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打交道不能只盯着白宫

肖志夫

白宫（老夫摄于2014年）

　　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6日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首次视频会晤。之后，新华社权威发布了新闻通稿《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美国中文网发表了《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 白宫深夜发了这样一份声明》文章。老夫找到这份声明英文原版，发现关于拜登对台湾问题表态的表述略有不同，新华社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白宫声明说：“美国仍坚持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努力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实质，就是美国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同时，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其原文有这样的表述：“美国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

美国毫无“国家信用”可言

　　老夫说过一句话，对于美国的坏，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为了打压中国和平崛起，美国政府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会使得出来，而且一贯玩弄两面手法。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一方面肆意践踏“一个中国”红线。

　　《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呢？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可是，就在1979年3月28日、29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就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六项保证”是什么时候做出的？是1982年7月14日里根政府对台湾做出的六项承诺，而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2016年4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至此，后者与前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从这2份法案出台的时间点，我们就足以看出美国政府有多流氓，足以使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形同一纸空文。

　　中美建交40多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涉台法案，一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极力阻挠两岸统一。2021年7月28日，就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结束天津访问、再次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后2天，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项“国务院拨款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将台湾地区作为中国领土的地图。同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另一项“涉台法案”，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协助台湾地区重获世卫观察员的身份。一天之内出台两个涉台法案。

　　我们跟美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不知有关职能部门有没有看出一些门道？有没有发现，美方口头上表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都是代表政府行政权的白宫，而一个劲出台涉台法案、干涉中国内政的都是代表立法权的国会山？它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一个口头上逗你玩，一个行动上下狠手，玩弄于掌股之间，毫无诚信，甚至毫无道德底线。

　　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作怪？我们又应该怎么对付呢？

“三权分立”尿不到一壶

　　美国属于“三权分立”政体，这一政体决定了国家政权的权力分散，不像集权制国家，最高领导人一声令下，举国绝对服从，甚至法律也可能成为执行命令的工具。

　　老夫理解，“三权分立”是一个完整的权力制衡系统，它以“人性本恶”理论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机构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体系各归其位，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已经远离其初心，三权分立已经沦为一个事实上的“党争”工具，在多党制环境下，各党派互相争权夺利，甚至“大打出手”，互相监督演变成了互掐，互相制约演变成了互相拆台，形成严重内耗，导致政府决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政效率低下，给国家长远建设和人民福祉造成不利影响。

　　事实上，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制约总统权力，联邦法院法官又可以宣判立法违宪。

我们已经切身体会到了“三权分立”在台湾问题上给我们制造的大麻烦。一方面是白宫与我们签署“三个联合公报”，一方面是国会出台《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2016年正式入法），而且后两者更具法律效应，总统也必须遵守，所以美国总统或白宫就台湾问题作出任何政策表态时，一个也不能拉下，而且还得把《与台湾关系法》排在最前面，以示对法律的敬畏。

我们还可以看到“三权分立”给美国总统行政权力制造的小麻烦。2021年11月15日，拜登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签署了一项价值1万亿元的基建法案，并庆祝重大立法胜利。要知道，最初拜登提出的是一个3.5万亿元的庞大开支计划，“经过几个月的艰难和深思熟虑的谈判”，才通过了这么个已经大幅缩水的单项法案。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只有拜登老爷子知道，他跑国会做工作不知多少趟，还找那些准备投反对票的议员个别谈话，甚至临时调整10月28日飞往欧洲出席G20峰会的行程，与众议院民主党人私下促膝谈心，恳请他们投赞成票，并警告他们，自己的总统生涯和民主党议员们的政治未来都系于能否通过他的巨额开支法案，真可谓“命悬一线”。甚至就在众议院举行投票的前几小时，拜登还在办公室“继续打电话，敦促国会议员就两个法案（开支案和基建案）投下赞成票”，结果还只通过了一个法案，而且其中一部分原本属于每年正常预算案，真正新增的部分只有0.55万亿美元，居然还被称为“拜登巨大胜利”，让拜登老爷子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一个堂堂的总统，如此低三下四求人，只差下跪了，要是放在一个集权国家，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何一名国会议员都可以提出法案，而且一旦获得通过，就成为美国法律，总统也得遵照执行。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由于美国人对变化的喜爱已经在民主的驱动下演变为热忱，美国立法因此变化多端。”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也说：“对我国政府损害最严重的疾病，应该就是立法便捷，缺乏控制。”

　　这次导致拜登3.5万亿开支法案大幅缩水的主要推手，就是国会参议员西内玛（Kyrsten Sinema），她是亚利桑那州的中间派民主党人，她提出一项法案，反对增加一些税收，迫使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缩减了另一项开支立法——1.75万亿元的“更好重建”社会安全网法案。

需要“对症下药”做工作

　　针对美国政权权力分散的情况，我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只把眼睛盯着白宫，还得盯着国会山，甚至联邦法院。

我们大可以针对美国“立法便捷，缺乏控制”的制度弱点做文章，一方面要极力阻止不利于中国的法案出台，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有利于中国的法案出台。

　　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对特朗普政府的28名官员实施制裁。制裁是作为事后惩罚的一种手段，而中国中医智慧是“上医治未病”。要找准关键人物，有的放矢做工作，特别要把工作做在前头，防患于未然。

　　针对当前在美华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需要加强他们的团结，鼓励他们积极参政，争取更多话语权，既可以更多地维护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为祖国民族复兴大业做贡献。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以色列学习，他们通过在美犹太人政治捐款、参加选举投票或直接参选、组织游说团体游说等三种方式维护美以同盟、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保护，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虽然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但他们的力量很强大，一旦发现某个议员准备提出对以色列不利的法案，美国犹太人就会立即把工作做到家，让他趁早打消这个念头；美国犹太人不仅会捐款支持某一个候选人，也会筹集资金将反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赶下台，比如伊利诺伊州有一位国会众议员芬得利，曾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表示同情，美国犹太人团体便筹集近70万美元打击芬得利，直至将其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