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途在皮村：在资本驱逐之下开拓新工人文化

吕途

食物主权按：打压劳工组织也好，北京人口政策驱使也好，或是皮村村委想从新一轮土地升值中获益也好，工友之家被驱逐，体现的是资本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漠视和践踏。工友之家的创办者从初踏北京，从二环到五环六环，虽被资本排斥得越来越远，却在创造劳动文化的路上越走越宽。被打压的环境始终都存在，要开拓的路子继续拨开。任职工友之家的吕途老师通过在劳工领域的长期观察和实践，梳理新工人的处境，追溯往昔集体经济的利弊，探索劳动的可能形式，对城市、乡村的合作经济和文化寄予厚望。愿工友之家渡过资本的寒冬，迎来劳动者的春天。

资本文化主导的年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成为受害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全国打工者的数量为27747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6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5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有农村流动儿童达3581万，在农村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打工群体的状况不容乐观，我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很不稳定，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换了工作之后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城市和企业急功近利使用了廉价劳动力，但是拒绝支付社会成本，社会把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无偿地转嫁到留守老人的身上；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人活着要吃饭，而且不能吃有毒害的食品；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土壤和水是万物，包括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是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地方。

下面我用社保数据来说明一下打工者成为受害者的具体证据。阅读《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时发现，报告中没有关于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的相关数据，而这个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是有的，匪夷所思。2015年报告中继续保留了“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数据，而签署劳动合同的打工者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

同样匪夷所思的是，看2009年这一栏，42.8%的打工者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只有7.6%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1.8%的人有工伤保险，我们不仅要质疑，这劳动合同里面到底写了啥啊?在这个事情上我有点儿发言权，当初为了撰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工厂文化”的章节，我去工厂打工体验。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被派遣到苏州一家台资厂之前，劳务派遣公司和我签了劳动合同，叫“实习协议书”。填写的时候是在厂子大食堂的餐桌上，派遣公司的横眉立目的工作人员吆喝着，指示我们什么地方填什么，然后让我们签字上交，整个过程的时间很短很短，我们不可能有时间阅读完协议书内容，阅读完也不一定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是否同意里面的内容了。但是，我们必须填写并且上交，而且，我们只填一份，上交了之后我们手里是没有备份的。我当时跟着大家做着同样的事情，无论一个人懂不懂法律，在那样的没有地位和话语权的资本霸权气氛之下，任人摆布。我想，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应该可以解释上面的质疑了，我的确签了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和我的权益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还用来损害我的权益，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协议的最有一条：“如果工作不满一年将扣除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是否有劳动合同和是否进入国家社保体系不是一回儿事情。但是，这些是不会有人给工人解释的，也不屑于给工人解释，而且工人也没有任何地位和资格去询问任何问题。现在打工者和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意义只是用来证明了劳动关系。工人对劳动合同的内容是没有发言权的，其实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雇佣劳动合同这一个过程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工人从宪法中的领导阶级变成了被雇佣的劳动力；(2)由于工人实际上失去了政治地位，因此，在做劳动力的过程中也是没有发言权的，工人在接受了做为被雇佣的劳动力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下无力影响合同中的内容，甚至无力维护合同中规定的有限的权利。

上面表格里面的2014年数字的第三行，打工者中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人数只有26.2%，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工友来说，如果受了工伤，手指头被切掉了，因为没有工伤保险，他的治疗和赔偿都得不到保障。下面的这段记录是北京皮村一位家具厂木工的真实记录：

