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又最先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的那个外国人，去世了
张照栋
当地时间11月8日，《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美国普利策奖主管西蒙·托平（Seymour Topping），因中风在纽约白原市去世，享年98岁。
西蒙·托平，摄于1960年
11月9日，《纽约时报》发布讣告，称“西蒙·托平以驻外记者的身份记录了中国崛起和欧亚两大洲的冷战，以《纽约时报》编辑的身份塑造了纸媒的黄金年代。”
托平原名西摩·托波尔斯基(Seymour Topolsky)，1921年12月11日出生在曼哈顿，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
1939年托平考入密苏里大学，1943年拿到学位后他被征召入伍在菲律宾成为一名步兵军官。1946年退役后他被国际新闻社聘用，前往中国采访，报道了国共双方的内战。
后来他还报道了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进犯行动，1963年的中苏关系破裂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早期的军事介入。
进入《纽约时报》后，托平与时任主编罗森塔尔搭档，一同塑造了《纽约时报》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新闻报道——越南战争、五角大楼文件案、导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下台的水门丑闻、冷战的变迁以及接二连三的中东危机。
1993年，在《纽约时报》退休后，托平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以及由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普利策奖的主管。
纵观西蒙的一生，他与中国的渊源可谓深厚。
在淮海战役前线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世界上第一位报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外国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甚至托平选择驻外记者的职业，也是因为在十几岁的时候，读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巨作《红星照耀中国》的缘故；还有他的妻子奥黛丽·托平，两人正是在中国南京相识相恋，并且在南京结婚，从此携手一生。
托平夫妇 图源：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
文 | 张照栋
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原文首刊于2020年11月12日，原标题为《<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去世，最先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曾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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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俘虏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进入尾声。
当时还是美联社记者的西蒙·托平，为了能够进入共产党前线指挥所采访，他冒险跨过国民党阵地前线，穿过无人区，但最终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
全景油画《淮海战役》，现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内
托平后来在他的著作《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中回忆自己被俘虏的情景时写道：
“大炮轰鸣了一夜。但现在是黎明时分，炮声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是1949年1月7日，我躺在中国农民小屋的棉毯上听着外边的声响。炮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停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门口走去。当我和一个士兵面对面时，我退却了，他端起了卡宾枪指着我。那天夜里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俘虏，被关押在战场附近的一间小屋里。”
作为俘虏，托平被押送到数英里外的战地总部，那里是一个弹坑密布的战场，到处都是尸体和国民党军队的美国造车辆的残骸。
第二天早上，枪声平息后，一名自称吴副政委人来到小屋，归还了托平被没收的打字机和照相机。
吴告诉他，军方护送人员和马匹正等着把他送回去。
“你知道吗，我来这里是为了从你们的角度报道战事的，”托平说。
“不用了，”吴轻声说道。
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投降，南京很快就会拿下，战争结束了。
托平在回忆录中记下了那次离别：“我上马时，吴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马鞍上，第一次用英语轻轻地对我说，‘希望能再见到你。一路平安。再见。’”
2
第一位报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外国记者
如果不是法新社的失误，托平不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报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记者。
南京解放时候的托平
“天刚破晓就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了。”托平回忆起1949年4月23日那天混乱不堪的南京。
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疲惫不堪但尚存队型的国民党士兵，沿着中山路潮水般地向南涌来；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士兵看到是中国人开的汽车就拦住不放，拼命往上爬，黄包车和三轮车也被他们强行征用；下关码头附近的很多仓库，“都被洗劫一空了”；一位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让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一些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
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当晚午夜时分，托平与同行的法新社记者比尔·管驱车前往电报局准备发稿，在路上被两名士兵拦下。
“什么人？干什么的？”
比尔回道：“我是法国新闻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社的记者。”
士兵们一听就叫起来“美国人！”然后就问托平：“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托平碰上的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先遣队。
先遣队的指挥员命令眼前的两位外国记者回到吉普车上，原路返回城内。
托平和比尔随后开车赶到电报局，但电报局只有一条通讯线路，托平和比尔决定投掷硬币来决定谁先发稿。
比尔赢了，他向法新社巴黎总部迅速发出了三字快电：“Reds take 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
而托平随后发出了一篇66字的消息稿。托平刚发完电讯稿，南京到上海的电讯线路就被解放军切断了。
然而法新社收到比尔的快电后，以为那只是一个标题，就搁下等候后续的详讯。比尔的详讯直到早晨南京对外电讯联络恢复后才发出。
这一耽搁反而让托平的报道第一个传遍了全世界。
在《申报》1949年4月25日的头版上，就刊登了两条美联社发自南京的电讯稿中文译稿：一条是人物特写《马青苑其人》，另一条就是那条载入新闻史的消息《共军进入南京城》。
《申报》刊载托平报道南京解放的版面
3
新中国的见证人
1949年8月2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坐专机离开中国，飞回华盛顿。
之后不久，托平离开南京也从上海搭海轮离开中国。托平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司徒雷登一走，南京这个前朝国都，便逐渐失去新闻中心的地位了……”
托平再次重返中国是1971年6月21日。当时正值中美关系破冰前夕，基辛格将在7月秘密访华。
托平一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且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共进晚餐。
托平与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总理说：“托平和郎宁先生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周总理所说的朗宁先生，是托平的岳父，加拿大外交大使切斯特·朗宁。
新中国解放前夕，朗宁曾任加拿大驻华领事馆领事；之后，朗宁曾任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他为推动1970年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关键贡献。
而托平的妻子奥黛丽·朗宁同样与中国渊源甚深，她毕业于南京大学，并且于1948年与托平在南京相恋，之后二人在南京结婚。
奥黛丽与父亲朗宁会见周总理
后来经周恩来总理特许，奥黛丽·朗宁还成为全世界第一位独家报道秦始皇陵秦兵马俑的外国记者。1978年，她拍摄的照片还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
1978年 《国家地理》杂志 兵马俑封面
时移世易，斯人已逝。
自1949年托平在淮海战役被俘、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起，共和国已走过风风雨雨的71年，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自1971年起托平来华、基辛格秘密访华起，中美关系跌跌撞撞，在合作与博弈中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如今，中美关系再一次来到了命运抉择的节点。
然而这一次，托平先生却再也没有机会见证。
愿老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