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用钱学森智慧指引科技创新
薛惠锋
视觉中国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竞争，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交织的较量，也是战略思维、战略决策、战略行动能力的深度角逐。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战略科学家的作用不可或缺。
什么是战略科学家？与战役型科学家、战术型科学家有何不同？就是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形成具有科学内涵的战略思想，并用以指导科技实践并最终实现之。
战略科学家需站得高、看得远、把得准，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在洞悉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
钱学森就是战略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既是专业领域的专才、大师，更是战略领域的通才、统帅，无论是深邃的战略智慧、超前的战略思维、准确的战略预测，还是科学的战略决策、独到的战略管理、厚实的战略修养，都光耀千古、名垂史册。
人们知道，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但人们不熟悉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钱学森在美国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使他蜚声世界。
尤为重要的是，1945年，钱学森学作为美国国防部34人科学咨询团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唯一的非美国裔成员，执笔撰写了《迈向新高度》报告13卷中的7卷以及大部分的技术附录。此报告勾画了美国火箭、导弹、飞机未来50年的发展蓝图，被誉为“奠定美国在军事领域绝对领先地位的基础理论之作”。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专门致信钱学森，对其杰出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扬。
后来，曾准确预测抗美援朝、苏联解体的顶级智库兰德公司(RAND)，即肇始于钱学森所在的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可以说，钱学森不仅是美国导弹和航天飞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现代智库的创始人之一。
在他面前，我们常常高山仰止，感觉自己很渺小。直到今天，“钱学森之问”仍拷问着我们，让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出现第二个像钱学森一样的大师”。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没有战役科学家、战术科学家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但更需要战略科学家。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党和人民的期盼。
纵观钱学森的一生，之所以能够担起常人无法担当的重任，达到常人难以逾越的“战略科学家”的大师高度，关键在于坚持了“超、力、势、信、平”这五个字，即：难关当前，敢于“超前、超越、超常”；重任在肩，具备“眼力、魄力、定力”；关键转折，善于“造势、借势、顺势”；遭遇低谷，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面对名利，保持“平和、平静、平淡”。
难关当前，敢于“超前、超越、超常”
钱学森勇于超前的意识，使其能够带领队伍变中求新、新中突破。
钱学森回顾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经历时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里的创新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钱学森与导师提出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并在这个领域中领先了几十年，一直到战后计算机大量应用之前，都是超音速飞机设计的基本指导理论。
1941年，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一道，成功研制了火箭助推重型轰炸机起飞的装置，第一个促进了火箭喷气推进技术在航空领域应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他作了《火箭作为高速运载工具的前景》报告，第一个提出“火箭客机”的概念，在美国取得空前轰动效应，为世界上首个航天飞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第一个提出了“物理力学”，主导完成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这一全新的学科促进了量子力学、应用力学、原子力学的发展。
正是钱学森尊崇权威而不迷信权威、视野超前而手段超常的创新精神，才造就了他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和跨越。
钱学森敢于超越的胆识，使其能够引领航天弯道超车、跨越前行。
上世纪50年代，面对新中国先发展航空还是先发展导弹的战略抉择，钱学森没有亦步亦趋走别的国家的老路，而是建议国家，走跨越式的道路，优先发展代价较小但威慑力量更强的导弹。
当时，高层对于优先发展飞机还是优先发展导弹，有过长时间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优先发展飞机，掌握制空权，是当务之急，朝鲜战争就是教训。
而钱学森认为，飞机的难点在材料，材料的问题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我国，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飞机要上人，对可靠性、安全性都要求很高，还要涉及复杂的飞行员训练，从尽快掌握“杀手锏”的战略目标分析，应当发展导弹。
钱学森的观点，很快被高层所接受，作为我国发展尖端技术的基本战略长期坚持下来，为我国短期内掌握维系战略平衡的国之重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重任在肩，锤炼“眼力、魄力、定力”
钱学森以高人一筹、先人一步的独到眼力，做中国航天不断胜利的“主心骨”。
回顾中国航天的重大决策，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到八年四弹规划，无不凝结着他高人一筹的智慧，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烙印。
