北京师大附中。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旧址在九十年代归于师大附中，新址搬入对面的原宣武区教育局。(那也是钱学森父亲当年工作过的教育部么?我小学时跑过很多次宣武区教育局，也有教育局的老师来采访过我，记得有一次是谈我喜欢的书，我讲我最近刚读过一本哲学书，我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是“人永远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

　　我很遗憾初中和高中我都和师大附中失之交臂，但也许是命运的指引让我和其他伟大的灵魂相遇-北京第十四中学位于张之洞祠堂，由中国最后的状元刘春霖创办。1987年我获得北京市青少年语言文字知识竞赛一等奖，我的总成绩排名可以确认在宣武区是第一的，也许从那时起，我就更愿意以我个人的努力和价值去荣耀我所爱的，而不是依靠强大的背景去抬高我自己。也就是在那一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召开，李鹏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选定要把对外汉语教育作为我终身的事业和理想，1988年我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对外汉语专业。1993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入选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会报中，我作为最年轻代表，和当时年纪最大的代表周有光先生名字列在一起。

　　钱学森1914年至1929年生活在北京，恰恰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钱学森的父亲任职于北洋政府，钱学森在北洋政府时代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也是北洋政府时期考取庚子奖学金出国的，因此我更认为钱学森支持北洋政府，如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理所当然。

　　关于钱学森为什么选择1950年8月回国的问题。首先，1949年8月美国政府曾发布一篇《中美关系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代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失望，表明美国对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失败不负责任，而将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也将不再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援助。那时候，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了，中共将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历经近代百年战乱，终于再次迎来了和平统一，中国人民都热切渴望走出战乱，和平发展经济建设。这时，大批华人回国是抱着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如我另一位熟识尊重的周有光先生，当时在纽约银行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就抱着新中国建设需要经济学知识的目的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回国投身于祖国建设。而钱学森研究的是原子弹技术，如果中美和平，钱学森的专业回国并不一定有什么用场，所以钱在1949年选择留在美国也是合理的。

　　但卑鄙的蒋介石政府却为了割据台湾，由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冈村宁次等策划，勾结美国的败类军人麦克阿瑟和陈纳德，在1950年6月把美国军舰引入台湾海峡。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支持了台湾割据，再次把美国与蒋介石捆绑在一起反华反共，也打断了中国人民建国后马上投入和平经济建设的梦想，于是才有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等100多名留美学者毅然登上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回归祖国大陆。

　　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钱学森本人被指为“间谍”，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押，钱学森在美被扣留到1955年。而当轮船驶到日本横滨时，另一个著名科学家赵忠尧被冲上船的美军武装人员抓捕，被关进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长达两个月之久，甚至以枪毙为名威胁他去台湾。赵忠尧宁死不屈，坚决地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今天美加扣留孟晚舟何尝不是和当年扣留钱学森、赵忠尧一样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