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奴隶制终结以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轮美国人平均生命周期（79年）。只是两轮而已。所以不值得惊奇的是，美国人现在还能感受到这种制度的兀然存在，它帮助一个贫穷、幼稚的国家变成一个金融巨人。令人惊奇的则是那些可怕的诸多具体手段，它们使得奴隶制仍然能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感受到。

译者按：美国黑奴制是美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已经被研究了上百年。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修·迪斯蒙德的这篇文章却绝非旧调重弹。他试图从美国奴隶制中追寻到今日美国经济的精神和制度基因，证明“要理解一个举世无双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残酷制度，得从种植园开始”。作者的论证是富于说服力的：奴隶制种植园体现了强烈的经济理性，事实上是美国现今“低端道路资本主义”的源头，例如奴隶制度所创造的会计和监工体系，以惩罚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手段，以廉价的奴隶劳工压低社会平均工资，以及最早运用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等，都成为后世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成分；奴隶制时代所开启的美国金融泡沫之路，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制度性病根。作者还指出，美国黑奴制度给白人平民带来心理的慰籍和恐惧，使得美国式自由被界定为“奴役的对立面”。这可以为世人的一个疑问提供佐证：当今美国对外政治的症结，正是在于其“自由”概念不具有普世性，更多地反映了美国政治家的集体潜意识。美国式自由是一种被黑奴历史记忆所塑造的政治理念，就其境界而言，已经低于中国道家“逍遥游”式的自由，遑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所以，这篇文章对于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于理解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原载于今年8月的纽约时报国际版，作者迪斯蒙德教授已经知悉本文中文翻译情况并回函致谢。

1860年代棉花地里的妇女和儿童

一份1850年奴隶清单

在被认定犯有证券欺诈罪之前那几年，马丁•什克累利（Martin Shkreli）是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该公司取得了一种用于抗寄生虫的名叫“达拉匹林”（Daraprim）的救命药物经营权。这种药原本每粒成本13.40美元，但在什克累利手上，它的价格暴涨了56倍，达到每粒750美元。在一个医疗卫生会议上，什克累利告诉听众们，他其实本该把价格抬得更高的。“我不想谈论这事。我也不为此事而骄傲，”他解释道。“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套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规则。”

当美国人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时——正如去年一位地产大亨在解释他对小微企业主被赶出“小海地商圈”（Little Haiti storefronts）这一事件的感受时，对《迈阿密先驱报》说的——他们通常是在维护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兽性经济制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家乔约•罗吉斯（Joel Rogers）称之为“低端道路的资本主义”。在一个落到低端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企业依靠商品的价格而非质量来竞争，工资被压低了；对所谓无技能的工人一般是通过惩罚来调动积极性；不平等现象盛行，贫困问题肆虐。在美国，最富有者只占人口的1%，却拥有这个国家40%的财富，而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家相比，美国处于劳动年龄（16—65岁）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更高。

为什么美国经济举世无匹地严酷苛刻而又肆无忌惮？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若干方面（如宗教、政治、文化）的答案。但是最近历史学者们已经雄辩地将答案指向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蚊虫出没的田野，指向棉花仓库和畜奴区域，那些才是通向美国资本主义低端道路的起源地。

不容否认，奴隶制是（美国）巨大财富的圣洗池。内战前夕，密西西比河谷出产的百万富豪，在当地人口中的占比高于美国其他地方。由奴隶劳工种植和采摘的棉花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奴隶的组合价值超过该国铁路和工厂的总和。棉花产业在美国繁荣兴旺，而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在世界上其他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棉花的广袤土地上，个中原因在于对非白色人种施以暴力的坚定意愿，以及运用国家意志以提供看似源源不竭的土地和劳力。假如需要在现代与野蛮、富庶与贫穷、法治与残暴、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作出选择，那么美国选择了所有这些东西。

自从奴隶制终结以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轮美国人平均生命周期（79年）。只是两轮而已。所以不值得惊奇的是，美国人现在还能感受到这种制度的兀然存在，它帮助一个贫穷、幼稚的国家变成一个金融巨人。令人惊奇的则是那些可怕的诸多具体手段，它们使得奴隶制仍然能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感受到。“美国奴隶制必然铭刻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DNA之中，”历史学者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和塞思•罗克曼（Seth Rockman）写道。他们认为，现在的任务是对那些已经传承给我们的“显性和隐性的特性进行分门别类”，追寻那些不确定的以及常常未被识别的血缘脉络，美国国家原罪正是借此而感染现在的第三和第四代人。

棉花之于19世纪，正如石油之于20世纪：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广为交易的商品。棉花无处不在，用于我们的衣服里，我们的医院里，我们的肥皂里。但是棉花需要土地。一片田地在耗尽地力之前，只能容许几年的种植。种植园主发现起初每英亩能产出1000磅棉花的田地，在很少几季后只能产出400磅。在1790年代初轧棉机发明之后，对于新辟农地的渴求日益强烈。在这种机器发明之前，奴隶劳工种植的棉花多于他们能够采摘的。这机器突破了瓶颈，使得你能够做到种植多少就采摘多少。

