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出动无人机炸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所引发的危机，仍在持续发酵。此次行动称得上是新世纪以来最为轰动的军事冒险行为之一，再次展示出美国霸权中肆意妄为的部分。而美军之所以能成功实施此次行动，根本保障之一在于获得准确的情报信息。

这背后正是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现实：经过70多年进化，情报能力已经成为美国最具竞争优势的国家实力之一，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它的“终极杀器”之一。

事件发生以来，外界对于美军此次行动所依靠的情报有众多猜测。有传闻称，美军通过跟踪定位苏莱曼尼身边人的手机最终确定了其行踪;也有人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民兵组织或伊朗内部留有眼线;还有人猜测，美军是根据苏莱曼尼在现场的指挥通信设施获知了其准确位置。但从美国以往类似行动的情况看，单一情报不是美国军情机构跟踪和确定“斩首行动”目标的可靠依据。美国情报部门通常依靠多种情报相互组合、印证的方式确定目标方位，并选择成功几率最高的时机。

从此次事件及美国近年来的一系列“斩首行动”看，基于情报能力的精准军事行动正在成为美国常规化的作战方式，情报霸权正在成为美国最根本的霸权能力的组成部分。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开始重视情报能力建设，迄今已经实现了三次飞跃，形成了显著的体系优势。

第一次飞跃是由“珍珠港事件”驱动。当时日本的突然袭击使美国国内更充分地认识到情报预警的重要意义，继而形成了基于情报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美国情报机构将避免另一个“珍珠港危机”作为核心目标，将破解对方加密通信作为情报能力建设的重点。二战中，美军通过破译电码完成了截击山本五十六、中途岛海战等一系列经典战例。

冷战时期，美国情报能力实现第二次飞跃。为了解决苏联地域广阔所带来的情报获取难题，美国建立了全天候情报监控体系。美国在太平洋海底布设感应设备，研发高空侦察机，发射间谍卫星，并且通过对苏联媒体的分析及人员渗透实现对苏联情况的完整掌控。

这一时期，美国情报机构推动了净评估、国家情报评估等成熟情报分析方法，使其分析和预测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根据相关解密文件看，美国在这一时期对苏联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外界更清楚苏联的主要缺陷和短板。

2001年“9·11”事件促使美国情报能力出现第三次飞跃。面对非国家行为体威胁，美国将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重点从传统军备转向基于情报的“察打一体”。这一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得到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培育出一大批为美国情报界服务的高科技承包商。美国情报行动的重点转向互联网，并借助大量机器辅助提升情报工作效率，其情报跟踪和溯源能力又有质的飞跃。

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情报能力已经有了霸权特征，即其能力优势已经转化为战略威慑，并可以在情报之外的领域加以应用。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而言，面对美国体系化的监控、渗透、网络攻击和社会工程能力，任何一个个体都显得十分无助。即便这些目标没有使用容易被监控溯源的手机或电脑，美国也可能运用频谱感应获知其方位，通过行为学习的方式预知其反应，精准加以清除。

对于美国的盟友而言，从美国获得的情报共享信息成了重要战略资源，是其维护国家安全不可取代的依靠。这种基于情报产生的战略依赖，是其无法摆脱美国控制、无法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情报霸权并非无懈可击。这种霸权的最大缺陷在于它过于强大、过于霸道，以至于成了一种非人性的存在。情报霸权及由此产生的“深层国家”正在侵蚀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使美国国内产生了愈发激烈的抵制情绪。斯诺登等一批情报体系内部的“告密者”正是美国情报霸权的副产品，这类人未来还会继续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从内部瓦解着美国情报霸权的合法性。

其他很多国家也通过情报霸权认识到美国在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不再相信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类似事件也让各国政府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国家间竞争并没改变其残酷本质。真正的较量往往发生在最为隐蔽的部分，每个国家都需为此做出最好的能力储备和最坏的打算。(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