即便到了1989年，他已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国家仍然就载人航天方案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多数专家认为“航天飞机方案”优于“飞船方案”，理由是载人飞船在技术上已经落后，而飞机方案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钱学森虽然已很少介入国家工作，但他写下了“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这掷地有声的10个字。
钱学森认为，从国家承受能力、安全系数、实现时间、政治影响等多方面权衡考虑，飞船方案是最稳妥，也是能够取得最大效益的方案，即“用简单的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
钱学森的意见，使得关于“航天飞机”和“飞船”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终于有了定论。他再一次为航天事业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案，起到了扭转乾坤、把控航向的作用。
钱学森慧眼识才、善用英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航天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尤其特别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
在1964年“东风-2A”导弹即将发射时，一个年轻人提出了与大多数专家截然相反的技术方案，但遭到众人反对。
唯有钱学森在仔细倾听和思考他的意见后，指示“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东风-2A号”因此而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在钱学森的推荐下，担当载人航天工程重任的王永志。
钱学森已将他早年的报国之志、壮年的实践之道、毕生的理论之光，融入到中国航天发展的血脉，是当之无愧的“主心骨”。
钱学森以勇于担当、敢于担责的强大魄力，做中国航天不断胜利的“顶梁柱”。
中国航天创业之艰难，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科技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面对缺钱、缺人、缺技术的困境，甚至在没有第二个人搞过导弹的条件下，他从零开始，从培养基础人才开始，受命组建了中科院力学所、清华大学力学班，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担任国防部五院首任院长，始终肩负着常人难以承担、不敢承担的使命，坚定信心、义无反顾地干下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着眼载人航天的长远需要，毅然反对撤销航天507所，并极为罕见地拍了桌子，旗帜鲜明地表态：507所不能撤！29基地也不能撤！正是因为他超乎常人的魄力和担当，才为载人航天的接续发展保留了不灭的火种。
钱学森以不畏艰险、不怕失败的从容定力，做中国航天不断胜利的“压舱石”。
“东风二号”导弹是中国航天队伍自主研制的“头生子”。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但结果却是中国导弹发射的第一次失败。在巨大的压力下，钱学森毫不气馁、沉着冷静，带头查找问题、总结教训，不仅找到了正确的技术途径，在千锤百炼之后，终于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
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东风二号”的失败教训，初步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体系，包括沿用至今的一个总体部、两条指挥线、科学技术委员制等。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航天人以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定力，造就了中国航天腾飞的历史性拐点。
关键转折，善于“造势、借势、顺势”
钱学森的一生，面对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作出了五次顺应潮流、合乎时势的重大选择，因而干成了许多别人没有干成的大事。
第一次，内忧外患激发铁道之志，他早年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影响，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第二次，民族安危坚定航空救国。他目睹日军飞机肆虐，期望能制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因而改学航空工程，考取了庚款留学生航空工程专业。
第三次，理论突破助力二战胜利。他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很快就成为航空理论的杰出科学家，以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为二战胜利以至美国未来50年航空航天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
第四次，奠基航天打造国之重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钱学森历尽艰险回到祖国，并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了大型科研工程建设，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任务。
第五次，重回书桌铸就学术丰碑。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他，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钱学森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完成了一个科学家到思想家的转变。
遭遇低谷，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钱学森的坚定信仰，体现在面对强权迫害忠贞不屈、面临人生绝境从容淡定。
20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美国工作期间，参与了大量美军的秘密计划，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麦卡锡”主义盛行，掀起了清除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的运动。钱学森仅仅因为十几年前有一位同事是共产党员，就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查，他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也收到了禁止他参与任何军方机密计划的公函。
面对无端怀疑、无礼歧视，钱学森给予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坚决拒绝揭发无辜的同事，并愤然决定从此不再为美国工作，回到自己的祖国。