“2016年4月15日那天，在木工车间，老周在打线，老周的侄子抱着手跑过来，他的手指被立刨打掉了。我们立刻去立刨那里找手指，但是手指被打得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了，只能看到他走过的路上的一滴滴的血迹。老周的手指也少了一节，那是他20多岁的时候被机器打掉的。老周是湖北人，2010年带着儿子、侄子和外甥在这家家具厂包下了下料这个工序。第二天上班后，各种机器已经转动，工友们各自干着自己的话，老周正在用他那9根手指做着示范动作，手把手的教儿子怎样操作那台只停了半天的每年都会切掉至少一根手指的立刨机。下了班我问老周的儿子：‘你爸的手指掉了，你堂哥的手指也掉了，你不怕吗?’，他硬声声的回了句：‘活着干，死了算，有什么好怕的。’他堂弟那根打得粉碎的木屑混在一起的手指，他将会和木屑一起做成板材，做成高档别墅里的一个漂亮的柜子。一周后，老周儿子在用平刨刨很小的木料时碰到了手，还有一半指甲在，医院里还是给截了一节，说是不好缝合。我有点自责，同样是木工的我不该问他‘你怕不怕’这些不吉利的话，真的出事了，真的不怕吗?真的死了算吗?我没有敢去看他。”在皮村，工友上社保的比例几乎为0，老周承包了那个工序，老板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这和他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到赔偿只能通过打官司。这个悲惨的故事中，有很多悲惨的环节，在我看来，最悲惨的地方是资本文化的内化，劳动者内化了让他们深受其害的文化本身：劳动的价值是低廉的，劳动者付出的身体代价要由劳动者自己承担。

在工厂里，工人的数量占大多数，无论资本家和管理人员如何地贬低工人，他/她们必须依靠工人的劳动。他/她们对工人的领导权不是通过“消灭”工人，而是通过获得工人的“同意”。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压迫的传递者和被压迫者似乎都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老板花钱雇人，那么受雇佣者就必须接受一切。受雇佣者不受尊重，因为能用钱买到的就只是“东西”。工人受到了压迫，但是可能不仅不与压迫者做斗争，反而去压迫其他工人，弗莱雷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被压迫者受到压迫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一定是反抗，而是“几乎总是想让自己成为压迫者，或‘次压迫者’……被压迫者采取了‘依附’压迫者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不知道他们被践踏……(只是这个时候)被压迫者渴望的不是解放，而是认同压迫者一方。”内化压迫文化是对被压迫者最深重的伤害和压迫，这也是资本/工厂文化蓄意实现的目标，工人在这种文化下被程序化了，遵循压迫者的旨意行事。

工人是劳动的创造者，理应公平享受劳动成果并且获得应得的尊严，但是今天，工人却成为受害者。使劳动者创造者成为受害者的途径是两个：第一个是硬功夫，通过强制手段让工人服从；第二个是软功夫，就是让工人内化使其受压迫的资本文化和强权文化。

公有制经济下的工人文化：美好的追忆和历史的包袱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历史时期，就是中国建国初期，国企工人被称之为老大哥和国家的主人，而现在，这些老工人成了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不仅老工人的辉煌不在，而且，有人用各种说法通过否定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来抹杀老工人曾经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曾经拥有”是有很大分量的；如果“曾经拥有”，但是今天却失去了，我们才可以追述失去的原因和过程；如果“曾经拥有”都被抹杀了，那么那种“存在过”的力量就没有了。

在《女工传记》中，我访谈了几位国企女工，我这里摘取片段，从中我们可以追忆过去工人文化中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

薛姐的故事

薛姐195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的农村。高中毕业，做过10年村小的民办教师，后来去哈尔滨市的大集体和国企做工会的领导干部。下面是访谈薛姐的部分访谈故事：

1984年到2001年，薛姐在哈尔滨一家火柴厂工作，属于民政系统的企业，有将近300职工，其中有100多名残疾人，大多数是聋哑人。哑巴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参与劳动没有问题，开会的时候有个会哑语的做翻译就可以交流了。

80年代的时候，女工比男工多，90年代以后引进机械设备，男工比原来多了一些。男女工资没区别，健康人和聋哑人的工资也都是一样的。薛姐一直做管理工作，各个科室都干过，工资是50多块钱。火柴厂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按事业单位的工资走。每年涨工资，一年涨几块钱，工人评级，升一级好像涨七块多。厂长也按照级别逐渐往上涨。那个时候的厂长绝对有范儿、有魄力，一厂之主，像一家之主一样的。

