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的本质批判及当代价值
——剖析美国保护主义再次泛起的理论利器
刘顺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及的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首先应从基于和忠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原典文本出发，进而结合时代变化和贸易实践来进行探讨和反思的，即高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梳理和分析当今世界再次泛起的保护主义邪风。他们在多部著作中特别是《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中多次提及“保护关税制度”。从其论述中可看出，“保护关税制度”不等同于“关税制度”，后者是国际经济交往中每个国家都会相应存在的一种常态进出口调节手段，但前者往往属于鼓励“多出少进”、旨在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入境以期企图保护国内市场的一种体系化工具。二者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发表过诸多经典论述。
经典思想的价值往往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折射出来。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组阁以来，以加征关税等手段相威胁，频频挑起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摩擦。目前，中美之间已进行了十三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但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最终走向未明，持续引发各大股市、国际汇率、全球债市等国际市场多次上演剧烈震荡，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基于自私利益最大化考量而总是缺乏诚意、出尔反尔、极限施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旨在限制外来竞争优势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事物，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早已被资本家娴熟地精准运用。在他们看来，保护关税制度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力介入经济生活、干预贸易利益合理分配的一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历史不会重复自身，但却一定会重复自身的规律。尽管相较于他们生活的19世纪，很多工业业态、生产模式、技术形态和贸易结构均已发生显著变化，但资本主义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制度内核却依然未变，二者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的本质批判也并未过时，仍蕴含着可资借鉴的鲜明价值。
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作为攫取剩余价值工具手段和服务于垄断资本增殖需要的的深刻揭示，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打着发展民族经济幌子而蓄意掩盖剥削阶级利益的虚假和伪善，保护关税制度只是他们维护自身狭隘利益的权宜举措。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保护关税制度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内工业进步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客观地说，目前学界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批判思想的研究尚算不上十分丰裕，特别是结合当今世界多处泛起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回溯和透视这一宝贵思想，仍存在着有待继续深耕和拓展的新空间。众所周知，在某些西方强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兴风作浪下，包括高筑关税壁垒、设置非关税障碍、践踏世界多边组织规则等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正风起云涌甚至愈演愈烈。然而，此类现象尽管历史形态和具体史实有变，但蕴藏在其中的历史规律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依然未跳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本质批判的理论框架。这为我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走进问题深处、汲取真理力量，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真实意图、防止陷入他们建构预设的话语陷阱、开创新时代高质量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和方法论指导。
二、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的本质批判：竞争壁垒、垄断地位和利润操纵
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属于典型的经济政治范式意义上的以邻为壑、利己损人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广袤的世界市场视野从竞争壁垒、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三个维度对其展开了本质批判。
（一）竞争壁垒：“保护关税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民族工业的制度壁垒。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质上“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发达的工业体系和在国际博弈中实现对其他民族的工业垄断提供了安全屏障。
首先，“保护关税制度”造成不少个体劳动者破产，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民族工业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就拿当时的英国而言，保护关税制度阻碍了外国谷物的自由输入，直接导致本地谷物价格明显上扬，更多的个体劳动者逐渐因生活成本骤升而破产、沦为自由劳动力。对此，马克思认为该制度简直就是拿人民的饭碗来“开玩笑”，明确表示这种制度得以废除是工人斗争的重要成果。同时，保护关税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工业资本家对潜在自由劳动力的奴役和控制。如果纯粹从前端生产成本和后端商品价格的角度而言，尽管“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甚至由于原料税和食品税的存在，“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同他们的外国竞争者相比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这种旨在限制国外商品或服务进入国内、冲击本土产业的人为做法，却进一步刺激和放纵了资本家对本国劳动者实施更加密集的压榨和剥削，毕竟此时不再有外国竞争之虞。此时，实施剥削和承受剥削成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自然规律”。当然，无论是在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资本家的手法都如出一辙，他们试图在殖民地通过保护关税制度和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可见，保护关税制度尽管后来因贸易环境变化而愈发不受资本家欢迎，但事实上却为其供给了丰裕的自由劳动力。
