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同利益”究竟有多大

张志坤

　　曾几何时，中美两国密切关系被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吹上了天，其中，所谓的“共同利益”就是他们一个重要抓手，在他们看来，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堪比天高海深，已达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但滑稽的是，现如今据说又要“艰难”寻找什么中美利益的“公约数”了(有关这个说法，见《环球时报》2018年11月28日题为《艰难使命，寻找中美利益最大公约数》的社评文章)。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原来那个声势浩大“共同利益”钻到那个狗洞洞里去了，或者进一步说，中美所谓的“共同利益”究竟有多大呢?

　　概而言之，有关中美“共同利益”的命题，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深度融合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中美两国 “利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这一说法看似并没有提及什么“共同利益”，原因可能在于，一则他们认为“共同利益”的说法层次太低、不够劲，远不如“深度交融”更能形容中美关系之密切;二则如果承认有“共同利益”，也就等于变相承认还有“分歧”，而持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人，基本上不承认中美两国之间还有什么“分歧”存在。在这些人看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人世间日常所见的夫妻关系，也未见得都能达成“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水平，但中美两国却凝成了这样的关系。

　　有关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观点，有众多中国智库及大腕专家、学者的支持，譬如，今年8月份的时候，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还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对此立论给予了详尽的阐释。

其二，“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分歧说

　　这种说法在高度与层次上低于上述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阐述的重点是“共同利益”，之所以把“分歧”摆出来，是为了凸显中美“共同利益”之大之强。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舆论媒体上充斥着“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的”理论，他们说，中美两国之间有分歧，但“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请注意，这种说法，强调的只是中美“分歧”，众所周知，“分歧”不等于“矛盾”，更不意味着“冲突”与“对抗”!所以，坚持这种说法的大专家、大学者们接下来就要强调指出，在空前巨大的“共同利益”的支撑下，中美两国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就像是被驯服了的蠢驴一般，随意被他们所支配所驾驭。

其三，最大公约数说

　　这种说法是有关中美“共同利益”的最新提法，也可能是《环球时报》最新发明的独家专利。这种说法认为，“美国增加中美贸易平衡的诉求是合理的，希望两国贸易方式更有利于保持它的技术优势，这一诉求也部分合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从党中央到普通民众，都相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来自美国的压力意味着，我们将这一决心付诸实施的节奏多了一个外部催促者”。建立在上述两个理论的基础上，《艰难使命，寻找中美利益最大公约数》一文认定，“中美寻求两个国家利益最大公约数的过程意味着非常艰难的磨合，中间的摩擦、斗争、相互威胁都难以避免，但最终磨合成功是高概率事件”。文章最后还不无猥亵地说，“少数美国精英所幻想的‘中美脱钩’是乌托邦，那相当于一个20岁的健康市井青年宣誓禁欲主义对自己的长期折磨”。言外之意，只要中美“不脱钩”，那个性欲勃勃20多岁性的美国青年就能够充分地对中国释放他身体的欲望了。

　　显然，上述三种说法一个比一个递减，时间上也是依次退步，到最后居然连“共同利益”都不见踪影，而要“艰难”地去寻找什么“最大公约数”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笔者以为，这说明，第一，所谓中美“共同利益”虽然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其实摇摆不定、如同水上浮萍，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雨打。当中美关系如胶似漆、蜜里调油的时候，“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声音高叫;当美国开始打压、遏制、围堵中国的时候，“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的声音嘶喊;而当美国对中国大打出手、连抽耳光的时候，就只好诉说“艰难”、“磨合”，所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共同利益”的大蛋糕不见了，只好去找什么“公约数”了。

　　第二，上述各种说法，不过是一种低级的战略忽悠，目的是为中美关系找托词、找理由、找根据，因为只有把所谓“共同利益”这个蛋糕与画饼做好，才能给“互信、合作、共赢”奠定物质与逻辑基础，否则，就统统都要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关于第一种说法，这其实是高级黑，居心叵测。因为中国正在走中国道路，美国正在走美国道路，中美两国本来是各自跑在两条不同道上的两辆车，根本就是不同文明类型与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哪里有什么“深度交融、相互依赖”?有一些中国人确实可能已经同美国“深度交融”，形成了严重的“相互依赖”，但这也根本上升不到国家战略关系层面，任何人都不能拿少数中国人同美国的关系来绑架中美国家关系;关于第二种说法，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十分滑稽的逻辑，“共同利益”与“分歧”还能比较出大小多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是拿杆秤称量出来的?还是用数学公式推导计算出来的;计量单位是吨、是桶还是公升?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狠拍自己脑袋拍出来的吧。其实，谁都知道，仅仅一个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就足以压倒一切所谓中美“共同利益”;第三种说法简直就是胡说，什么“中美寻求两个国家利益最大公约数的过程意味着非常艰难的磨合，中间的摩擦、斗争、相互威胁都难以避免”，请问中国什么时候威胁美国了?而美国屡屡打压中国、狠抽中国耳光的行为难道都属于“难以避免”吗?还什么美国的诉求“合理”、“部分合理”云云，什么“美国的压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催促者”云云，真不知道如此跪舔美国是何居心。