薛姐记得她们的大厂长好像是学包装装璜的，函授学校毕业的；副厂长挺年轻的，好像是学经济管理的。厂长有专车，是一个小破吉普，有的时候是小货车，前面拉领导后面拉货。厂长会议多，经常出去开会，厂长一回来大家都静悄悄的，爬那里赶紧好好干活。遇到任务紧急的时候，车间人手不够，管理人员全下去参加劳动，厂长也下去；如果晚上加班一宿，厂长和管理人员也跟着加班一宿。那个时候的厂长真有范儿，拿的薪水不多，付出的劳动不少。工人之间讲感情，很团结，你这块活儿多，他那边干完了就去帮你干点儿。大家对公共财务和设备也比较爱惜。真是挺好的。

管理很正规。每天工作8小时，早上8点上班，11点半到12点半休息1个小时；下午上班到5点半。各部门都有考勤，迟到和早退都是要扣工资的。劳动部门来厂里组织《劳动法》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要求干部和职工按照法律要求办事。

管理都是自上而下地完成。上面开个会说现在有什么什么精神，回来厂长找办公室主任把它形成一个文件，在工会上宣读一下，大家提提建议，完了回头就基本落地了，就按照这个执行了。比方说，医疗费报销标准，住院的按75%报销，在什么样的医院按75%报销，哪些药费包括在内等等，上面有一个大概的框框，然后到了企业层次通过工会来讨论和明确一下，然后就执行。

各项职工福利和活动都是厂里组织和安排的。厂里有托儿所、食堂和职工卫生所。托儿所是免费的，办得很不错，有几十个孩子，有个小活动场地，滑梯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有这样的配套服务，国家有要求的。体育运动会和文艺演出也都有，还都要参加比赛的。工会定期组织各种活动，还发电影票。乒乓球台、篮球架都有。

后来，出现很多问题，货源问题、三角债问题，企业越来越困难。最后职工工资都不能按时支付。一到开支之前，厂长必须得召开一个销售会议，抓紧清账，好开支。因为欠贷款，你得去银行看着，否则很可能一笔货款通过法院直接给你截走了。

1998年，企业开始酝酿改制。2000年，私人老板一分钱不用给，零价买断火柴厂，直接接手了。当时拖欠职工的账目都经过公证处公正了，但是那个私人老板也没给。后来，找老板都找不到了，换了几个老板，没人管你了，账目可能都没有了。

薛姐说：“不愿意回顾这些事情，往事不堪回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领导指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改制完了，火柴厂变成一个私人企业了，换牌了，翻牌了。托儿所和卫生所不是在改制以后没的，在企业90年代的‘升华’的过程中就自灭了，不知道原因就没了。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托儿所的那些小床，卫生所那些玻璃的装药的小柜子不知道怎么就都没了。篮球架哪儿去了?乒乓球案子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就都没有了。”

针对国企的改制，我和薛姐有这样一段对话：

吕途：“听你的描述，企业开始运转得挺好的啊，怎么就运转不下去了哪?”

薛姐：“等到后来我也确实发现了，就像现在说的似的，干的就不如看的，看的都不如捣乱的。风气有点不太正了。”

吕途：“那这种风气的转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大家都挺好的，风气怎么就变得不好了哪?”

薛姐：“我也觉得好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人们的思维可能就复杂了。”

吕途：“技术进步了，我们的风气反而不好了?按理说，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那我们的财富就会积累得更多，那我们的生活应该变得更好，结果反而变得不好了。会不会是因为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比如说，当社会上存在少干多得的时候，这个风气就会带到我们厂里。”

薛姐：“我觉得有直接关系。过去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等到后来，八几年到九几年以后全变了。”

吕途：“比如说，如果厂长还像以前一样，跟大家一起来到生产线干，干不完了跟大家一起加班，我就不相信那些耍滑的他们会得逞。”

薛姐：“对。另外吧，一个企业在运作的时候，有很多关系户的，一点一点的这事情就复杂了。厂长需要拉关系啊，销售人员开始拿回扣啊，就变化了。”

吕途：“企业出现困境，为什么非要改制呢?为什么一定要变成私营的呀?