其次，“保护关税制度”作为直接“规避外来竞争”的政策工具，为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颇为关键的制度保护。除了瑞士等小国之外，保护关税制度在当时的西欧非常盛行甚至成为主流制度，不少国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核心原因就在于它为这些国家规避或延缓外来竞争提供了安全环境。恩格斯看得非常清楚，以蒸汽动力为核心的机器工业体系“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30多年中在英国孵化和发育起来的”。当初英国为了巩固自身工业优势地位，大力实行具有明显排外（他）性的保护关税制度，到1815年它已成为世界贸易链条中大多数重要工业品的实际垄断者。这种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幌子的制度，曾一度显著提高了资本家组织生产的集约能力。它尽管从长周期意义上来看并不利于现代工业在更广阔范围内拓展，但对于19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和19世纪末期之前的德、法、美而言，它却颇为本国高效率生产提供了保护性盔甲。可以讲，保护关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具备赋能资本家提高生产能力的特殊作用。可以讲，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之前，它也曾反向地为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效规避外来竞争的政治屏障。
最后，“保护关税制度”大大缩短了新旧生产方式的过渡时间，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提供了丰厚的结构性套利。该制度在19世纪中叶以前甚至后来的某些特定时期，被西欧国家普遍策略性采用，成为“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不少工业资本家在当时之所以能接受这种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以自由著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原因就在于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发展的结构性套利。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成为控制和垄断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德国表现得淋漓尽致。相较于英国，德国是实施工业革命较晚的国家，长期奉行李斯特国家经济主义政策，限制国外商品特别是优势工业品入境。后来随着自身工业体系的建立，一部分工业资本家就敏锐地要求打开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但政府当局则主张进一步推行保护关税制度。“正当自由贸易看来对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候，德国却转而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与德国自身的产业优势和贸易结构直接相关。当它稳居谷物输出国前列的时候，就主张所谓的贸易自由化；当美国的廉价谷物以及英国商品大体量涌入大陆时，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农业集团和工业资本家就极力主张高额关税。此时，德国资本家已把保护关税政策视为垄断国内市场的制度法宝。另一方面，该制度也是拓展世界市场进而攫取巨额利润的一种过渡性策略。当时欧美国家的通常做法是，“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更有甚者，19世纪70年代主要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本身已具备展开自由贸易的工业基础，但德、法、美甚至奥地利突然转向保护关税制度，旨在阻击英国对外贸易的倾销性态势。可以说，正是保护关税制度为资本主义国家拓展世界市场进而实现结构性套利提供了政策工具。
（二）垄断地位：“保护关税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垄断的经济政治屏障。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学派李斯特所宣扬的国家经济学，表面上看是为了捍卫国家正当利益，实则为了隐藏其扩张和垄断的深层本质。
第一，“保护关税制度”为资产阶级以民族之名来推行单边主义之实提供了“合法”借口。不仅重商主义的民族性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口头禅，而且与此相关的保护关税制度也被冠以“民族之名”来大力推行。事实上，无论是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制度，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价值体系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不同阶段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尽管19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叫嚣自由贸易，但其目的则是“以我为中心”把自身打造成世界工厂，而欲把其他国家塑造为供其支配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显然，这是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下，本是极端自由贸易派的凯里却破天荒地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言，那些在四十年前曾经热衷高喊自由贸易口号的伪君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互惠贸易’和报复性关税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该制度实质上成为了国际间资本斗争的一种武器，更是一些强国以民族之名进行战略博弈的一种冠冕堂皇说辞。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那些掌握德国经济学话语权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给出的理由比较肤浅、乏味和空洞，但正是在他们当中率先形成了自私的保护关税派。再如，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占据世界工业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执牛耳”地位后，它才开始积极主张实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此时他们对保护关税制度的择机废止只是以国家之名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罢了。
