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不作“外行人”

——回忆周希汉同志的领导作风

陈右铭

1968年，中央军委109次常委会议讨论批准国防科委成立〇九工程办公室。任命我为办公室主任兼第七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生产指挥部指挥。1969年10月，周总理批准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〇九工程领导小组时决定将国防科委〇九工程办公室改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仍要我任办公室主任兼海军第七研究院副院长。

希汉同志是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他第一次找我谈话时，我提了三点要求：“办公室有什么意见，及时向首长提出，领导批准我们去办，结果出了差错，由我负责;如领导不采纳或者修改错了。出了问题由领导负责;凡办公室职权范围内的事我有权决定，有权当家。”

这三条要求是一般人难以启口的，但我觉得合情合理，它既是我长期观察上下级工作关系的概括，又是我考虑到当时各种错综复杂情况。还担心希汉同志对科研、设计、生产不熟，对核潜艇研制中的各种复杂情况不了解，只从使用方面来考虑问题，犯主观片面、瞎指挥的毛病。也担心海军机关今天提这个，明天提那个，使我们忙于应付，无所适从，认为只有把丑话说在前头才能推进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这三条要求也是一般领导难以接受的。但希汉同志不仅接受了，还诚恳地作自我批评：“过去对你做过两次错误的批评，使你受委屈，很对不起你，在1963年的海军四级干部会议上我做了检讨，你在会上对我一点意见都没提，使我更觉得难过，我今后一定虚心向你们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再不犯这样的错误。”

“那两次不能全怪你，第一次是基地领导不了解情况，在未调查清楚之前乱向领导汇报，主要应该由他负责;第二次是训练部门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和计算，主要应由管训练的副参谋长和训练部长负责。”

我心情十分激动地向他表示了五条决心：一是努力学习，重点抓住核动力和导弹;二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三是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如实向领导汇报情况，重大问题及时请示;四是积极工作，争取不出大问题，少出小问题;五是跟首长当好参谋，力争把核潜艇早点搞成功。

“那两次应该由我负责，今后不管谁出的主意，只要是我拍的板，我都负责，决不推给别人。”希汉同志诚恳地说：“你放心大胆地工作，有了问题及时提出来，我一定认真对待，及时处理。”在其后的相处中，他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大大超过我的期望，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从1969年10月开始一直是造船工业、〇九工程、七一八工程等三个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我是这三个小组的成员，〇九工程、七一八工程办公室主任，造船工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他对这三个办公室的工作是充分信任，积极支持;碰到困难亲自出面帮助做工作，有了问题及时解决;有了成绩热情地给予表扬鼓励;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决定重大问题前都与办公室研究商量;碰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向办公室技术人员和研究所、工厂的专家请教，从不瞎指挥;经常带领办公室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组织协调。

毛泽东主席接见周希汉的留影(引自网络)。

最使我感动的是，有的人批评我组织领导核潜艇试验，经常到各省市进行协调是“逃避文化大革命”“用生产压革命”“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单纯技术观点”等等。他向一位领导干部说：叫谁去组织领导试航都不愿去，怕出问题负不起责任，而陈右铭去了，他唯一的亲哥哥病故了都没有回去看看，一心在现场领导试验;各省市、工厂、科研单位都是两派对立闹得无法进行科研、生产，他们冒着挨打、挨批斗的危险，忍饥受冻，乘火车有时连座位都没有，跑到各地进行协调，抓科研、抓生产，你们还批判他“逃避文化大革命”“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太不公平了吗?!后来这位同志批判我支持上海“4.12反革命事件”，反对张春桥时，揭发希汉同志包庇我。我才知道周希汉在背后保护我，替我说公道话。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海军个别领导人别有用心地说“09是黑工程”“09的资料上了林彪的飞机”等等，而希汉同志却将此情况报告叶剑英副主席，公开表态：“我知道09办公室从没有直接给林彪送过09的资料，可能是从别的渠道上去的，希望领导查清楚。”