薛姐：“亏损。当时就说，谁有能力使这个企业扭亏为盈，谁有资金使这个企业复活起来，谁就来管理这个企业，逐渐的就走到现在了。我不知道受什么影响，肯定受了什么影响，所有的企业稀里哗啦全下来了。不过，大家也都看到了，企业的领导，特别是企业的一把手肥透了。那个时候搞更新改造，今天整一个项目改改，明天整一个项目改改，上项目啊，越上项目企业越不行了，你越上项目贷款越多，贷款越多企业就亏损，入不敷出了。我亲眼看到企业从挺发达、到没落、到最后停产、到破产、到翻盘成了私企。职工都有感叹，和共产党的干法不一样了，在私人企业里，你有技术有能力的确实能挣点钱，但是你辛苦得多、付出得多很多。就跟给你喝了麻醉药一样，按照人家的安排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就像当时跳忠字舞没想到会荒废学业，现在改制你也没考虑到企业职工的生存情况。最感触医疗这块啊，职工在单位看病、吃药多好，又能报销、医药费也不高；现在这医药费升得这么高。那些人先了解和掌握情况的，该做的都做了，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发一个财，吃亏的都是老百姓，现在有多少老百姓能买得起房子的啊。”

历史已经过去，追述不是为了回到过去，也回不到过去。我的这段片段式的简短追述的目的是：(1)在集体主义之下，工人可以获得公平的经济待遇和劳动者的尊严，没有必要听到“集体”就产生排斥；(2)集体主义如果完全通过自上而下来贯彻，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遏制工人民主；(3)当工人只拘泥于获得和享受工人的优越待遇，并且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产生主体性，那么被赋予的东西也可以被轻易剥夺。

合作文化与合作经济：受害者成为开拓者

提到合作和集体，现在有很多负面的历史包袱，会联想到建国头三十年的国企和人民公社。国企在90年代纷纷解体，占霸权地位的话语是说，国企工人吃大锅饭、效率低、企业亏损，所以解体；人民公社也以包产到户的形式给解散了，同样的逻辑，说农民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导致没有生产积极性。从城市到乡村，不仅国有和集体经济被瓦解了，更为严重的是，对集体劳动和合作经济的负面宣传，使得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合作”和“集体”这两个词产生了条件反射一样的反感。一提“集体”就会想到“专制”，一提“合作”就会想到“大锅饭”，这就是文化的强大威力，无论你是否经历过，把那种思想认识灌输到你头脑里面以后，就会产生影响。其实，“集体”有可能是专制的，也有可能是民主的；而真正的“合作”一定是民主的。所以，这篇文章希望通过对现实的描述来提示大家，资本霸权把底层人打成一盘散沙之后，打工者成为了受害者，所以，现实证明了不合作的恶果。也许有人说，不是不合作的恶果，是不民主的恶果，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我简短来回应的话就是，这样质疑的人如果用美国式的民主做为民主的典范的话，我的反馈是：美国人中间七分之一的人靠救济生活、六分之一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十四分之一的人在监狱里。

思想认识来源于哪里?一个是被灌输和吸收的二手信息，还有一个是眼见为实的现实。今天的社会环境之中，合作经济的实践少之又少，文化认识就失去了基础。这就是这篇文章在倡导合作经济的时候用“开拓”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我这样说不是不希望大家创业当老板，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比如说，一个打字复印店可能开门的时候超过15个小时；做淘宝店的可能随时挂在网上，一天都不敢休息。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穷人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创办新工人的合作经济/团结经济/社会经济，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农村，涉及的领域可以包括：社区服务、住房、育儿、教育、生态农业、资金互助等等。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人的文化本质，而文化决定方向和命运。

我们应该“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建设中找出路。如果我们只是热衷于去反对和反抗，但是却不能给出我们提倡什么，不能给出我们反抗后建设什么，那么也是不负责任的。让人欣慰的是，经过10多年的探索，城市和乡村都开始涌现一些给穷人以出路的实践。在城市是：社会企业；在农村是：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