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欧关系的基本历程是从美洲的争夺到亚洲的争夺，再到欧洲本土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国直接介入欧洲事务的契机，而冷战的爆发给美国确立西方霸权提供了机遇。冷战期间，历经战争磨难的欧洲各国痛定思痛，逐渐将一体化视为解决欧洲困境的路径。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美欧矛盾逐渐凸现。近年来，美欧在关键性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上出现了战略分歧，二者工具性制度主义和原则性制度主义的分野愈加明显。
美国霸权的形成与欧洲有着摆脱不开的渊源。实际上，美国立国就是挑战欧洲在美洲霸权的产物至今对美国影响至深的孤立主义思想就是针对欧洲这一“旧世界”设计的，而作为美国主体思想的门罗主义也是阻遏欧洲霸权的工具从步入世界舞台之日起，美国就确立了争夺美洲地区利益的目标，并以欧洲为防范、遏制和驱逐对象。
从立国至1941年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极力避免卷入西半球的事务，只有几次短暂的例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国直接介入欧洲事务的契机，而冷战的爆发赋予了美国确立资本主义国家盟主地位的机遇，由此引起的东西方对立首先导致了欧洲的分裂。
此时，世界政治的决策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和苏联，对欧洲和世界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态势下，基于同样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安全目标的大西洋联盟得以形成，美国通过制度化介入成为欧亚大陆的新霸主，美国控制西欧并视之为遏制苏联的坚定盟友，进而作为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桥头堡。大西洋联盟的成功使得美欧关系被视为造就了“大西洋治下的和平”（Pax Atlantica）。
历经战争磨难的欧洲各国痛定思痛，逐渐将一体化视为解决欧洲安全困境的唯一路径。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欧洲一体化进程开花结果，最终形成以经济货币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防务政策为支柱的欧洲联盟，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棵奇葩。
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显然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坚持认为大西洋联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关系，是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跳板，使美国能够在欧亚大陆扮演仲裁者的决定性角色，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在世界所有关键的权力和影响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盟。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的独立倾向不乏防范性的制度创新，尤以北约东扩为明确标示。
近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减少对国际制度的承诺，采取了更为直接的单边主义战略，美欧在关键性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上出现了战略分歧，二者工具性制度主义和原则性制度主义的分野愈加明显，美欧关系步入了新的竞争时期。在一个大西洋变宽的时代，重新评价美欧战略关系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美国制度霸权的欧洲布局为经、以欧洲一体化进程为纬，以冷战及其结束为界剖析欧美关系的变化，并藉此评估工具性制度主义、原则性制度主义和欧美关系的未来。
1.美国霸权的欧洲支柱
美国霸权是在欧洲霸权衰微之后得以确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削弱了欧洲的全球霸权，而此后的殖民地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叫富兰克林·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安全的构想代表着西欧传统霸权地位的否定，欧洲被迫退回到自己的大陆上，获胜的同盟军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具有决定意义，美国自此成为欧洲大陆的成功干预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美国是以确立全球霸权为核心的，然而苏联的崛起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创立却使得美国这一目标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鉴于东西方冷战的爆发，美国早期建立自由多边体系的努力大多失败了，而对欧洲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以此为基础，该联盟得以形成。
大西洋联盟以北约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职能以“马歇尔计划”为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力求全面复兴西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美国接过英国伸出的禅让橄榄枝，公布杜鲁门主义，通过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阻止了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中，美国以空运方式显示出抵御苏联威胁的决心。
美国的对立国苏联则通过与东欧各国、中国等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等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美苏两大制度体系的建立代表着欧洲的分裂和冷战的定格。
在美国霸权的欧洲布局中，杜鲁门主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西欧国家复兴、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使命，代表着美国的战略趋向。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的正式解体，也代表着美苏对抗的不可逆转。相比而言，“马歇尔计划”则是美国在经济上与欧洲形成联盟的重要步骤，也是催生欧洲联合和大西洋联盟的重要举措。
