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它的劳动体制以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为特征，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无处不在的规训和绝对服从的铁律无处不在，工人在高压劳动下变得麻木，并且被碎片化。

　　规训与服从——富士康“管理”的秘密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拼却一身的力气/拧血拧汗拧乡愁/却拧不出/那个原来的自我

　　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旋转的螺丝/皮影戏里的木偶/身不由己摆弄着荒诞离奇的舞姿/转痛转泪转流年/却转不出/贫穷荒凉的影子

　　零件加工零件/螺丝从不关心别的螺丝/只顾及自己脚下的位置/悬崖上的舞蹈/一步都不能错/稍有不慎/便无立锥之地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富士康工人周启早

　　当我们在昆山富士康见到杨鸥，她身着一条收腰的短裙，显得比大多数工人都更时尚。那时的她刚刚过完她的19岁生日，看上去却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工人，一颗被磨练锻造的非常成熟的螺丝：知道怎么交朋友，怎样从艰辛的生活中保护自己。

　　杨鸥告诉我们，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自己生产出来的iPhone，为了这，她每天宿舍、食堂、车间三点一线地生活，还不得不长时间的加班。她渴望着生活的改变，却又不得不留在富士康，劳动、挣钱，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一台5000多元的iPhone对于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还要给家里寄钱的19岁女孩来说，实在太遥远了。

　　在富士康工作，绝对的服从是员工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园区俨然这个城市的“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层和保安则如同管制紫禁城的官员和士兵。在这里，有数千名维持内部秩序的保安，同时，工厂几乎所有的工作和非工作区域都设有监控摄像头。工人都说，这样的门禁和监督制度让人觉得没有了自由，“就像监狱一样”。

　　对工人生产过程的控制是富士康发展的命脉，这一过程需要把工人训练成服从纪律的劳动者。富士康总裁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服从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被建立起来，在高度层级化的管理中实现。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层级区分由下至上分别是：普工—储备干部—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化和层级化的管理体制。

　　在富士康金字塔般的管理体制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员工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和压力。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调研数据显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

　　严苛的管理还是压低工人工资的有效手段。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后，虽然加班时间缩短了，工人普遍反映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2012年郑州富士康工人告诉我们“(员工)底薪1550元/月，如果没有加班，工资都不够花。公司给的待遇太低了，每个月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要100多，还有伙食开销等就没有钱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调查数据显示，12.7%的工人曾有在工作时晕倒的经历;24.1%的女工曾出现月经紊乱的情况;高达47.9%的工人反映工作时有精神紧张的情况。龙华厂区的一名工人说：“现在控制工人加班，但单位时间的产量却猛增，很简单，原来6天的活要求你5天干完，因为企业不会傻到为了限制工人加班而不按时完成订单!”

　　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也驱使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为尽快把iPhoneX推向市场，跟上供应和销售，富士康工人要面对更加严苛的管理和更高强度的劳动。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四处张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为适应魔鬼般的赶货速度，工人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天持续工作10至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给工人带来的身体及心理伤害可想而知。车间的生产线中，组与组之间也充满竞争。每个车间的所有生产线每月都有A、B、C、D四种评级，以考评各条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评级最终决定各生产线的奖金。在一个纪律如此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递增，处在最低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不仅如此，富士康在职业安全方面也存在问题。电镀、冲压、抛光等车间工作环境十分不理想，生产安全隐患诸多，工伤频发。工伤发生后瞒报、谎报、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十分严重。在医院探访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大部分都被私下解决。因此，受伤的工人虽然购买了社会保险，其医疗费用和赔偿却得不到保障。用这种“私了”的手段处理工伤的现象在各个厂区都有出现。

（图说：）富士康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富士康也为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诸如集体宿舍、食堂、洗衣服务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然而这些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实质上是为了将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服务于“即时生产”的全球生产策略。另外，随机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坏了工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阻碍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样孤独和流水线般的生活空间，工人丧失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单调枯燥、管理风格粗暴等原因，富士康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工人选择离开，然而辞职出厂同样是一个阻碍重重的过程。

　　在富士康，工人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首先要获得线长同意，拿到离职单，然后需要线长、副组长、组长、主管、课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签名同意;然后需要拿着离职单，在同宿舍工人的证明下，在宿舍管理处办理迁出宿舍证明和行李放行单，上交工衣、工卡;最后在人事科解除劳动合同，接受保安的检查。

　　在离职单没有被批准之前，必须正常工作;如果辞工期间不上班就按自动离职处理，工资不予结清。在整个复杂的程序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工人就不能顺利辞职。大量的工人很难顺利走完富士康的辞职程序，不是因为辞职程序过于繁琐和漫长，就是因为在辞职过程中遭遇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只能选择自动离职。然而富士康通常每月12-15号才会发放上月工资，如果工人自动离职就不能得到半个多月的工资。对于富士康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利润。每年仅凭这一项，富士康就能无偿占有上万名工人的劳动。

　　在如此压力之下，工人缺乏寻求有效援助的渠道。2010年的调查发现，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会主席由公司的对外联络经理兼任，并非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护工人利益可想而知。

