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给大家推送了印度学者的【研究报告】现代社交媒体监管的兴起-以打击假新闻的借口。

而假借打击虚假信息、虚假宣传之名行舆论控制之实也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美国情报部门擅长之事。

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长期以来，最高法院在立法部门之外一直适用这一条款，以禁止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行动，并通过实施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因此，第一修正案限制了政府限制受保护言论的能力，并且通常不限制私人当事人的行为。

但是，1934年的美国《通信法》（美国法典47篇第230条）则广泛保护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商(包括社交媒体运营商)及其用户免于因发布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删除或限制访问另一用户的内容而承担责任。这给情报部门利用商业公司开展舆论控制提供了条件。

社交媒体运营商可以通过允许某些帖子而不允许其他帖子的方式对其网站上的内容进行管理。他们禁止用户发布违反版权法或诱导非法活动的内容，一些人还制定政策，禁止令人反感的内容（例如，某些性或暴力内容）或对他们希望提供的社区或服务没有贡献的内容。作为私人公司，社交媒体运营商可以决定在其网站上允许哪些内容，而内容审核决定可以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起一系列诉讼，指控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禁止他进入这些在线社交平台，是侵犯了他在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时，2022年5月6日，一审法院依据第230条的规定不同意并驳回了特朗普对Twitter的诉讼(其他两项诉讼尚待审理)。

一、情报机构控制舆论的历史悠久

1、资助和控制媒体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CIA支持的自由亚洲、自由欧洲、美国之音等电台。CIA不仅通过电台控制舆论，还通过秘密资助各类社会团体和其他新闻媒体控制舆论。

较为典型的就是“自由十字军”项目。自由十字军是美国在1950年至1960年间发起的一场宣传运动。它的公开目标是为自由欧洲电台筹集资金；它还有助于掩盖中央情报局对自由欧洲电台的资助，并为美国的冷战政策争取国内支持。

中央情报局为自由运动提供了大部分资金，五年内花费了500万美元。中央情报局通过十字军东征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最大的政治广告商。

自由十字军帮助前纳粹分子建立了公共合法性，他们与美国政府合作呼吁苏联垮台。中央情报局还通过为一个名为国际难民的组织提供资金，利用“自由运动”暗中向该组织汇款。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拉尔夫麦吉希表示，中央情报局经常在新闻出版物中匿名放置新闻故事，以传播有利于中央情报局目标的错误观点。中央情报局植入的故事可能会被其他报纸和其他第三方以稍微改变的形式获取并进一步传播，或者甚至作为新闻被获取然后由记者重写。

2、在媒体中招募记者入伙或者安插特工担任记者

1973年，华盛顿星报援引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E·科尔比的命令报道说中央情报局招募了30多名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作为记者。

1975年至1976年的一系列国会调查中，包括中央情报局与记者的关系，国会调查报告显示：

中央情报局目前在世界各地维护着一个由数百名外国人组成的网络，他们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有时试图通过使用秘密宣传来影响舆论。这些人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直接访问大量报纸和期刊、大量新闻服务和新闻机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商业图书出版商和其他外国媒体渠道的途径。

在国内媒体中大约50名CIA特工是美国记者或美国媒体组织的雇员。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获得了美国媒体机构的“认可”……其余的人都是未经认可的自由撰稿人和海外媒体代表……十多家美国新闻机构和商业出版社以前曾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国外掩护身份。其中一些组织并不知道他们提供了这种掩护。

根据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档案文件，秘密为中央情报局执行任务有400多名美国记者。

3、资助和控制非政府组织、团体和协会

当然，CIA不仅仅是通过媒体控制舆论，还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团体、协会来传播和控制舆论。1967年，美国《时代》杂志报道曝光了中央情报局对全国近100家协会的补贴。

4、在影视作品中植入CIA的宣传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任命派往南美的行动官蔡斯·布兰登(Chase Brandon)作为与好莱坞的联络人。布兰登的电影作品包括《新兵》 、《恐惧的总和》、《国家公敌》、 《坏公司》和《间谍公司》。

