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何止一甲子——“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迎来百岁生日
程开甲，汉族，江苏吴江人，1918 年 8 月出生，1956 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 11 月入伍，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创立了卓越功勋。20 世纪 50 年代，他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条件，握笔从戎、走进大漠，投身于核武器研制试验。面对我国核试验准备初期，理论、技术均是一片空白的不利形势，他带领技术骨干夜以继日研究攻关，拟订原子弹爆炸试验总体方案，研制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仪器设备，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之后的多次核试验中，他精心设计总体方案，亲自组织关键技术攻关，解决了场地选址、方案制定、场区内外安全以及工程施工等理论和技术难题。他还带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培养出 10 位院士和 40 多位将军，取得丰硕科技成果。他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9 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7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获得“八一勋章”的10位英模颁授了勋章和证书。这其中，就有一位99岁高龄的老者，他，是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近照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位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最高层级，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再度以“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英模形象，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褒奖，成为军人最闪亮的坐标。
程开甲在生日当天题下创新、拼博、奉献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升起的蘑菇云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巨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将一枚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八一勋章”，颁授于一位为了那声东方巨响而呕心沥血的杰出代表，他就是程开甲。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以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把汗水和智慧洒在中国西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把创新、拼搏、奉献几个大字镌刻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史册里。
1918 年 8 月 3 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徽商”家庭。受吴文化崇教尚文影响，他的祖父程敬斋的最大愿望就是家里出一个读书做官的。程开甲还没出世，程敬斋就给未来长孙取名“开甲”，意即“登科及第”。
1931 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陈省身、李政道等人都曾经在这里求学。在秀州中学，程开甲接受了 6 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秀州中学图书馆有许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居里夫人、莱布尼茨、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程开甲全部借阅过。他后来回忆说：“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渐渐萌发了长大后也当科学家的理想。从此，我处处以科学家为榜样，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而努力。”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年轻学子心灵的宁静。程开甲和同学们认定，要救国，就得有本领。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称为“东方剑桥”的流亡大学，程开甲接受了竺可桢校长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并遇到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等大师。
大学三年级时，程开甲撰写的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赏识，推荐给英国数学家 Tischmash 教授。这篇论文还被苏联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4 年 10 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江大学，带来了程开甲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当时，程开甲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 205 个质子质量的介子》，提出存在一种新介子，并计算出新介子的质量为 205 个质子的质量。王淦昌将这篇论文推荐给李约瑟。李约瑟看了很高兴，还亲自对文稿修改润色，之后转交给狄拉克教授。
狄拉克阅读后，给程开甲写了回信。但遗憾的是，狄拉克对基本粒子的看法有些偏执。在信中，他武断地认为：“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文章未能发表。
因为相信狄拉克的权威，而且此前，狄拉克已将程开甲撰写的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推荐给《剑桥哲学杂志》发表，程开甲就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后来，这方面的实验成果于 1979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验测得的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这件事，让程开甲遗憾终生。
文章没发表，成为憾事，但与李约瑟的交往，开启了程开甲与国际物理学巨匠面对面对话的大门。
1946 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幸运地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 M. 玻恩的中国学生。
玻恩一生中共带过 4 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程开甲、彭桓武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黄昆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赴英国之初，程开甲原本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那是 1946 年年底，他聆听了一场关于超导实验的报告，对超导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把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进行归类，在动量空间勾画出它们各自的分布图，并发现了它们的分布规律。玻恩看到程开甲画的图，觉得很有道理，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从此，程开甲对超导问题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杂志、法国的《物理与镭》杂志和《苏联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 5 篇有分量的论文，并于 1948 年与玻恩共同提出超导“双带模型”。
1948 年，物理学界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召开低温超导国际学术会议，程开甲和玻恩合写了一篇题为《论超导电性》的论文提交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前往，程开甲作为他的代表宣读论文。很巧，玻恩的学生、程开甲的师兄海森伯也参加了会议。由于观点针锋相对，程开甲与海森伯在会上争论起来。大会主席、著名物理学家泡利觉得非常有趣，主动提出：“你们争论，我当裁判。”但吵了很久，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泡利实在难以裁决，就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 ? 这裁判，我也不当了。”
