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郁传统士子的痕迹，所谓“读书破万卷”、“开卷有益”、“读书明道”、“学以致用”等，都是传统精华的延续；至于读书的经验之谈，他们认为读书是人生必需的功课，并将读书化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读书的方法，则是积少成多，由博返约，以及解决好泛读与精读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强调读书须联系实际，将自己实践的直接经验和读书所得的间接经验进行有机的结合，等等。

徐特立：与其马虎读十本书，不如老实读一本书

　　徐特立青年时就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壮年时他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它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当然，当他读通了书之后，他也破产了。这是他罕见的读书境界，由此他购置了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就在“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1905年，时徐28岁），果然家里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不过，徐特立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有许多塾学和学校争相聘请他去执教。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他的读书，与其为人的厚道、稳重相称。

谢觉哉：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

　　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阅读过他的日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60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而其读书的经验之谈则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此外，读书也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谢老曾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当然，读书还须有恒心，他说：“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他还认为读书的好处是：“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这是对古人“心之官则思”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脑子不用就会变得迟钝，特别是老年人，长期不用脑子，就会有得老年痴呆症的可能。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的敬畏态度，而这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延安时期，谢觉哉在日记中系统反省了此前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特别警惕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套一套的“读书种子”，认为他们学风错误，夸夸其谈，是“左得可爱”的一些人，而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是“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后来毛泽东也指出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有社会、国际根源，也有政治根源和主观根源，其中即有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从而使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能够有市场。也是在延安时期，谢觉哉觉察到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异样，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论。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还是让人崇仰不已。

董必武：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参加过党的一大的董必武也是党内的饱学之士，他一生博览群书，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他在《八十初度》诗中说：“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这是他酷爱读书的真实写照。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学生，还有丰富的革命经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集一身，于是他总能站在历史长河的前列。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他格外重视读书，如他总结辛亥革命“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悲剧，就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如在苏区和延安，他曾负责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党校”，期间都曾举办过各种训练班，主持机关干部的学习，并亲自授课。

　　董老也是党内著名的诗家，在他的许多诗词中，往往提及有关读书的内容，比如《七十自寿》中：“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在《八六初度》中：“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等等，可谓读书勤勉。

林伯渠：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林伯渠谙通旧学，早年又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和法学等，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还自勉：“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惟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年纪大了之后，他又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这都是十分可贵的读书精神。

　　林老读书，首先是出于全党的事业。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在延安时，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又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老在八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体会，而历史证明了它的无比正确性。

吴玉章：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

　　吴玉章在“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于是他的读书更是带有专业和学者的特点。不过，最初他也是为中华崛起和革命事业而读书的。后来他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这是他读书的厚重之处。

　　吴老一生喜欢历史，但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暇从事历史的研究”。在苏联求学时，他克服了资料缺乏等困难，开始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那时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讲义，以及《中国历史大纲》，这使他成为党内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吴老读书，方向感极强，他说：“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目标既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都不灰心丧气，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目标。”“学习能不能有成就，首先决定于他的学习目的是否正确”，此外还要“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耄耋之年，他立下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勿怠勿荒。”博学如吴老尚如此，他人更何论？

　　“五老”长已矣，但是他们留下来的老老实实、谦虚好学的读书大家风范，是我们应该铭记的。

（来源：《北京日报》2012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