“马歇尔计划”得到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以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商品、尽快撤除关税壁垒、为美国提供生产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允许美国对内部预算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限制同苏东的贸易等为条件，在四年内向欧洲提供了131.5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度过了战后的艰难岁月，巩固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西欧的战后复兴，为大西洋政治军事联盟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欧洲在经济上的分裂导致政治和安全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并在1948年酿成了长达11个月的柏林危机。此前此后，在英国的倡议下，英、法、卢、比、荷等五国就建立西欧防务联盟进行谈判，建立了西欧第一个多边军事同盟布鲁塞尔条约组织。
在欧洲局势日趋紧张和分裂的情势下，美国加入欧洲军事和政治安全势在必行。1948年7月至1949年3月，美国与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加拿大等就如何建立北大西洋防务联盟进行商讨。
1947年9月9日通过供与会各国讨论的备忘录“华盛顿文件”，对即将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范围、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及其与欧洲国家组织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之后，经过数月的讨论，1949年4月4日美国与英、法、卢、比、荷、加、丹、葡、挪、冰、意等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
1949年9月17日，由缔约国外长组成的北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作为北约的最高权力机构。会议决定设立由缔约国国防部长组成的防务委员会，负责制定统一的防务计划设立由各缔约国参谋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作为北约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并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美英法常设小组设立北大西洋地区、西欧地区、北欧地区、南欧-西地中海地区、加-美地区五个地区性计划小组，负责制定本地区内的防务计划，美国参加所有上述计划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盟军总司令部、大西洋盟军司令部、海峡司令部等军事机构。
之后，北约又陆续建立了咨询性的机构，构成迄今最为完备的军事同盟体系。
在北约的制度安排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由美国人担任，北约核打击力量的使用权完全操纵在美国总统手中。美国通过北约的建立进入了欧陆腹地，并在欧洲大陆组成了遏制苏东、控制西欧的战略弧。
北约的建立是美国外交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之一，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同美洲之外的国家建立军事政治集团，成为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布局的基础。北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美国确立了西方霸主的地位，也标志着美国以欧洲为战略基点的全球部署基本完成。
2.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欧洲一体化的催化剂。欧洲各国大规模的相互杀戮导致欧洲全球霸权的衰落，自己的安全还需要他国的维护。各国痛定思痛，多年来通过欧洲联合保证欧洲安全的思想落地生根，使得欧洲联合运动走向实质性行动。
约翰•米尔斯海默精辟地指出：“如果没有共同的苏联威胁或美国守夜人，西欧国家将做它们在冷战开始前几个世纪所做的一切怀着永久的怀疑彼此观望。”基于此，西欧国家开启了迄今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约翰•米尔斯海默
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整合理念和实践经验，它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确立了具有超国家因素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从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外交、防务一体化扩展的溢出效应。
美国对欧洲联合的促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领导人认识到一个统一、强大的欧洲比一个分裂、软弱的欧洲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杜鲁门主义通过的当天，美国国会通过了主张“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提案，标志着美国公开介入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立场。
1949年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西欧国家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迈出了欧洲联合的第一步。1949年英、法等10国建立了欧洲委员会，此后将所有西欧国家囊括其中，以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等为主要常设机构。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公布了由让•莫内起草、最终导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标志着欧洲联合从观念建构走向实体建设。
法、德、意、卢、比、荷六国于1951年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正式启动。此前此后，西欧各国在防务合作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尤其是1954年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扩大为西欧联盟，完善了美国遏制苏东的军事集团，也将西欧的防务纳入到北约体系，确保了美国对欧洲防务的主导。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形成了欧洲联合只负责经济活动、防务与安全由北约和各成员国负责的局面。
西欧六国期望将煤钢联营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1957年3月25日德、法、意、卢、比、荷签署《罗马条约》，随后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新历程。1958年的《罗马条约》建立了三个超国家机构: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三者代表共同体，不对成员国负责，使得成员国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采取自主的国家政策和行动，从而体现出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的倾向。