　　“娘家人”的缺席

　　2013年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首次准备在其中国的工厂举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选举。这很快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富士康表示，新选举程序将会提高基层员工工会代表的比例，并且不会再有管理层参与工会事务。另外，富士康工会委员会联合会的主席与20位委员将通过五年一次的匿名投票选举产生，工人们也将选举产生最多1.8万个工会委员。

　　春节后，一波又一波有关富士康的“劲爆新闻”又开始吸引大众的眼球。2013年2月21日，《金融时报》刊登了“iPhone5S订单减少，富士康冻结招聘”的新闻;与此同时，富士康开始严控加班，减少员工加班时间并造成员工收入锐减，在集团内部各事业群和部门之间对员工实施强制分流，同时还冻结了每年一度的涨薪，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来逼迫员工辞职，利用这种变相裁员的方式来规避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据统计，3月份，在20天内富士康3地发生了4次罢工，原因都与企业在“大搬迁”中逃避赔偿责任有关。而就在这个工人最需要帮助的关头，富士康的工会却一再缺席，对关涉员工切身利益的变相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锐减等核心问题置若罔闻，选举所谓“真正工会”的事情更是不了了之。

(图说：)富士康工会在各园区设置员工关爱中心，但形同虚设

　　2013年4月，我们对富士康工会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团工会主席是谁，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对园区工会、事业群工会和事业处分会的委员和主席“都不知道”的比例亦分别高达71%、74.3%、69.3%。仅有24.6%工人认为自己加入了工会，而且只有16.9%的富士康工人持有工会会员证。

　　2010年“连环跳”之后，工会在各园区设置了员工关爱中心，虽然89.8%的工人知道集团工会关爱热线78585，但只有32.5%的人曾经使用过该投诉方式。有投诉经历的人中，56.1%的人反映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问题后曾经遇到“老大”(即上级主管)的打击报复。

　　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曾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有参加过工会选举的工人向我们描述了选举的过程：“2012年4月份，我在车间里有过一次选举的经历，在车间的写字板上面挂了几张照片，要我们选，我们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选什么工会代表，我们在车间里面都忙得很，堆货堆死了，大家都懒得理，能抬头看一眼就不错了，当时我们的线长就把我们的厂牌都收走，然后刷刷刷给一个人投票了。”如此方式选出来的工会，不能帮工人解决实际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调查中，我们要工人以百分制为富士康工会打分，富士康工会的平均分仅为55分;与此同时，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工会在提高工人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亦只有24.3%的工人认为工会在公司发生裁员和变相裁员时能够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描述现有的工会时，工人使用最多的词语是：“不清楚”“不了解”“华而不实”“虚伪”等。

　　面对富士康“帝国”严苛的生产管理制度，失去工会的支持，工人就无法与之抗衡，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不合理的安排，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这种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就是造成工人无助、压抑和绝望的根本原因。

　　要改善富士康工人的处境，使工人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必须让工会回归其本位，正视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精神生活匮乏等问题，站在工人的立场与资方谈判，为工人争取利益。工人工会参与率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富士康工会对工厂管理层的依附。要使工人参与工会、信赖工会，工会就必须在组织和运作上都使工人成为工会的真正主体，工会干部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活动由工人参与举办，如此，工会才能够真正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

　　目前的富士康工会未能尽职尽责，是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

（图说：）富士康武汉厂区工人集体维权

　　呼唤更具有人性和尊严的发展模式

　　当人们津津乐道“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时，常常没有意识到真正承受无形之重的，是100多万富士康工人以及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才是这个“世界工厂”时代的主体，是他们用汗水，乃至血肉创造了“富士康们”的奇迹。富士康这个“超级世界工厂”，是中国众多代工厂的“出色”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工人确实可以选择“自由”地离开富士康，但是，在中国今天这种“世界工厂”的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工人只能在不同的血汗工厂之间跳来跳去。我们调查的目的，不止于揭示富士康这种管理模式的缺陷，而是呼吁全社会反思这种以损害劳动者基本权利和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连环跳楼”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不改变，悲剧难免会不断上演。

　　尽管富士康的2010年的“连环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是仍然挡不住它扩展版图的步伐。富士康正在深入到更广阔的内地。

　　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以亿计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金钢铁骨般的“世界工厂”，支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视：以“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于城市平均水平，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过着无根无助、夫妻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要扎根在城市的梦想变得困难重重。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他们有的家里土地已被征收，有的已经不懂耕种，已经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情感上，他们把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现代”作强烈对比，越来越觉得窝在农村“没出息”。

　　在城市，他们的青春却被消蚀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工厂和城市抛弃的命运。当他们走到尽头，看到打工并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到了这一刻，前进之路已然堵死，后退之门也早已关闭。

　　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的农民工随着低端代工产业的转型，必须经历一种可持续的提升。这意味着农民工——这些事实上的中国产业工人，必然转变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他们理应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获得有尊严的经济收入、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充分的发展机会。他们的种种权利，除了从法律法规上获得保障外，更需要通过工会去争取有尊严的工人生活。

　　在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呼唤一种更具人性和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农民工的艰难处境，继续容忍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榨，富士康工人的悲剧就难免重演。

　　*2010年，富士康陆续发生了18起自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4年多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师生所成立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组”从未停止对富士康工人的关注，进行了将近10次的实地调查。本文是基于这些调查报告的总结与整理。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