　　笔者以为，上述三种说法，现在都已濒临破产的边缘：第一种说法现在已基本上破产，大多数中国人和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不相信了，所谓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说法，今后只能沦为中国少数买办精英们的心灵鸡汤;第二种说法正在破产，因为美国很快就会把中美在南海岛屿、台湾、钓鱼岛乃至网络、太空、高新技术等方面及领域的“分歧”压在所有中美“共同利益”之上，使之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第三种说法只能用“可怜”二字来形容。这种所谓的“艰难寻找”，类似于盲人骑瞎马，可能要像上山挖宝一样希望渺茫。

　　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看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塑造、重新构筑的新的历史阶段，简单地类比就是如同地球板块之间的碰撞，要在碰撞中依据力量的多寡、强弱而形成新的地质结构。人类历史上不同战略力量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进而在碰撞的过程中形成新型的地缘战略构架，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罗马人与哥特人，突厥人与阿拉伯人，等等。稍具国际关系与战略常识的人都知道，如今中美关系已经没有什么战略基础可言了，也就是说，已经不存在什么“共同利益”。尽管两国之间有着巨大的经贸联系，但这种联系只不过是一种商品交换，在简单的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两国发生经济领域的联系，因而出现了利益纠葛，进行着尔虞我诈的利用，出现获利多寡之争。目前争斗得是如此激烈，强势的一方直欲置弱势的一方于死地，而弱势的一方不过是在拼命挣扎抵抗、寻求妥协而已;强势的一方正在通过这一行动彰显自己的“再伟大”，弱势的一方需要战胜这一难关而使崛起复兴继续进行。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共同利益”吗?

附：艰难使命，寻找中美利益最大公约数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他在本周六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餐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并对此持开放态度。库德洛同时提出中美达成协议“必须满足的某些条件”。库德洛还再次指出如果中美没有取得突破，美方将上调中国输美产品关税。

　　美国舆论对库德洛的讲话做出不同分析，CNN、“美国之音”等从中读出了中美实现突破的积极信号，《华尔街日报》等则关注了库德洛提出的条件和威胁。

　　其实，从特朗普本人开始，美方近来一直发出多重信息，一方面乐观预测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一方面强调中国需要做得更多，向北京施压。

　　G20期间的习特会吸引了全球目光，其关注度看来要压倒G20峰会本身了。习特会的结果尚难预料，但在这个时候厘清中美各种争议的态势，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次峰会。

　　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现在究竟有哪些诉求，如何理解它们的性质呢?

　　首先，美方希望缩小对华贸易逆差，多向中国卖货。接下来，美方希望中美贸易方式有助于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再进一步，部分华盛顿精英希望形成更多“规则”，束缚住中国崛起，确保美国长期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大综合力量。

　　中国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这一决心已经下定，从党中央到普通民众，都相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来自美国的压力意味着，我们将这一决心付诸实施的节奏多了一个外部催促者，中国需要有更强的平衡能力。

　　中美需要将美国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心和现实行动力进行沟通、磨合，寻求两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美国的很多诉求处在中国接下来改革开放的大框架下，双方摩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的这一框架，但不可能颠覆中国的框架，由美国给中国另外植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框架。

　　我们相信，中美寻求两个国家利益最大公约数的过程意味着非常艰难的磨合，中间的摩擦、斗争、相互威胁都难以避免，但最终磨合成功是高概率事件。因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交往并且磨合所意味的好处比起全面对抗的好处都是压倒性的。少数美国精英所幻想的“中美脱钩”是乌托邦，那相当于一个20岁的健康市井青年宣誓禁欲主义对自己的长期折磨。

　　美国增加中美贸易平衡的诉求是合理的，希望两国贸易方式更有利于保持它的技术优势，这一诉求也部分合理，但是中美贸易和其他交流方式与美国是否能够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力量之间没有联系。如果美方认为它的国家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遏制中国成长，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华盛顿若将这一思维融入到它的对华政策决心中，那么中美关系势必经历比现在还要大的动荡和曲折。

　　中国有继续发展、成长的权利，同时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继续壮大的确牵动全球力量格局的变迁，中国接下来要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体系中发展，实现各方都能最大认同的机会公平。中国的发展本身不能指向某种零和目标和效应，它必须成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一个大国崛起所带动的共赢。

　　在中美关系众说纷纭时，我们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两国关系校正指向两国国家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准星，那样的话，无论接下来还有多少曲折，中美关系都不至于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