1965年西欧六国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三者合并为欧洲共同体,并建立了单一的共同体管理机构。欧共体既不是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也不完全是政府间主义的松散联盟，而是二者的折衷。欧共体成立标志着一体化进程不可逆转。在这一趋势的感召下,1973年1月1日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扩展为九国联合。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挑战，欧共体采取行动，加大改革力度，一体化进程取得飞跃式发展。1986年2月17日欧共体通过了《单一欧洲法令〉,其首要目标是建立更加扩大和深化的欧共体合作，以及一个超越国界的欧洲统一大市场，该法令于1987年7月1日生效，它明确了单一欧洲的远大目标，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法律保证，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联合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动力，该法令的签署也标志着欧洲政治合作的正式开始。
1991年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在经济上分阶段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成员国外交事务的政治合作机制提升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立成员国司法与民政事务的合作机制,并决定将欧共体改名为欧洲联盟。1993年11月1日欧盟诞生。
1997年欧盟各国首脑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通过了《阿姆斯特丹条约》，强调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和警务合作;制定灵活性条款,强调除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敏感领域的合作必须得到成员国一致同意外，其他领域的一体化行动均可使用多数表决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加强合作的力度，加强决策机制,赋予欧盟理事会秘书长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责任，并确认西欧联盟的维和使命;健全欧盟的组织结构等。
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流通的货币，欧洲在经济领域的统一梦想成为了现实。2000年欧盟通过《尼斯条约》，对欧盟的机构改革提出了新目标，加强了欧盟委员会及其主席、欧洲议会的权限,强调了加强欧盟本身防御能力的重要性。
欧洲联合已经使得美欧双方在经济上平起平坐。伴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加强，欧盟不再满足于作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和军事上的侏儒，开始争取平等政治地位和独立防务的建设。尤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以来，安全、外交、防务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加速，并体现出政府间主义向超国家主义过渡的特征。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视为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呼吁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实施最终导致共同防务政策在内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来确立其共性。欧洲各国要求西欧联盟(WEU)负责处理防务事务。
1992年西欧联盟决定扩展职能，作为北约的欧洲支柱。
1993年法、德、西、比、卢组成欧洲军团并步入运作。
1994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欧洲国家强调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Identity)。1995年西欧联盟决定加强其军事行动能力，法、西、意、葡决定建立欧洲陆军和欧洲海军以加强南欧防务，英法则组成了欧洲空军大队。
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要求西欧联盟主持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和危机处理，在军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9年6月欧盟通过《关于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声明》，强调欧盟必须拥有共同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欧盟兼并西欧联盟的职能，并任命第一位“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顾问”成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第一块基石。
1999年10月18日索拉纳正式就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1999年11月欧盟召开第一次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会议,确定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文件的框架。
1999年12月欧洲理事会对欧盟加强共同防务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决定在布鲁塞尔设立欧盟最高防务安全机构,这是欧盟在政治一体化方面的重大步骤。
此后,欧盟正式参加地区维和行动，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02年与北约达成军事资源共享的制度性战略安排。
2003年3月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接管了北约在马其顿的维和使命，成为欧盟领导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
2003年的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更美好世界中的欧洲安全》的欧盟安全战略文件。
2004年各国首脑会议通过《欧盟宪法条约》，确立了向防务同盟进军的计划。伴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欧盟国家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
总体而言，欧盟建立自主防务力量、确立安全与防务特性的努力得到了美国的有限支持，但双方并非没有矛盾,美国对欧洲防务的独立必有防范。经过50多年的一体化进程，欧洲的制度布局呈现出多个组织并存、制度化程度或强或弱的各种合作形式并存的局面。欧洲各国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欧洲的部分联合，并通过新世纪的欧盟东扩进一步把欧洲一体的概念向东欧扩展,欧洲制度化程度在继续发展之中。