中央情报局提供援助的其他电影还包括1992年汤姆·克兰西小说《爱国者游戏》的电影版和2003年的电影《新兵》。

2012年，特里西娅·詹金斯(Tricia Jenkins)出版了一本书，《好莱坞的中央情报局：该机构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进一步记录了中央情报局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娱乐媒体操纵其公众形象的努力。该书解释说，中央情报局利用电影来促进招募、减轻公共事务灾难（如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升自身形象，甚至通过虚假宣传活动恐吓恐怖分子。

二、通过情报人员到社交媒体公司工作控制舆论宣传

2022年7月22日，记者艾伦·麦克劳德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会见决定FACEBOOK内容政策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文章中作者采访和调查了多个在网络社交媒体负责内容审查的“前情报人员”：

在2019年7月之前，亚伦·伯曼（Aaron Berman）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经理。在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在准备和编辑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撰写和监督情报分析，使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能够就最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做出决定”，尤其是关于“影响力行动对社会运动、安全和民主的影响”。

后来亚伦·伯曼辞职成为Meta公司的错误信息高级产品政策经理，该公司拥有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亚伦·伯曼将自己称为“为Facebook编写规则的团队”的经理，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和他的团队有效地决定了该平台的29亿活跃用户可以看到什么内容，不能看到什么内容。

然而，亚伦·伯曼的案例绝非个例。通过研究Meta的报告以及就业网站和数据库，记者发现Facebook已经从中央情报局(CIA)以及FBI和国防部(DOD)等其他机构招募了数十名人员。这些雇员主要来自高度政治敏感的部门，例如信任、安全和内容审核。

在之前的调查中，记者发现TikTok也充斥着北约官员，前FBI特工在Twitter上比比皆是，Reddit由北约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前战争策划者领导。

例如，黛博拉·伯曼(Deborah Berman)在中央情报局(CIA)担任了10年的数据和情报分析师，最近被任命为Meta的信任和安全项目经理。人们对她在该机构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但她在进入机构前发表的出版物表明她是一名叙利亚问题专家。

2006年至2010年间，布莱恩·韦斯巴德( Bryan Weisbard )担任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包括领导“全球团队进行反恐和数字网络调查”，以及“识别在线社交媒体错误信息宣传和秘密影响活动”。紧随其后，他成为了一名外交官，目前是Meta的信任与安全、安全和数据隐私主管。

2019年还在担任CIA分析师的卡梅伦·哈里斯（Cameron Harris）在LinkedIn上的个人资料指出，他现在是一名Meta信任和安全项目经理。

艾米丽·瓦谢尔（Emily Vacher）于2001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FBI雇员，并晋升为监督特工。后加入Facebook/Meta，现在是信任和安全主管。

2010年至2020年间，迈克·布拉多( Mike Bradow )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最终成为该组织的政策副主任。【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影响力组织，已资助或分阶段管理多项海外政权更迭行动，包括2002年在委内瑞拉、2021年在古巴以及尼加拉瓜正在进行的尝试。】自2020年以来，Meta聘请Bradow担任错误信息政策经理。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尼尔·波茨( Neil Potts )是Facebook的信任与安全副总裁。

2020年，谢里夫·卡玛尔（Sherif Kamal）辞去了五角大楼项目经理的工作，转而担任Meta信任与安全项目经理一职。

陈乔恩（Joey Chan）去年还是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在亚太地区指挥一支拥有100多名士兵的连队。目前担任与Kamal相同的信任和安全职位。

拥有如此多的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运营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和新闻平台，这距离该机构本身决定你在网上看到什么和我们看不到什么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而且基本上没有公众监督。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安排对华盛顿来说是两全其美。他们可以对全球新闻和信息流产生重大影响，但保持一些似是而非的否认。美国政府不需要直接告诉Facebook制定什么政策。这是因为担任决策职位的人多半是从国家安全部门提拔出来的，这意味着他们的观点与华盛顿的观点相吻合。如果Facebook不合作，对监管或打破公司巨大垄断的无声威胁也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本文并未声称任何被点名的人都是邪恶的工作人员，甚至也没有声称他们不是模范员工。这是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如果Facebook从FSB或GRU等俄罗斯情报机构雇用数十名管理人员，每个人都会认识到内在的危险。当它从中央情报局雇用人员时应该没什么不同，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对现代一些最严重的罪行负责的组织。