从苏黎世回到爱丁堡后的第二天，程开甲向玻恩详细汇报了参加会议的情况。
1947 年，程开甲（左三）与国际学术会议代表进行交流。
当程开甲介绍到在会上与海森伯“同室操戈”，泡利裁判“无能为力”时，玻恩显得格外兴奋。他不断插话，详细询问争论的细节，有时还对双方的观点作点评，有时则发出朗朗的笑声，为程开甲与海森伯精彩的争论叫好。
看得出来，玻恩为自己拥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自豪。
就在这次谈话中，玻恩向程开甲讲述了爱因斯坦“离经叛道”的科学经历，以及爱因斯坦取得科学研究成功的个性特征。
从玻恩的办公室出来后，程开甲感到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洗礼——一场精神的洗礼。
多年后，程开甲回忆说：“这次会议连同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理解，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追求真理的精神，比物理成就和理论成就对人类的意义大得多。成就是有限的，而精神是永恒的。”
1948 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玻恩推荐他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 750 英镑，这待遇在当时已经很高。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950 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光芒和对海外学子的强烈呼唤，程开甲谢绝了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程开甲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他彻夜长谈，知道他决心已定，就叮嘱他：中国现在生活很苦，买些吃的带回去。程开甲非常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中，什么吃的都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为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50 至 1960 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 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对于热力学内耗的系统研究。他提出的普适线型内耗理论，对热力学内耗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56 年 3 月，程开甲作为国内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专家，参与了国家《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58 年至 1960 年，根据组织安排，程开甲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参与筹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由此开启了实现科学报国之志的新征程。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期。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一时间，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1960 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去。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20多年。
后来，程开甲才知道，调他参与研制原子弹是钱三强点的将，最后批准的是邓小平。也是在后来，程开甲才知道，南京大学因不同意放走这个骨干与北京方面打起“官司”，最后还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教育部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写信，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时，历史会有出人意料的机缘巧合。
程开甲在英国留学时，曾因与美国从事原子弹内爆机理研究的福克斯有过一次短暂接触，而被怀疑、跟踪过。
福克斯是玻恩的学生、程开甲的师兄。1949 年 11 月，在爱丁堡召开的基本粒子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福克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当时，美国正在对将原子弹核心机密泄露给苏联一事进行调查，福克斯也被列为怀疑对象。程开甲回忆说：“他们将我与中国共产党—红色苏联—福克斯—原子弹机密联系起来，跟踪调查我。我去法国也有人跟踪。事后，玻恩告诉我说，当初他们怀疑与福克斯联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
没想到 10 多年后，程开甲真的去研制原子弹了。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遇到的困难，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原子弹研制技术是国家最高机密，有核国家都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泄露了一点秘密，就被判以电刑处死。福克斯也因泄密被判 14 年徒刑。中苏关系“蜜月时期”，聂荣臻元帅和宋任穷部长去苏联参观，也看不到有用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仪器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1964年的程开甲
根据核武器研究所领导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当时，理论研究室主任是邓稼先。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物理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主攻方向。高温高压组只有胡思得、李茂生等几个年轻人。
程开甲来到核武器研究所的时候，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状态方程求解正遇到困难。胡思得向他详细汇报了做过的所有工作，也讲到了利用托马斯—费米理论时遇到的困惑。程开甲认真听取汇报，不时插话讨论。有些概念，例如冲击波，他也是第一次碰到。好在他在南京大学研究过托马斯—费米理论，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过关于 TFD 模型的文章。当时，高温高压组的成员大部分没有学过固体物理，更没有学过类似托马斯—费米理论的统计理论。为帮助他们在更高的平台上做工作，程开甲决定给他们系统地授课，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那段时间，程开甲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窗口里的师傅时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卖饭师傅莫名奇妙。身后的邓稼先拍着程开甲的肩膀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程开甲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饭桌上写着、思考着。
经过半年艰苦努力，程开甲领着胡思得等年轻人，第一次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程开甲在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讲课
拿到计算结果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得不得了，对程开甲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难题解决了，程开甲却病倒了。1960 年冬天，领导不得不让他停止手头工作，回南京养病。为早日康复，程开甲学打太极拳、练气功，并下决心戒烟，1961 年春节一过就重返工作岗位。
1962 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闯过无数道难关，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就是这时，我国经济到了最困难的时期。中央决策层就国防尖端武器研制问题，发生上马、下马之争。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研制原子弹不是上马、下马的问题，而是要加紧进行。
1962 年 9 月 11 日，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争取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两年规划”，实际上是科学家们向中共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为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班人马继续突破原子弹研制技术；另外组织一班人马，提前进行核试验技术攻关。