3.冷战、欧洲联合与美国霸权之欧洲布局的演化
在“二战”结束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冷战高峰期，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事关美、苏、欧三方的生死存亡，美苏对决意味着欧洲只能是美国的仆从，而美国始终是领导者。尤其是，冷战初期的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建立了制度化的经济霸权体系，欧洲依赖美援得以复兴。美国出于遏制和对抗苏联的需要,对欧洲联合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甚至不惜以合作深度为由加以推动。即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见成效，美国也倾向于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大西洋联盟中某种程度的竞争者，而绝不是挑战者。
二战中的欧洲
但是，欧洲主要大国却并不愿意雌伏于美国霸权的卵翼之下，通过联合加强自己的力量才是其目的之所在。随着欧洲力量的复兴及其独立意识的增强，美欧矛盾势在难免。在一定意义上，冷战固化了美欧特殊关系,但欧洲一体化埋下了美欧关系必然演化的种子。
冷战期间的美欧关系以遏制苏联为首要目标,苏联是影响美欧关系的结构性因素、隐性因素。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初步兴起，国际关系进入大分化、大组合时代,在这个时期内与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动相对照，欧洲经济共同体克服了初创时期的困难和内部危机，顺利建成了共同市场，确定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与美国展开了尖锐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法国甚至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导致美国控制西欧的局面出现缺口。与此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其经济实力也相对衰退，故而开始重新评估其支持一体化的政策,转而突出强调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条件性，即欧洲联合进程必须在大西洋联盟中进行。
1969年是欧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后，开始推行以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的尼克松主义，对苏推行缓和政策，对欧加强合作。德国勃兰总理上台执政并推行承认战后边界现状的新东方政策。自此至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对抗时代让位于谈判时代。
然而，由于美国霸权的暂时衰落和西欧联合导致的实力增强，美欧关系注定要在70年代发生变革。欧洲积极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形势推行具有欧洲特性的对外政策，既对苏缓和，又对第三世界加强渗透，这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的挑战;欧洲对美苏既争夺又勾结的动向充满怀疑，担心二者联合牺牲西欧的利益。
鉴于此，美欧之间的信任感在减少，而不信任感却日渐加剧。尼克松强调美国担任保护者的时代已经结束，明确表示尊重欧洲的独立意志,宣布与西欧建立伙伴关系。
但正是在尼克松任内,美国未经协商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从而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4年开始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代表着对欧日伙伴的不再宽容;美国要求欧洲分担防务费用，保持和发展美欧关系中的“大西洋成分”，与西欧加强欧洲特性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当然，尼克松承认欧洲的伙伴地位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标志着欧美关系进入了真正的调整阶段。
丘吉尔 戴高乐
鉴于冷战格局的存在和安全的至关重要性，欧美之间矛盾仍然是次要的，而合作是主要的，七国集团的定期运作就是标志。作为一个新的协调机制,七国集团成为美欧协调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它确保了实力对比变化之后的美日欧三边依旧可以通过政策协调保持必要的团结一致，并促使制度性多边主义成为西方集团进行内部协调的主流。
从安全与防务关系的角度看，冷战期间，欧洲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及其主导下的北约。斯时的北约具有三重作用:让美国进来，让苏联人出去,让德国人低头。它不仅确保了欧洲战略格局的基本稳定，更确保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任何在北约之外发展自己防务合作的举措都会受到美国的疏远，削弱美国对欧洲的承诺,进而削弱西欧的安全系数。
所以,欧洲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防务合作。欧美关系以美国对欧洲的军事保护为标杆，美欧或有争吵，但在事关欧洲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西欧各国无一例外地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美欧在联盟作用、北约地位和西欧防务安排上基本不存在分歧。
4.后冷战时代的美欧战略格局
苏东集团的解体实际上撤除了美欧特殊关系的外在屏障，美欧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直接而富有战略性。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段的经济增长，随着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挟唯一超级大国之优势,着手建立单极霸权;冷战结束以来，欧盟步入了一体化进程的快车道，其政治、外交和防务方面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对外关系也更加积极而多元，尤其是,随着前苏东地区的趋于稳定、前南热点的降温、以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为标志的欧洲自身处理地区冲突能力的增强，欧盟越来越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现。
在经济上，鉴于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入，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公平贸易政策，对欧洲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和损害;随着欧元的诞生，双方在货币和金融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尖锐。在美国看来，欧元的出现意味着欧盟向美国金融统治地位的挑战。欧元启动之后，欧盟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金融市场，欧元流通导致了全球资金和投资的重新分配,从而改变美欧的实力对比。