当奴隶劳工遍布美国南部的时候，棉花产量激增了。到1831年，该国几乎提供了世界原棉产量的一半，当年采摘了3.5亿磅。仅仅过了四年，它收获了5亿磅。南方的白人精英富起来了，他们的北方同侪也一样，用马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的话来说，后者建立了纺织厂，由此形成一个“皮鞭霸主与织机霸主的污浊同盟。”

自从1977年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出版以来，历史学者们就已经倾向于把现代商业实践的发展与19世纪铁路产业联系起来，而把种植园奴隶制视为前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原始的。但是，19世纪企业所运用的管理技巧早在上一个世纪就被种植园主所运用。

跟今天的工业巨头一样，种植园主懂得当他们在每个工人身上都榨取到最多的血汗时，他们的利润就向上攀升。因此他们通过发展出一种精准的薄记体系，密切地了解投入与产出的情况。对于奴隶劳工营的生产率而言，精细的会计和监工有着与田间劳作同样的重要性。种植园经营者发展出了类似spreadsheets（译注：一种用于财务电子表格软件）的表格，比如托马斯•阿弗莱克（Thomas Affleck）的“种植园记录与会计账薄”，它到内战前已经演变出八个版本在运用。阿弗勒克的账薄是一种一站服务式的会计手本，由记载每个工人生产率的行与列构成。

奴隶种植园所显示的对于度量方法和科学会计技术的执着追求，是早于工业主义的。直到解放宣言之后几十年，北方工厂才开始采用这些技巧。在巨大的奴隶劳工营变得日益高效的时候，被奴役的黑人就成了美国的第一批现代工人，他们的生产率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长。在内战前的60年中，奴隶劳工每日人均棉花采摘量每年增长2.3%。这意味着在1862年，一般的田间奴隶工人采摘的棉花比其1801年的同行不是多了25%或者50%，而是多了400%。

今天，现代技术已经实现了不间断的工场监督，特别在服务行业。但它仅仅是技术的更新进步。在种植园里，技术后面的核心推动力体现在各个方面，寻求对其奴隶劳力身体的最深入控制。我想，如果将奴隶制的十足兽性归因于心照不宣的种族主义，这多少令人安慰。但是，有很多监工并未被允许随意鞭笞黑奴。惩罚是需要老板授权的。导致（黑奴被）鞭笞的，并不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怒火，而是富裕白人种植园主的贪婪。暴力既不是任性胡来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的，是种植园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个人都有规定的棉花采摘磅数指标，”曾是奴隶劳工的亨利•沃森（Henry Watson）在1848年写道，“完不成的指标，就得由同样多的鞭笞来补偿，打在可怜的奴隶背上。”

奴隶制确实用一种W.E.B.杜波依斯所谓的“公开的和精神的工资”，补偿了白人劳工，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游荡，而且有一种身份优越感。但是这也起到了货币利息的作用。奴隶制压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雇主都可以找到一个由奴隶和自由人构成的张弛自如的巨大劳动力储备库。跟今天的临时工制度一样，在奴隶制盛行的时期，靠打零工为生的劳动者们通常生活在物资困乏和前途未卜的处境中，就业意味着很少几个月的雇佣，得在一生中不断努力去寻找。

这不仅仅制造了一种完全不平等的竞技场，把工人与他们自己分隔开来；它也使得“所有不是奴隶的人看起来都是自由的，”经济历史学家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如是写道。贫穷的白种工人在目睹了奴隶制的恐怖之后，心里铭刻下这样的想法：（白种工人自己的）境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因此他们普遍接受他们的命运，而且美国式自由被大致界定为奴役的反面。

最近几十年，美国已经经历了其经济的金融化。1980年，国会废除了自从1933年起就实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允许银行合并而且可向客户索取更高的利率。自从那时以来，利润就在加速积聚，不是通过贸易和制造商品和服务，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在1980年至2008年间，超过6.6万亿美元被转移到金融公司。

按照通常的讲述模式，美国金融发展的故事往往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开始讲起，或者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讲起，或者可能从1920年的疯狂投机讲起。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开始于奴隶制。

譬如说一种最流行的主流金融工具：抵押贷款。早在家庭抵押贷款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显著特征之前几个世纪，奴隶就被用作换取抵押贷款的抵押品了。在殖民地时代，当土地不太值钱而且银行尚不存在的时候，多数借贷是建立在人身财产之上的。在1700年代早期，奴隶是南卡洛琳那的主要抵押物。很多美国人通过交易奴隶而非房地产而首次接触到抵押贷款的概念，因此“抵押贷款延伸到奴隶财产，这推动了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学家约书亚•罗思曼（Joshua Rothman）告诉我。