很快，程开甲的名字被钱三强上报到领导那里。钱三强提议，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有关技术方面由程开甲牵头负责。
程开甲（左二）与科研人员探讨技术问题
组织上对程开甲的工作又一次作了调整。
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熟悉的，前方的路会更曲折、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义不容辞。
从此，他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核试验技术。
深厚的理论根底和领导、同志们的信任，使程开甲在中国核试验技术领域，很快打开了局面，并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
从 1964 年第一次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 1984 年调回北京，为了中国的核事业，程开甲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 多年，历任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以及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20 多年里，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他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炸到之后包括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在内的各种类型核试验 30 多次。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效应与防护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
植物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单株植物生长时，显得黯然、单调，缺乏生机，而与众多植物一起生长时，却茂密、簇拥，生机盎然。植物界把这种现象称为“共生效应”。程开甲创建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就是人才的一个共生之地。
50 多年来，这支核试验技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已经走出 10 位院士、40 多位将军，荣获2000 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满足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看到这英才辈出的团队，手捧着沉甸甸的奖杯，程开甲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他说：“传统不仅是保存文物的博物馆和供人瞻仰的纪念碑，它是奔腾不息的河流，是永远搏动的血脉，需要继承和延续，更需要注入和创新。”
这支队伍，程开甲是看着成长的，也是带着它成长的。
从一开始，程开甲就知道，核武器试验事业是一项尖端事业，也是一项创新事业，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所以，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过程中，他始终把带队伍、培养人看成自己的当然使命。
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高等院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这些同志，程开甲给予充分信任，给他们作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帮助他们迅速成长。
程开甲在家中黑板前思考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中，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中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地将这一高难度项目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 10 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
对此，邱爱慈感叹道：“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这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带队伍、培养人，程开甲还有一条经验，那就是言传身教。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提出，对地下核试验，必须获得第一手资料。而完成这项任务，要经历“三高一险”：一是温度高，二是压力高，三是放射性强度高。
另外，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使围岩破碎，掘进施工中极易塌方，出现险情。
一天，开挖施工正在进行中，程开甲来到现场。
在洞口，工程队、防化部队和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分别向他汇报开挖工作情况。因为洞内存在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现场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入洞内。
程开甲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
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踏实。”
最后，大家拗不过他，只好派人跟随他沿着高低不平的坑道匍匐前进。他一边仔细察看，一边嘱咐将现场的资料收集全、记录好。近两小时后，他才从洞里走出来。
一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零时一过，程开甲就和警卫员直奔爆心。当时，辐射计量笔不停作响。警卫员问：“首长，您就真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你说，我能不去吗？”警卫员无言以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程开甲带出来的团队，个个都是视事业高于生命的人。
1984 年，组织上考虑到程开甲年事已高，把他从戈壁滩调到北京，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由于工作、职责变化了，他的科研工作也发生变化。
一方面，程开甲围绕“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进行思考，在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继续努力；另一方面，开展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完善“程—玻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创建了材料科学的 TFDC 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晚年的程开甲在认真查阅科研资料
谈起晚年的创新成就，程开甲感慨地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建议、我的研究，能对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作用。”
程开甲一生爱党报国，祖国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程开甲近照
他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荣获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励。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2017 年，中央军委又把“八一勋章”颁授于他。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是给予程开甲这位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程开甲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对于这些崇高荣誉，程开甲有自己的解释。他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程开甲口述《创新、拼搏、奉献》
2016年，程开甲院士总结自己的科学人生，概括为“创新、拼搏、奉献”，并出版了《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一书。作为“两弹一星”的亲历者，中国核核试验事业的“活档案”，他的口述资料，为历史和后人保存了珍贵的国防科技史料和精神财富。
今天，程开甲已 100 岁高龄，仍心系国防科技发展，仍在为强军兴军伟业贡献着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