在安全防务问题上,争夺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是美欧矛盾的焦点。随着欧洲安全环境和西欧防务性质的变化,欧洲增强自身防务能力和防务自主性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美国控制欧洲防务的意图未减，双方在北约职能、欧洲地区维和、西欧防务安排等方面的矛盾不断凸显，以法国为首，欧盟国家要求对大西洋防务联盟进行改革，使美国的领导与其他国家参与之间更为平衡。在地区安排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安全形势基本稳定,而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冲突有所增加，追求全球霸权的美国自然而然地开始将其安全重心东移至亚洲。
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美国的主要目标是转化俄罗斯，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制度，如邀请俄罗斯领导人参与七国集团，并将之扩大为八国集团，使之融入西方社会，同时进一步削弱其实力，减少其影响。对欧盟来说，加强与亚洲的合作固然重要,但建设欧洲才是核心使命。
因此，欧盟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在于协调和发展与前苏东地区的战略关系，实现统一欧洲的梦想。美国的安全重心东移既给欧盟带来了机会，也导致了欧盟国家的不安和狐疑。在世界秩序和总体战略目标上,欧洲谋求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关系,期望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这与美国的单极霸权谋划背道而驰。为追求全球霸权,美国力求防止任何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竞争对手出现，自然其矛头也不会偏离未来堪与其分庭抗礼的欧洲，新老欧洲的说法、“任务决定联盟”的政策宣示都表明了美国阻挠一个强大欧洲出现的战略意图。
进入21世纪，美欧矛盾开始出现在全球层面、战略层面、非传统安全层面，特别是对国际制度的态度上。“9・11事件”加速了美欧矛盾的展现。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价值观、对世界秩序设想的差异导致大西洋联盟的裂痕扩大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反对动武的国家称为老欧洲、将支持动武的国家称为新欧洲的做法,强调志愿者联盟和任务决定联盟的新思维，都体现出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意图。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欧矛盾的激化终于爆发出来。
冷战的结束给予了美欧调整双边关系的机遇,欧洲的战略格局也因此出现变更。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改造北约以扩大其政治职能和军事干预范围，以渐进方式将北约扩展到东欧,确立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为核心的新欧洲安全体系，确保对欧洲安全防务的主导权，同时要求欧盟在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中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欧洲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加强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突出欧洲的安全与防务特性，加强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步伐，力求在防务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并扩大欧盟，将东欧纳入欧盟东扩的范围，同时与俄罗斯建立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以最终实现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统一欧洲的梦想。美欧的战略目标不同、战略指向不同，但都期望主要通过向东欧和苏联的扩张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美国的主导下,1999年3月12日原华约成员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这是北约向东扩张的重要标示之一。3月24日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轰炸南联盟，开新战略和进攻性之“先例”。
4月23-24日北约通过《北约战略新概念》，其核心内容是，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承担主要责任，但北约为维护成员国的共同安全利益，能够在防区之外主要是“欧洲-大西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必要时采取这种行动可不经联合国授权，北约“可能采取第五款以外的危机反应行动”，即超越原先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军事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或欧安组织严格授权的规定。
在美国单极化的国际体系下，作为次一级的权力中心，欧盟具有对美国进行牵制和制衡的内在要求，以维护自己在北约和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前者以加强各领域的一体化为表现形式，后者则表现为欧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欧盟期望运用多边主义建立自己的安全体系，这一目标的达成,不仅需要确保美欧安全联盟的稳固，更需要欧洲独立的防务力量和“安全与防务特性”。此外，东欧和俄罗斯的形势变化实际上赋予了统一欧洲梦想实现的可能性，欧盟一方面将东欧国家纳入其中，另一方面积极改善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对西方的战略几经调整，通过战略收缩确立了比较符合其现实的欧洲目标,即改善同美国、北约的关系，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从形式上结束与西方的地缘对立。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俄罗斯民主化进程，双方的需要在接近，欧盟认识到俄罗斯的参与是构筑欧洲整体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俄罗斯期望通过与欧盟联手来稳定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遏制美国对其战略空间的压制，加深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巨大空间。概言之，俄欧接近成为必然。
从未来的发展看，欧洲会坚持与美国的合作，但会进一步强调平等的伙伴关系，要求发挥更加独立的作用，要求更加尊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构成制约。无论如何,欧美关系的基础在变化,重新定位恰逢其时。