Facebook还聘请了大量前国家安全官员来管理其情报和在线安全业务。直到2013年，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rn )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目标定位官员，后来升任目标定位主管。在这个职位上，他帮助选择美国无人机在南亚和西亚的打击目标。然而，今天，作为Meta公司风险情报的高级经理，"错误信息"和"恶意行为者"是他的目标。希望他在Facebook比在CIA更准确，政府自己的内部评估显示，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的阿富汗人中至少有90%是无辜的平民。

Facebook的其他前CIA人员还包括麦克·托里（Mike Torrey），他辞去了该机构高级分析师的工作，成为Meta的检测、调查和破坏复杂信息操作威胁的技术负责人。

前CIA承包商哈根·巴尼特（Hagan Barnett），他现在是这家硅谷巨头的有害内容运营。

Meta的情报和在线安全团队包括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政府机构的人员。2015年，国防部情报官员苏珊娜·莫洛（Suzanna Morrow）离职，成为Meta的全球安全情报主管。

FBI的代表人物是威胁调查经理艾伦·尼克松（Ellen Nixon）和网络间谍调查负责人麦克·德维里安斯基（Mike Dvilyanski）。

Facebook的影响力运营政策经理奥尔加·贝洛戈洛娃（Olga Belogolova）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长办公室任职。

在Meta之前，大卫·阿格拉诺维奇（David Agranovich）和纳撒尼尔·格莱歇尔（Nathaniel Gleicher）都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大卫·阿格拉诺维奇是Facebook的全球威胁中断主管，而纳撒尼尔·格莱歇尔是安全政策主管。

网络安全和调查部主任兼副总法律顾问张海丽（Hayley Chang）曾在FBI和国土安全部工作。

Meta的全球互动业务负责人戴维汉塞尔( David Hansell )曾经是空军和国防情报局的人。

Meta最外向的员工之一是其影响力运营的全球威胁情报负责人本·尼莫（Ben Nimmo）。2011年至2014年期间，他担任北约新闻官，次年调任治国方略研究所，这是英国政府资助的宣传机构，旨在传播有关英国国家敌人的误导性信息。他还是北约半官方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

虽然Meta没有揭露美国政府的任何邪恶行为，但它会定期揭露它声称的外国虚假信息活动。根据Facebook的一份报告，2017年至2020年间，其平台上协同造假行为排名前五的是俄罗斯、伊朗、缅甸、美国和乌克兰。

在Facebook的几乎每个政治敏感部门都找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前代表。包括更高的级别，2020年至2021年间，克里斯·罗斯（Kris Rose）辞去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担任Meta治理监督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该平台的总体方向。在此之前，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六年，担任政治和反恐分析员。

与此同时，Facebook的董事兼亚太地区副总法律顾问吉娜·金·苏米拉斯( Gina Kim Sumilas )在进入科技私营部门之前，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近12年。

该公司的前台员工也与美国政府有相当大的重叠。例如，卡迪亚·科罗马(Kadia Koroma )于2020年1月从FBI发言人的职位上被免职，成为Facebook的媒体关系经理。

Facebook监督委员会的政策沟通经理杰弗里·盖尔曼( Jeffrey Gelman )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

Facebook行政通讯发言人凯文·刘易斯（Kevin Lewis）在白宫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发言人多年。

Meta的法律战略副总裁是雷切尔·卡尔森·利伯（Rachel Carlson Lieber），她从中央情报局直接跳槽到Facebook。她在这家硅谷巨头的第一个角色是北美监管和战略响应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继续由许多前州政府官员担任。

其中包括战略计划负责人罗伯特·弗莱姆（Robert Flem），他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0多年。