第二，“保护关税制度”为资本主义国家优势产业形成地区垄断提供了制度防火墙。“至于工业家，他们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保护关税制度在商品流通意义上限制了外来竞争，为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垄断的形成提供了保护阀。这可从英、法、德、美四国工业垄断地位建立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印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一定程度上正是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后才形成的，它不仅通过保护关税制度和出口补助金两种手段压榨操控自己的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譬如，英格兰凭借关税制度和产业优势彻底打垮了爱尔兰的毛纺织业。可以说，该制度为英国充分利用工业革命先发优势和建立产业壁垒赢得了关键机遇。同时，德国和法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建立，在历史上都与保护关税制度存在着内在联系。恩格斯认为法国在两个世纪中紧紧围绕自己的工业体系构建了一条保护性甚至禁止性关税的制度围栏，而且构筑了奢侈品和工艺品方面就连英国也难以媲美争锋的绝对地位。事实上，该制度从17世纪末期开始就为法国民族工业发展铸就了免遭英国冲击的牢固城墙。再如美国，它远离欧洲大陆，于18世纪末才酝酿工业革命，但南北战争也使拥有3500万人口的美国意识到凭借保护关税制度来建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十分必要，“有‘天定命运’要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外国工业”。正是在该制度的庇护下，美国才得以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第三，“保护关税制度”最终因地区垄断而缺乏长远竞争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自我限制”的制度动因。恩格斯在分析保护关税制度对英、法、德、美、俄工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时指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不过你要再摆脱它就不那么容易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制度也并非总是有利，在实现工业垄断后反而成为了阻碍其扩张的绊脚石，废除它反而有利于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例如，英国国内工业和对外贸易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空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则与取消原料和食品的保护性关税直接相关。相反，法国在实行200年这种制度后，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导致生产工艺愈发陈旧、难以改进。原因就在于，高额的关税严重增加了法国纺织业的生产成本甚至完全抵消了出口退税补贴，这些工厂开始向德国克雷费尔德自发转移。但法国的邻国德国也难相应厄运。保护关税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更大范围内扩张的直接障碍。保护关税制度一旦实行起来，利益集团就会对此产生难以割断的路径依赖，毕竟它能提供延缓他国竞争的温室环境。无论对于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美国，该制度都在19世纪中期以后逐步成为各自国内危机的一个诱发因素。英国蚕丝业的兴衰沉浮就足以说明问题，“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望成功地争取自立于世界市场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以此而言，这种制度终究会在一国范围内会加剧经济危机，成为他们走向“自我限制”制度动因。
（三）利润操纵：“保护关税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操纵利润的重要工具。保护关税派总是站在所谓民族利益和国民福祉的道义制高点上，来宣称保护关税制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保护关税的观点主张，由国家把工业等作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加以保护，以免遭受外来的竞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术所迷惑，他们站在未来理想社会“人的解放”的原则高度，从问题要害处揭露了其道德伪善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包括对外国谷物等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做法，“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该制度已异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操纵利润分配的重要工具。
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变相提高工人生活成本进而助力资本家操控利润的一种重要方式。该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工业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明显有利，制度藩篱助力他们独占国内市场并攫取高额利润。然而，它通过经济手段限制某些工业品和消费品入境，却人为地变相推高了国内日用品的市场价格，加重了本身已很贫困的工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家庭负担。工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在英国决定废除保护关税制度之前的30年，一方面机器大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工人工资却大幅下降。正如马克思写道，从1823年到1843年20年时间里，“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德国工人也同样窘迫，也只能维持在半饥半饱的水平，可谓工时颇长但工资却极低。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他们只能被操纵命运，工资待遇并无多大的谈判空间。限制国外农产品进口的谷物法，是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体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谷物法成为了绑架工人日常生活的一把魔杖，具有绝对话语权的农业集团可以恣意调高终端价格、攫取丰厚利润。在此条件下，无论资本家赢利如何，工人们的生活却都是最糟糕的，“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可见，保护关税制度变成了工业资本家手中操控工人的“无形武器”，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变相提高工人生活成本进而帮助资本家实现利润操纵的一种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食品供给来操控工人劳动强度进而控制利润分配的一种有效手段。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只是利用“人民的饥饿”来帮助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该制度不但限制了国外工业竞品的流入，而且阻碍了他国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在排除国外竞争的情况下，工人对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几乎没什么议价权、只能任其宰割，“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事实上，一旦广大劳苦工人的日常生活受控于精明算计的资本家，他们自主拥有的东西就只剩下仅供出售的劳动力了。保护关税制度肇始工人阶级由生活退化不断走向精神异化，不但增加了雇佣工人的生活成本，而且极度蹂躏了他们本已落寂的精神世界，颠倒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本质。该制度与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等一起在长达200年时间里，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实现新旧生产方式过渡的重要手段。它促使工业资本家与大地产者结盟利用“人民的饥饿”来蹂躏工人。不难理解的是，为了扭转法国海量商品涌入以及英国1866年危机后对德国过度出口的被动局面，德国工业资本家“已经开始把保护关税制度看做保证自己独占国内市场的手段了”。到1878年，迫于工厂主和地主贵族的双重压力，德国开始对他国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加征高额关税。可以说，保护关税制度通过人为设置贸易壁垒以期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预期的利润操纵。
