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纪念北大们不愿意纪念的那个人？

笔刀

想要理解一个不同时代的人是困难的，想要理解一个不同时代的伟人，就更为困难了。我有些怀疑，在今天，真的还有人能够理解89年的那个人吗？

真的还有人能明白，一个高高在上的北大教授，为什么，会为了“愚蠢的”、“不努力奋斗的”、“不够聪明的”、“低贱的”，农民、工人、黄包车夫、流浪汉，献出自己的工资，再献出自己的时间，最后彻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呢？

要想理解一个人，首先要在精神上变成那个人。可是在今天，即使在精神上，好像也已经看不到能变成他的人了。

1933年，他44岁，作为一个教授，正值壮年。可惜他已经死去6年了。五十多岁的鲁迅编撰他的文集，鲁迅先生说他的理论未必精当，但是鲁迅先生又说：“他的遗文都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先生编的这本《守常文集》，是这个思想者的第一本书。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创立的共产党，12岁的共产党，已经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政权，这个政权的宪法上写着“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这是他的梦。

1927年4月27日，他38岁。他的尸体躺在棺材里，北大的师生和他的好友抬着他，准备安葬。师生们唱着国际歌，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小哭，有的男生也哭，一边哭一边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公葬队伍行至西四，遭遇政府枪击。师生友人们仍然将他的尸体送至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和一块刻有镰刀斧头的墓碑一同下葬。镰刀，是农民的符号；斧头，是工人的符号。用工人和农民的符号来给一个知识分子盖棺定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嘉奖呵？

我只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1926年，他培养的学生们，大批地去到农村、工厂，共产党员快速地增加起来。奉系军阀开始对共产党员下手，他感受到密探常常跟随着他。他的表姑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 ？”

他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 到处都撒遍了， 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 还有那儿长出来， 没有关系 ！”

他的学生受他派遣，开始南下了。

1923年，他带着邓中夏，去北京蒙藏学校，给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这些学生，成为了后来内蒙古解放的重要力量。其中一个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人，叫乌兰夫。他和学生们共同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

这一年，他参与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吴佩孚政府迫害工会骨干。他组织工人举行了浩大的“二七罢工”。吴佩孚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屠杀。史称“二七惨案”。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工人运动遭受打击。北大的一个学生，在打完网球回来的路上，对周围的同学说，“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证实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从这个学生旁边走过，他也想，工人运动，会从此一蹶不振吗？

但是他见过工人，他熟悉工人。他还见过工人的血，工人的力量。他用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来回答那个学生。文章说：“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他号召：“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

这一年，他还领导建立了“工人同志会 ”，将工人组织起来。一些进步的工人，由于他的工作，从无产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两年后，“工人同志会 ”改组，成立北京总工会。

这是中国工人最早的政治组织之一。

1922年五月一日，他在五一纪念会上演讲。他挥动着自己的手臂，对身边的工人和学生说：“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

这一年，他的同志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场罢工。湖南军阀逮捕了他们，立即枪决。黄爱活到了25岁，庞人铨也活到了25岁。他说：“（黄爱、庞人铨）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 先驱遇验， 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

这一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但他的屋子，和以往一样，那些“肮脏的”的工人依旧自由地进进出出。

1919年春天，他去唐山，他去哪里结识煤矿工人，和工人一起铲煤。他带着一身煤灰，拿起手中的笔，写下工人的境况，他说，这里需要一个工人组织。

这一年，他指导许多杂志创刊和运行，《国民》、《新潮》、《晨报副刊》、《每周评论》，他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年，他还参加了一个被称为“五四”的运动。他到处呼吁：“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1914年，他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劝退。一个原因是长期参加政治活动，缺乏时间学习。国家处在贫穷困顿之中，底层人民普遍遭受着饥荒、疾病和战乱的煎熬。他没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在抗议日本政府的集会上，总有他的身影。

1907年，他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遇到史地教师白亚雨。3年后，领导滦州起义的白亚雨被捕，杀白亚雨时，白亚雨不愿下跪，他说“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被杀的革命党，不过是社会的loser。但是他尊重白亚雨，而且决心要比白亚雨做得更壮烈。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反思国家的前途何处，写下《大哀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之流）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

1900年，他问他的老师，“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饭吃？”

这一年，他11岁。

他是一个另类。

和北大教授们一起聚餐，恐怕其他人是要嘲笑他的。他每个月一百四十块大洋，那时候北京黄包车夫每个月平均能挣六块大洋，但是家里却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单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每月就拿出八十大洋。

和北大教授们一起聚餐，恐怕他是要嘲笑他们的。老百姓受苦，被剥削压迫，教授们却长衫绸缎，和各色官员混得熟透，处处可以分一杯羹。这样的人格，他是看不起的。

多年之后，他所教导的一个人，在延安成为了工农领袖，依旧是粗茶淡饭，补丁泥腿。

我时常想起他们那一群人。

在他们这些人的故事里，无论是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个人生命力的爆发程度，还是这些故事留给后人的价值，都要胜过古希腊的悲剧，荷马的史诗，甚至是莎士比亚的鸿篇巨著。

文学、哲学或是历史学，都不足以描述这些生命所展现出的绚丽与斑斓。

这种绚丽和斑斓的生命花，绽放于鲜血淋漓的北京城，绽放于黑暗而穷困的旧中国。绽放在一次次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之中，绽放在一天天伏案阅读、一次次登台演讲，一次次工厂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他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个阶级来说，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