而艾琳·克兰西（Erin Clancy）则离开了在国务院工作了16年的职业生涯，成为Facebook战略反应政策经理。艾琳·克兰西的官方工作以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为中心。她自己的简历称她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和苏丹的制裁制度。她还在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开始时在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工作。众所周知，她还与白头盔组织密切合作，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援助组织，一些人声称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关系过于密切。即使在她的Facebook任命之后，克兰西还是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和大西洋理事会的成员兼职，大西洋理事会是北约智囊团的鹰派机构。

为什么这些国家安全官员对Meta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调查记者解释说，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通过抓住一名中央情报局雇员，一家公司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她说，并解释说，“这个人可能接受过广泛的专业培训（由纳税人承担费用）并且可能有安全许可，”这是困难、昂贵且在私营部门工作很费时间。因此，处理国家机密事务的公司（例如国防承包商）在历史上一直向现任和前任官员示好以填补他们的空缺，以比他们在政府部门所能获得的高得多的薪水来吸引他们。

现在这些专业人士正受到Facebook、谷歌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的追捧，这些公司现在正在大量监控、监视和审查内容，然后共享有关的数据美国政府实体的用户”。

这些领域对这些人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私营公司经常聘请前国家安全人员为他们进行招聘。例如，约翰·帕普(John Papp )曾在中央情报局(CIA)担任高级情报官12年，在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担任图像分析师4年，后来又在华盛顿的许多最大国防承包商担任招聘人员。其中包括博思艾伦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雷神公司（Raytheon）、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IBM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现在，他是Meta的招聘人员。

也许不足为奇的是，Meta还雇用了前间谍来进行内部安全操作。该公司的副总裁、首席安全官是前中情局反恐行动官尼克洛夫·里恩（Niklas Rinn）。

而Meta内部保护负责人是前中情局行动心理学家、“卧底”尼科尔·阿尔福德（Nicole Alford）。

与此同时，Meta的全球安全治理主管——据报道负责Facebook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人身安全——是吉尔·利文斯·琼斯（Jill Leavens Jones），他曾在美国特勤局特工的工作。

全球安全运营总监亚历山大·卡里略( Alexander Carrillo )在被Facebook任命后，继续担任海岸警卫队中尉指挥官几个月。

该公司还聘请前联邦调查局就法律问题直接与执法部门合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布赖恩·凯利（Brian Kelly）。

三、建立专业网络水军

尽管现在已经确定五角大楼部署了一支至少有60000人的秘密军队，他们的工作是影响公众舆论，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键盘进行的。去年《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称其为“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卧底部队”。

此外，五角大楼网络战的爆发导致数以千计的间谍以各种虚构的角色开展日常工作，这正是美国谴责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间谍做同样的行动的类型。

《新闻周刊》警告说，这支军队这样做可能违反美国法和国际法，并解释说：“这些是顶尖的网络战士和情报收集者，他们在网上扮演虚假角色，使用“非归因”和“错误归因”技术来隐藏他们在线存在的身份和地点，同时搜索高价值目标并收集所谓的信息'可公开获取的信息'——甚至参与影响和操纵社交媒体的活动。”

早在2011年，《卫报》就报道了这支庞大的网络力量，其工作是“通过使用虚假的在线角色来影响互联网对话并传播亲美宣传来秘密操纵社交媒体网站”。然而，Facebook雇用的前军人和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似乎并未在该平台上发现任何前同事的工作痕迹。

四、通过约谈和通报影响商业公司的决策

社交媒体已成为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的重要信息来源。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是许多定期监控社交平台的联邦机构之一，其目的从进行调查到识别威胁以筛选旅行者和移民。

许多联邦机构使用社交媒体，包括：国土安全部 （DHS）、 联邦调查局 （FBI）、 国务院 （State Department）、 缉毒局 （DEA）、 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局 （ATF)、 美国邮政服务(USPS)、 国税局(IRS)、 美国法警服务和社会保障局(SSA)。尤其是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国务院、CIA，这些机构最广泛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监控、定位和信息收集。

在2020年大选之前，包括Twitter、Facebook、Reddit、Discord、维基百科、微软、LinkedIn和Verizon Media在内的科技公司每月都会与FBI、