三、当代价值：有助于进一步认清美国保护主义真面目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批判可看出，“保护关税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垄断利润而采取的权宜性策略，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国际经济交往领域的排他性表现。尽管他们的深邃批判已迄今100余年，但真正伟大思想的精神内核却是能跨越时代、历久弥新、永葆生机的，毕竟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仍未跳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那个历史时代。以史为鉴、鉴往知来。它对我们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触感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特别是廓清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护主义真面目，进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仍具有无可挑剔的重大价值。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泛起仍未逃出“保护关税制度”的历史窠臼。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遭遇“回潮期”，可谓挑战如乌云压顶甚至刀光剑影。特别是以关税壁垒、产业补贴、技术歧视、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各色保护主义正在兴风作浪，美国在这反面表现得最为典型。尽管具体形态有变，但贸易保护主义仍未跳出马克思、恩格斯本质批判的总体框架。
第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当下主要表现。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显现，但各方总体上仍倾向于通过“讨价还价”来换取适合己方的务实利益，并未发生大规模、体系化和报复性的贸易冲突。然而近两年来，情况发生了令人不安甚至惊恐的变化。特别是在特朗普入驻白宫后，美国当局四面出击，打着“美国优先”和“再次伟大”的旗号，毫无国际契约精神地挥舞着关税大棒奉行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世界经贸形式似乎急转直下、愈发充满阴霾。他们无正当性理由地排斥别国产品、挤兑外国服务、以国家安全为名堵截外资正常商务活动、滥用产业补贴政策和贸易救济措施、泛化使用知识产权保护、使用大量隐蔽性的非关税壁垒等。美国的这些做法，愈来愈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自身问题推脱化，不仅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带来空前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而且也给各国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带来了诸多难以化解的重大挑战。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和实质。西方强国特别是美国这两年来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多，2017年全球共有837项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其中美国就有143项，全球占比为17.1%；2018年1-7月底，占比高达33%。他们一度曾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旗手，但这是建立在国际贸易格局对其有利并受其操控的前提之下的。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充分抓住了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宝贵时机，实现了自身快速发展，而与此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在这波全球化浪潮中产生了某种“发展焦虑症”或“获得感缺憾”。为此，他们就掉转枪口、搞起了单边性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复苏深埋了一颗随时可爆的“霰弹”，可以说“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源”。美国一意孤行、主动发起贸易战，表面上看起来是与他国尤其是中国的贸易数额和市场模式之争，实质上则是隐遁在经济问题背后的道路博弈和制度竞争。
第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仍未跳出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的历史循环。恩格斯于1888年就曾针对美国工业部门中出现的瑞恩和托拉斯等垄断现象，深邃地提出该制度不但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也隐藏着重大阻碍作用。太多的证据都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为合众国尽到了力，它得到取消的通知越早，对一切人就越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与当时的德国如出一辙，美国并没有真正废除自私的保护关税制度，而是根据世界经贸形势在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来回切换以期保证本国利益最大化。当下尽管世界经贸形势和具体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护主义的手段也不再囿于通过高额关税限制国外工业品入境，而是采用突发性加征关税和大量更具隐蔽性、歧视性和针对性的非关税壁垒相结合的方式，但它仍未跳出保护关税制度的历史窠臼，遮蔽了透明、公平、包容和共赢的贸易精神。可见，保护关税制度的历史具体事实在变，但蕴含其中的历史固有规律却依然未变。
（二）权宜性保护关税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一种经济政治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保护关税制度”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民族垄断工业、维护本国利益和遏制别国发展的一种权宜性手段。时至今日，它仍是一种“恃强凌弱”的经济政治工具。
一方面，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保护关税举措仍是一种权宜性手段。美国当局通过加征高额关税和设置一系列贸易壁垒等单边主义举措，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稳定预期的最大变量和风险源，也是经济全球化道路上违背历史逻辑的“最煞风景国”。这些逆历史潮流的西方国家不是不明白保护关税制度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意味着什么，也清楚自己终究会基于长远利益考量而作出投机性妥协、重拾自由贸易精神，但他们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作出一系列有悖人类共同利益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措。原因在于，对于代表私人财富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除了利益并无永恒。所以他们在不同阶段，总是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作出策略性切换。当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自保手段”并不光明磊落，只不过是一种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权宜性手段。