当美国棉花产业扩张的时候，奴隶劳工的价格飞涨。从1804年到1860年，新俄勒岗州年龄在21岁至38岁之间的男性奴隶平均价格从大约450美元上涨到1200美元。由于有抱负的种植园主不可能在没有更多奴隶劳工的情况下扩张他们的棉花帝国，就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筹集更多资金，以购买更多劳动力。银行进来了。成立于1816年的合众国第二银行开始大量投资在棉花上。在1830年代初，畜奴的西南诸州拿下了这家银行的几乎一半营业额。差不多与此同时，州银行也开始扩张膨胀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一位历史学者称之为“创造银行的狂欢节”。

种植园主寻求贷款的时候，使用奴隶作为抵押物。托马斯•杰斐逊抵押了150个奴隶劳工以建设蒙蒂塞洛庄园。人口能够比土地更易于出售，在诸多南部州，10笔抵押担保贷款中有超过八笔是使用奴隶人口作为全额或者部分抵押物的。正如历史学者邦妮•马丁（Bonnie Martin）所写的，通过抵押人口以购买更多人口，“从殖民地时代到黑奴解放，奴隶主既发挥奴隶的肉体功能，也发挥其金融功能”。由于发放贷款的速度比密西西比野葛的生长还快，致使一位观察者在1836年评价说，在产棉县，“钱或者那些被认为是钱的东西，成了大家拥有的唯一廉价物品。”

全球金融市场都积极参与进来了。当托马斯•杰斐逊抵押了他的奴隶劳工时，一家荷兰公司提供了资金。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将向棉花生产提供数百万英亩土地，是由财力雄厚的英国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提供资金的。为了筹集资金，各州银行把由奴隶抵押而形成的债权集中起来，将其重新包装成向投资者承诺年息的证券。在奴隶制兴盛的时代，银行将商业变成证券，在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在波士顿和费城寻找买家。

一些历史学者宣称，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是进入现代的一个转折点，其标志是当时的人们开始思索几千英里之外其他人的苦难，由是出现了一种新型道德意识。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日渐强烈的需要，即抹除美国美元、英国英镑、法国法朗上奴隶劳工的血痕，对于这种需要，西方金融市场很快发现了一种途径，即通过全球范围的银行证券交易而予以满足。这种方法使你能够从奴隶制获益而不必弄脏你的手。

银行基于棉花价格将永远上扬的假定，发行了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债务。1830年代，商人、种植园主和律师都使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能通过加入到一个人人似乎都在玩的风险游戏而聚集实实在在的财富，这时投机就达到了一个疯狂的高度。

我们知道这些故事是如何收场的。由于拥有丰富的廉价土地、劳力和信贷，美国南方鲁莽地生产了过多的棉花，但消费需求不可能跟上供给，价格于是下降。至早在1834年，棉花价格开始下跌，然后像一只在半空扑腾的鸟儿一般急剧直落而下，引发了1837年的恐慌。投资者和债权人回收他们的债务，但是种植园主已陷灭顶之灾。密西西比种植园主一年亏欠新奥尔良银行3千3百万美元，而他们的农作物只产生1千万美元的收入。当棉花价格崩溃时，也连带着拖垮了奴隶劳工和土地的价值。原来以2000美元买来的人口现在只能以60美元卖出。今天，我们会说种植园主的负债是有毒的。

即使是学院派历史学者们，他们已从本科基础课程中学会了避免当下中心主义（presentism）而要接受历史本来的样子，这时都已经不能抗拒在1837年恐慌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划等号。

兹将所有这些因素罗列如下：将金融工具神秘化，这样它在把全球银行家、投资者和家庭联结起来的时候，能够隐瞒风险；神奇惊人的一夜暴富；投机和疯狂冒险被常态化；依托于某些产业（棉花，住宅）将持久坚挺的神话，印制发行巨量纸币；对于黑人的算计和刻意剥削；然后在一切崩盘后使投机者免于罪责——债务人在1837年以后、银行家在2008年以后被政府资助脱困。

在奴隶制时代，“美国建立了一种以其恣意妄为（abandon）而与众不同的投机文化，”罗斯曼在其2012年著作《潮热时代与狂热梦想》中写道。那种文化推动棉花生产上升，并导致内战，从此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它是不劳而富的文化，靠着不计成本、欺凌弱者而成长。它是把我们带入1837年恐慌、1929年股市崩溃和2008年衰退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导致了惊人的不平等和可耻的工作条件。如果今天美国要想推广一种特殊类型的低端道路资本主义——一种摧毁工会的资本主义，特点是低廉的工资、临时的就业和常态化的不安全；一种赢家通吃的资本主义，特点是巨大的族群差别，不仅允许而且奖励金融违规违法；一种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奴隶制不仅断然拒绝了给予黑人自由，而且积累了白人财富，造成每年都在扩大的黑—白财富鸿沟——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现存的最低端道路之上的。

（作者简介：Matthew Desmond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