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和其他政府代表会面。这些会议是私营部门和政府之间仍在进行的一项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讨论企业在选举期间如何处理错误信息。

实践中，州选举官员向CISA发送了潜在形式的虚假信息的例子，CISA然后将它们转发给社交媒体公司以获得回应。

在2020年8月份乔·罗根的播客节目中，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透露，在与FBI交谈后，Facebook对《纽约邮报》的报道进行了有限分享。“这里的背景是FBI来找我们——我们团队中的一些人——就像，‘嘿，你应该知道，你应该高度警惕2016年大选中有很多俄罗斯宣传，’ ”扎克伯格告诉罗根。扎克伯格说，FBI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注意到，基本上会有某种垃圾场。’”当邮报的故事于2020年10月发布时，Facebook认为它“符合FBI的那种模式”告诉他们要小心。

五、案例

自2004年成立以来，Facebook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帝国，并且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重要的新闻发布商。该公司拥有近30亿活跃用户，这意味着全球近五分之二的人使用该平台。最近一项针对12个国家/地区的研究表明，全球约有30%的人通过Facebook信息流获取新闻。这给了负责策划这些提要和控制这些算法的人无可估量的权力。它还对所有其他国家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尤其是那些可能希望走上独立于美国的道路的国家。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前间谍，这使得这种威胁更加危险。

这绝对不是假设性的困境。11月，在尼加拉瓜大选前不到一周，Facebook决定删除属于支持尼加拉瓜桑地诺党的个人和团体的数百个页面和帐户，该党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权更迭目标。其中包括许多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和媒体机构。考虑到该国大约一半的人使用该平台获取新闻和娱乐，这一决定几乎没有更具侵略性，并且可能旨在试图让选举偏向亲美候选人。

Facebook声称这些账户是从事“不真实行为”的机器人。当这些人迁移到Twitter上并录制视频以表明他们不是机器人时，Twitter也立即删除了这些帐户，这被称为协同压制。

这一尝试的幕后黑手是前面提到的本·尼莫（Ben Nimmo），他与人合著了一份缺乏说服力的报告，其中充满了可疑的假设和指控。这包括暗示帐户遵循一种活动模式，即他们的Facebook使用水平在早上和下午达到顶峰，并在尼加拉瓜时间午夜后减少到几乎为零，这表明他们是机器人。

去年，右翼古巴人还利用Facebook试图发动一场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反对执政的共产党政府。

授予任何个人或团体对通信的大量控制权会引发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巨大质疑——当这些个人与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联系如此密切时，情况会加倍。

六、漫长的渗透模式

45年前，传奇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发布了一项调查，记录了中央情报局(CIA)如何设法渗透美国和全球媒体。中央情报局已将数百名特工安置在新闻编辑室，并说服了数百名记者与他们合作。其中包括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的个人，包括《纽约时报》。中央情报局需要秘密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任何公开这样做的尝试都会损害行动的有效性并激起公众的强烈抵制。但到2015年，当路透社宣布聘请拥有33年经验的CIA资深经理兼局长道恩·斯卡利奇（Dawn Scalici）担任全球总监时，几乎没有人表示反对，即使该公司宣布她的主要职责是“提升汤森路透满足美国政府不同需求的能力”。

然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纽约时报或路透社，每天覆盖数十亿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任何情报组织的主要目标。它们已经变得如此庞大和无处不在，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公共场所，并且认为它不应再被视为一家私营公司。考虑到谁在平台上做出许多决定，公共实体和私人实体之间的区别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模糊。

参考资料：

1.https://www.carlbernstein.com/the-cia-and-the-media-rolling-stone-10-20-1977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A_influence_on_public_opinion

3.https://www.mintpressnews.com/spooks-establishment-journalists-circling-wagons/281217/

4.https://www.mintpressnews.com/meet-ex-cia-agents-deciding-facebook-content-policy/281307/

5.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research-reports/social-media-surveillance-us-government

6.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LSB/LSB10742

7.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