当然，美欧之间不仅矛盾重重，而且相互需要。对美欧双方而言，相互补充、约束力渐强的双边伙伴关系均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欧洲的协助，美国仍将占据优势，但却不会在全球无所不能。就欧洲而言，军事上的弱势和政治上的不统一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真正破裂将是对欧洲的致命打击，它不仅会使欧洲在内部对手和外部危险面前再次变得脆弱不堪,而且还有可能危及整个欧洲的结构体系。基于此，如何确保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将是美欧政治家面临的最大考验。
5.工具性多边主义、原则性多边主义与欧洲的未来
美欧之间从美洲的争夺到亚洲的争夺，再到欧洲本土的争夺。目前，欧洲在促进本土一体化的同时，将眼界重新放到了欧洲之外，不仅加深了与其传统核心地缘政治经济领域(非、加、太、中东等）的联系，与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也在大规模展开。
随着国家实力的全面膨胀，美国不仅决心确保在欧洲安全上的主导权，也不会放弃在亚洲、中东安全的主导权，甚至力图将其霸权触角延伸到地球的所有角落，以此建立起美国治下的和平。美欧实力、对外影响力的同时扩张导致了双方重新审视对方在自己大战略中的定位，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
曾几何时，美欧最核心的战略目标有着清晰的指向，双方的战略观念长期保持一致。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欧之间的战略观念出现了实质性的分歧，尤其是在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上明显出现了工具性制度主义和原则性制度主义的分野。
立国至今，美国一直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积极促动者和主要的控制者,在促进各地区国际制度的建立上不遗余力。但美国还同时是单边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美国的立场往往是混和性的，既支持多边主义的原则,也不放弃单边行动的自由。
美国人从未放弃过对国际制度的怀疑，在他们的心目中，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是不可靠的,实现安全和促进自由的秩序取决于拥有和运用军事力量。鉴于此，美国的多边主义持续体现出选择性或工具性的特征，即将国际制度视为美国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表现在对联合国的认识上,美国人并不把联合国安理会视为最后的权威，他们倾向于将安理会的决议视为最高荣誉奖，而不是最终决策。
表现在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上，就是美国要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和绝佳优势建立美国之下的和平，将美国的模式滲透、推广到全世界。鉴于国际制度的滞后性特征，美国无意维持既有国际制度的权威性，而是力图凭借一己之力加以改造和完善，使之成为约束他国而非约束美国的战略工具。
欧洲一体化进程与国际制度建设密不可分。欧洲一体化的成效显著，是由于建立健全了正常运作、旨在处理好成员国之间以及地区一体化与成员国之间协调平衡利益的制度框架，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对这一制度框架进行修补和完善，以及时发现并适时缓解各种矛盾，绝不使矛盾趋于恶化而不可收拾。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欧洲各国超越权力进入了一个强调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的自制的世界。基于此，原则性制度主义的观念成为欧洲处理对外事务的核心原则，欧洲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对国际法情有独衷，倾向于通过和解、协商、外交方式处理问题而不是以武力解决问题，坚信可以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表现在对联合国的认识上，欧洲人认为获得安理会的授权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目的，是建立国际法治秩序的必要条件。鉴于这种观念的秉持，冷战结束之后，德国、法国等所谓的老欧洲国家坚持应建立一个以多边主义理念为核心的多极世界,强调国际社会必须以法律手段来对付大规模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美欧之间的不同战略导致了对世界局势截然不同的判断，并集中体现在对世界走向的解读。美国坚信凭借单边主义和“菜单式联盟”可以建立一个单极秩序,欧洲则强调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全球秩序。
基于此，美国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承诺过于天真,是军事软弱的产物;而欧洲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过于简单化，是实力过剰的产物。随着观念差异的加深，美欧之间更加相互怀疑:欧洲反对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单边行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倾向;美国则怀疑欧洲的战略重要性和欧洲能否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助美国一臂之力。
当然，过分夸大美欧之间的矛盾可能是误导的，因为数十年来的争吵并没有导致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欧洲自“二战”以来的困境并没有改变:既想独立，又缺乏独立的资本和谋求独立的强烈意愿;既反对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又担心美国完全弃欧洲于不顾。
美国对欧洲的矛盾心理也没有改变:既想控制欧洲，又感觉负担过重;既反对欧洲过分独立于美国，又对欧洲强大后的支持充满期待。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不应该对大西洋联盟的分裂抱有过高的期望。基于美欧之间形成的高度制度化的联系网络，双方不会摆脱几十年间形成的制度约束，而更可能会形成密切合作之下的激烈竞争关系，双方将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失败国家、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继续联手合作，也会在欧洲本土、东亚等重要地域出现竞争性冲突。
无论如何,在欧洲本土上，欧盟将逐渐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关系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欧美双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和欧盟的自身发展。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门洪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同济大学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