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那样一些知识精英……

郭松民

最近一段时间，朝核-导弹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尖峰时刻，及时跻身于世界核俱乐部，今天我们就绝无可能带着好整以暇的心情坐看半岛云起云落。

记得钱学森去世时，有网友在跟帖中深情地写到：“感谢钱老，他带给了一个民族安全感！”

这个判断当然不能算是非常全面的。中国人民安全感的获得，首先来自于新中国的成立，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军队的强大等因素；不过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爱国知识精英，毅然放弃海外舒适优越的生活，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参加建设，新中国成立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建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并且拥有“两弹一星”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断被入侵的百年噩梦一扫而空——这些成就的取得，钱学森等知识精英确实是居功至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网友的判断又非常有道理。

“中国一定要强大”——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中国的“近代史共识”，并被买办阶级之外的中国所有其他社会阶层所共同接受。这一共识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中国自1840年以来不断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惨痛历史。其基本规律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泱泱大国的首都居然平均每隔40年左右就要被外国军队占领一次（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占领北京，中国赔款四万万两白银；1938年，日军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不能有效保卫自己安全的基本格局下，中国人民的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等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

如何才能使中国强大？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进行了艰辛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这些探索都失败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一条解放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选择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1970年，中国的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而同期印度的消费率为78％，积累率22％），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道路。这一选择，是对“近代史共识”的积极回应，也是当时中国被西方封锁和武力威胁背景下的最优选择。

中国通过“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继长城、大运河之后的第三个“千年工程”——如果说长城使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农耕民族，能够在自己的文明完全成熟起来之前，抵御住游牧民族的入侵，不至于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大运河使得中国南北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真正成为有机整体的话；那么新中国建立的工业体系，就使得中华民族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站稳了脚跟，获得平等一员的资格，并为最终改造这个体系，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道路，创造了前提！

至于“两弹一星”的积极意义，就更是毋庸赘言了。

实现“近代史共识”，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所谓的“普遍贫困”，即消费水平的普遍低下，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甚至需要勒紧裤带。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而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非“低消费”，就不能实现“高积累”，就不能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工人、农民承担了“低消费”的代价，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也承担了低消费的代价。

面对这样的状况，知识精英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中国杰出科学家，欣然接受了这一选择，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甘愿付出个人的享受，甚至健康和生命，当然他们也感受到了别人所不曾感受到巨大幸福，比如当蘑菇云在沙漠上高高升起，当“东风”系列导弹拔地而起，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巡游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的时候……

他们选择、他们奋斗、他们幸福！

但也有不少知识精英，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理解“高积累，低消费”的战略选择，视野里只有自己的舒适、情调、享乐，对自己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耿耿于怀，一直留恋二、三十年代北平和上海租界里的生活，他们对个人境遇的关心超过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带有改造知识分子的内容，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出发点，无非是想让知识分子超出个人得失的狭隘眼光，认同国家民族的大目标，把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但很遗憾，这些努力看起来没有取得成功，“伤痕文学”、“牛棚文学”就是这些知识精英对这段历史的反映，在他们灰暗的眼光里，那段凯歌行进的历史，也是无比灰暗的。

到了今天，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钱学森那样的知识精英，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他们是高山，为新一代知识精英如何选择提供了榜样，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而伤痕文学们只是高山脚下的一坯黄土，而试图用《软埋》这样作品来彻底葬送钱学森们的奋斗，则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