后来清查的结果，据说是国防科委有人复印的09办公室成立以前论证的资料。

1970年冬周希汉(左1)视察某造船厂09工程的留影(周希汉的女儿周晓红提供)。

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他虚心学习的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他不靠拍脑壳定问题。那几年时间里，他带领办公室的同志跑遍了与造船工业有关的工厂和科研单位。每到一处，他都深入研究室、车间，找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一般的科技人员、工人请教，请他们讲课谈情况,不懂的反复问,有时一讲就讲到深夜。当时他已年近花甲，儿时过早地肩负生活重压，又长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奔波，再加上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使他过早地衰老，他又长期患有严重的胃病。

我们怕他过度劳累把身体搞垮，同时深为他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总是劝他注意休息。连周总理也常常关切地让他注意自己的胃病。他却不以为然，他曾诚恳地对我说过：“我是半路出家，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就没有办法同你们一起研究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身上的担子，我不学怎么行?你们要向我讲真话，我讲得不对，讲了外行话，你们要当面指出来，不要因为我是首长就不敢讲。”

记得我们为核动力装置问题乘火车去某工厂，由于在论证时，有人曾提出这种动力装置搞得不好会爆炸。那一路上，希汉同志要我们讲解会不会爆炸这个问题。为了让他听得明白，我们还画了草图，从这个装置的工作原理到每个程序的作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他边听边问，直到完全听懂才罢休。

1964年夏，着便装的周希汉副司令员陪同萧劲光司令员(中)视察海军海鹰岸舰导弹基地的留影(周希汉的女儿周晓红提供)。

在第一次工程领导小组会议上，李作鹏莫明其妙地突然提出，把担任该工程的研究所从第七研究院调给核工业部建制领导。当时工程正处于紧张设计阶段，这个主张对于整个工程的任务分工、技术协调以及人员的思想都会造成严重混乱，对工程研制工作十分不利。因此，我们在起草会议纪要时没有将其写入。送审时，李作鹏勃然发怒，指名道姓地对我连声斥责，并向希汉同志发难。

当时希汉同志岌岌可危，但他已明白这种不正常的建制调整会对工程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没有简单从事。他耐心地听取了我和办公室同志的意见和情况说明，理清了调整的利弊，然后向李汇报，说：“右铭他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们是从工作考虑，并非不尊重你的指示。”然后他逐一阐述了我们的理由，李才勉强同意。

没到希汉同志身边工作之前，常听熟悉他的同志讲，他非常勤奋好学，工作细致深入。他很小参加红军，在家上学时间不长,参军后又未进过什么院校，可他的文化理论水平却比一般领导干部高，写东西都是亲自动手,不令秘书代劳,能拿到第一手材料的，决不要转手货，这在老红军高级领导干部中是少见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常听司令部的同志说他任海军参谋长时，每到年终，他就带人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而后回来讨论，晚上把自己关进办公室，令勿打扰，挑灯伏案。等到天明烟头堆满灰缸，“总结”业已拟就，只等秘书来誊清了。

在潜艇试航前，希汉同志把我叫到身边，恳切地说：我是不能亲去现场了，只有你去，办公室的工作要副主任管，有重大的事叫他们去现场向你汇报。你去参加全过程试验，有很多好处，可以拿到第一手材料，这对指导以后的研制工作十分有利;发现问题，你便于在现场研究处理;叫其他领导人去现场组织领导也的确很难，他们不熟悉，难以搞好，说实话，我也不放心。

他还千叮咛万嘱咐：“重要项目的试验，像潜坐海底、高速航行、动力装置试验、武器试验等等，你一定要上艇，亲自指挥;发现了质量、技术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试验时一定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各种条例，防止发生事故等等。”这在那个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视为“旧框框”管卡压”的年代,一个领导干部提出这种要求是难能可贵的。

1971年，周希汉于海军大院住所院子里的留影(周希汉的女儿周晓红提供)。

1986年9月5日，周希汉给陈右铭关于《回顾与思考》重要修改意见信的剪影。

实在不幸，在那不久希汉同志积劳成疾，胃癌动了手术，一病不起。1986年9月，他抱病仔细的审阅了我关于研制核潜艇的忆著“回顾与思考”，题写了序言。9月5日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他竟没有等到该书出版就与世长辞了。

参考文献：

[1]陈右铭.累死不做“外行人”——回忆周希汉同志的领导作风[N].工人日报，1990.1.8.陈右铭自传与文集(下卷)[M].当代文艺出版社，2023.8:153-156.

(作者曾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