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声明，要求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掩盖兴奋剂违规案件开展独立调查。
专业人士向谭主透露，巴黎奥运会前，美国故意围绕兴奋剂做文章，把三年前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拿出来翻炒，意图扰乱我们的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甚至企图剥夺中国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来遏制其潜在竞争对手。
针对这件事，谭主也给国际检测机构(ITA)发了邮件。国际检测机构(ITA)独家回应谭主称，媒体对中国游泳队的报道的确导致了中国游泳队奥运会前的额外检测。
美国机关算尽，但结果却是，中国不仅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等游泳项目上夺金，打破了美国的长期垄断，美国自身滥用兴奋剂的行为也暴露了出来。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的最新声明提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指出，2011年以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至少在三起案件中，对使用类固醇和促红素(EPO)的运动员免予指控和处罚，两类药物都属于赛场“黑名单”的一员。
其中，促红素不仅在上个世纪就被国际奥委会列为兴奋剂，2004年开始，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的禁用清单中，促红素也一直位列其中。
促红素作为由肾脏生成的一种造血生长因子，可以使人体携带更多的红细胞，提升携氧量，所以可能会被违规用于自行车、长跑、游泳等对耐力要求较高的项目。
可见，美国要求调查所谓“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纯属贼喊捉贼!
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披露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谭主提取了过去二十余年美国滥用兴奋剂事件中的实体，发现兴奋剂在美国存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从源头上看，不论是美国的大多数职业联盟还是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他们均未签署《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不受其管控，这便有了美国内部包庇兴奋剂的基础。
首先，在美国运动员的青少年时期，从教练、经纪人到体育机构，就开始不断给他们灌输兴奋剂的诱惑。
教练，在这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美国的青少年游泳队中，存在美国教练以治疗肩伤等借口为由，私下给运动员服用止痛药和其他处方药的情况。
很多止痛药，都在世界反兴奋剂禁用名单中。除此之外，另外一种主要的兴奋剂是提高运动表现的类固醇。
美联社曾对61000名美国大学球员进行过统计，其中有数千名球员增重远远超出人类正常的生长速度——这正是使用类固醇的痕迹。
之所以能支撑起如此大规模的用药，少不了教练与企业相互勾结，为运动员秘密输送不合规药物。这也构成了兴奋剂产业链的另外一环。
美国合成类固醇企业巴尔科(BALCO)就曾与美国棒球运动员教练格雷格·安德森联手，要求其队员服用巴尔科研发的“无法检测的特殊药物”。
即便脱离了教练，有些美国运动员还是无法逃离用药的环境——运动员的经纪人，又在创造鼓励用药的风气。
有美国大学橄榄球队的经纪人就曾表示，只要能赢比赛，球队并不关心运动员是否服用了药物。
小到教练和经纪人的灌输，大到职业联盟的影响，面对兴奋剂，一些美国运动员难以自控。
被兴奋剂“喂大”，这还只是第一步。
很多美国运动员进入国际竞技场后，他们往往已经兴奋剂“成瘾”。
曾获得7次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美国传奇“车王”——阿姆斯特朗，他对促红素的依赖就是一个例子。
研究表明，当运动员服用促红素后，其在跑步机上跑8公里的时间将比之前平均缩短44秒。
有人将阿姆斯特朗服药称为“体育史上最复杂、最专业、最成功的兴奋剂计划”，但实际上，用阿姆斯特朗自己的话说，服用兴奋剂就像给轮胎打气或者喝水一样。
阿姆斯特朗在10年内向一名叫做米歇尔·法拉利的医生支付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费用，他负责制定阿姆斯特朗的兴奋剂服用计划。至于其他的，阿姆斯特朗都不需要考虑。
因为他的团队经理和队医，都是这一计划中的一环。队医会为车队的选手编造虚假的疾病，以便他们可以“合法用药”。
而在赛场上，一个新的主体也加入了进来——美国政府发动国家力量，来帮助他们的运动员“免检”，创造不公平优势。
就拿奥运会来说。
最初，承担奥运会反兴奋剂检测的是各国的国家奥委会。
在美国奥委会里，存在着一个很特殊的人：美国奥委会药物控制项目的前主任韦德·埃克萨姆。他曾经把美国奥委会告上法庭。
起诉的理由，是埃克萨姆认为他遭到了美国奥委会高层官员的报复，而这源于他为根除兴奋剂所做出的努力。
埃克萨姆曾披露美国奥委会庇护兴奋剂的行为，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丢掉了自己在美国奥委会的工作。
根据埃克萨姆爆料，他在任的最后三年间，有100多名美国运动员药检呈阳性，其中18人在奥运会选拔赛中药检呈阳性，但仍参加了奥运会。
这说明，美国奥委会在许多兴奋剂案件中完全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这也导致睾酮等提高成绩的物质经常被滥用。
就拿美国网球运动员玛丽·乔·费尔南德斯来说。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赛前，费尔南德斯曾被检测出伪麻黄碱阳性，但仍然被美国奥委会放行参加比赛，并且最终获得金牌。
伪麻黄碱可以刺激脑神经，是国际奥委会禁止使用的兴奋剂。
费尔南德斯自称，她吃了含有兴奋剂成分的感冒药。就因为这个理由，美国奥委会就予以放行。
可是，以生病为理由来申请用药豁免，这是否合理?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滥用“治疗用药豁免”在体坛十分常见，对于一些项目，在申请豁免的运动员中，甚至约有90%都是为了提高比赛成绩。
而美国，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
根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披露的一份文件，美国运动员申请“用药豁免权”的人数是其他国家的10多倍。
随着国际反兴奋剂行动的发展，各国在奥委会之外成立了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美国政府又通过立法，赋予美国本国的反兴奋剂机构“长臂管辖权”，对其他国家运动员展开调查和骚扰。
其中的典型，就是2019年美国通过的《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根据这部法案，美国政府通过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开始调查所谓“中国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事件。
那么，围绕反兴奋剂机构，美国政府为运动员用药提供保护，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就涉及到这一产业链中的另一环——美国药企。
负责研发兴奋剂的美国药企，是美国游说行为最泛滥的行业之一。美国90%左右众议员、90%以上的参议员，都曾接受过美国药企的竞选捐款。
而美国政府、美国药企，也不忘拉上运动员，让这个产业链形成完整的闭环。
在美国，药企还在做一件事——大麻合法化。参与进这场交易，也能让一些运动员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近年来，随着美国各州相继通过法律将大麻合法化，各大体育职业联盟也纷纷效仿。NBA已将大麻从其禁用物质名单中删除，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是如此。去年，NBA球员更是被赋予了投资大麻相关业务的权利。
随着美国大麻产业的增长，部分前任和现任职业运动员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美国的相关药企一直致力于研发缓解疼痛、帮助运动员恢复的产品，然而药品研发的初衷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职业联盟推动曾经不合规的药物走向合规，接着运动员滥用，并在退役后反过来投资。这样的一条产业链已经环环相扣。
在产业链上，部分美国运动员、美国政府、美国监管机构与美国医药公司通过深度的利益绑定，促使美国体育界用药风气愈演愈烈。
而这样的行为，总会等到算总账的一天，这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披露美国掩盖类固醇和促红素的使用情况，就是一个起点。
贼喊捉贼，再喊，也改变不了自己是贼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