另一方面，当下西方国家所任性推行的保护关税制度仍是“损人利己”和“恃强凌弱”的一种霸凌手段。“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虚伪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今天仍言犹在耳、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集中代表，不但疯狂地退出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PP和巴黎协定等多边性国际组织，而且四处高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恣意破坏代表着人类共同福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包括利用产业链强项、金融优势和市场地位等来强势推行的高额关税行径，属于典型的贸易欺凌主义，正在做着从长远来看终将危及自身的错误事情。明知不可取而刻意为之，必将受到历史规律的严惩，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短视做法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更不利于世界，毕竟当今世界利益高度交织共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期孤立在全球体系之外，“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
（三）在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进一步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方向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批判，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意义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中，中国该如何积极作为以期既保持战略定力又能沉着应对，如何才能真正一边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又能扛好世界道义的大旗、推动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其一，新的历史方位下接续高水平扩大开放，努力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作出“中国榜样”。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开放和封闭代表着两种迥异的国家价值取向，大航海时代以来500多年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一个颇为朴素的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批判启发我们，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狭隘制度，社会主义应该通过开放融通的自由贸易来对其实现超越和替代，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创造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绝不会放慢节奏甚至停下脚步，而是开放水平和内在含金量越来越“双高”。当前西方国家率先发起的保护主义正在肆虐世界，企图把国内经济问题国际化、用国内经济法僭越世贸组织规则、对他国发展道路说三道四甚至图谋“长臂管辖”，给人类的前途带来诸多风险挑战。事实上，“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也曾“呛过水”但却“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在更高水平扩大开放中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其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提升国家产业和科技创新综合竞争力。面对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极限施压政策和咄咄逼人态势，有的人乱了阵脚、高喊“狼来了”甚至产生“能不能顶得住”的疑惑。可以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突发新变局的境况下，无论是乐观情绪还是某些悲观论调，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既要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韧性空间来保持战略自信，又要立足自身产业结构和世界贸易格局做好战术应对，努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做好自己”。毕竟相较于西方某些工业强国，我们在产业结构上尚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在全球价值链上仍然比较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这正是我们某些方面受制于人的根源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加速推进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下大力气走好自主创新之路、大力发展国之重器，稳妥解决好技术、市场、资本、产业之间顺畅有序的衔接转化关系，“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唯有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我们才能在国际贸易博弈中掌握战略主动权、话语权。
其三，在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战略博弈中逐步推动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波贸易保护主义来势汹汹、规模巨大，对处在民族复兴关键节点上的中国而言，首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棘手挑战，但同时也是可以转危为安的难得机遇。“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在尊重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建设平衡普惠的多边经贸体制，努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世界人民民生福祉改善培育公平有效、竞争有序的全球大市场。俗话说，“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随着全球发展格局的演变，当前的世界经贸规则的确存在某些有待优化的瑕疵，但绝不宜完全重构、不得颠覆重建，一定要破立结合、循序完善。我们应在客观对待世界发展大势和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治理”，努力建设“开放合作 开放创新 开放共享”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全人类利益“互联互通”的价值立场上，对资本主义“保护关税制度”展开了深刻批判。该制度存在着典型的“路径依赖”效应，这对当今强力推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颇具严肃的警示意义。他们或许可以一时意气风发甚至赚得盆满钵满，但却忘记了基于市场的充分竞争才能称得上真正最大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我们应“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顺大势、担正义、行正道，坚决同各种保护主义行为作合理有效的斗争，坚定不移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各种形式的贸易战、科技战甚至价值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这个态度一直没变”，毕竟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应、也不能阻挡中国的发展壮大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