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认为钱学森是全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在得悉钱学森回国的心志后，立即打电话告知美国司法部：“决不能放走钱，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美国海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非法扣留了钱学森托运回国的全部行李。非法软禁、毫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接踵而至，令钱学森在短短的14天内体重减轻了13.5公斤，甚至短暂性失语，无法说话。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会，钱学森从未屈服。
在被软禁期间，钱学森以惊人的毅力和超然的心态，把全部精力放到物理力学、工程控制论两个艰深领域的研究中，创下了连续4个月每月完成一篇论文的记录，取得了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作用的成就。
负责审讯他的检察官审问他：“你认为应该为谁效忠？”
钱学森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美国人的迫害和拘禁都没能动摇钱学森回国的意志，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只好同意放行。
在被迫害的5年期间，钱学森从来没有为了所谓的“自由”放弃做人的尊严，从来没有动摇“铁了心回国”的决心，展现了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铮铮铁骨。
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是钱学森一生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在回国途中，钱学森对美国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91年，在国家最高领导亲自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证书的会议上，他动情地说：“刚才各位领导讲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我本人只是沧海一栗，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如江泽民同志对钱学森所作的高度评价：“当年钱老冲破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有些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这是妄自菲薄。我们学习钱学森同志，不光要在学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质方面。”
面对名利，保持“平和、平静、平淡”
钱学森始终保持平和之心，不恋位置。1957年，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但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主动提出辞职；3年后，周恩来总理又代表国务院任命他为该研究院副院长。
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他专注于研究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86年，钱学森当选科协主席，是在方毅、杨尚昆、邓颖超等人出面找他的情况下，才勉强干了一届。正如钱老自己所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钱学森始终保持平静之气，不图名利。对于别人称自己为“导弹之父”，他说：“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人大力协同才搞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所以‘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不能用。”
钱学森特别不喜欢对自己进行宣传，尤其是拍电影电视、出版个人传记，他生前一律禁止。他对别人说：“我还没有死，不宜登这类回忆性文字。所以我劝您把文稿收起来，存档，不发表。”
钱学森对自己所完成工作的态度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宋平同志曾经评价说，钱老这样说绝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属于20世纪；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钱学森属于21世纪”。如果说，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胸怀的是“中国人站起来”的民族自尊心。那么今天，我们和下一代身上，激荡的更多是“敢超跨越、引领世界”的民族自信心。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让我们不忘初心、坚定信心，运用钱学森的智慧和精神，迎接战略科学家辈出的时代，照亮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二研究院，简称十二院)是由中央批准，于2016年4月24日(我国首个航天日)在原航天710所、707所等5家正局级单位的基础上重组成立的。
中央编办为十二院确立了“建设钱学森智库；支撑航天、服务国家；成为军民融合产业平台建设抓总单位”三大职能。中央要求十二院：“打造钱学森智库基础设施体系，做智库的智库。”
十二院在建设钱学森智库的同时，依托西安交通大学、青岛高新区建设了钱学森学院、钱学森创新研究院，依托陕西、山东、浙江、安徽等多地中、小学建设了钱学森班，在传承践行钱学森教育和创新思想上走在了前列。
当前，我国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中小学教育，面临着难以为高等教育培养输送杰出创新型人才的困境。要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创新的土壤——基础教育上找根源。
钱学森列举了影响他一生的17位大师，其中7位都是中学老师，他把中学阶段称为“人生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足以看到基础教育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还是以应试升学率为重点，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的教育抓的不够，缺乏全才、通才、创新型人才、大师级人才成长的空气和土壤，可以产生跟踪型的“专家”，但难以培育创造型的“大师”。
十二院运用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正在陕西西安高新区建设全国首个“钱学森学校”，力争打造“幼、小、初、高”一体的创新人才培养教育试验田。
(作者系中国航天十二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