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普世系媒体以及亲美公知长期以来不停地灌输影像，许多中国人头脑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美国是新闻绝对自由的社会，政府根本不管媒体报道什么内容，因为新闻自由受美国宪法保护，政府也无可奈何。下面我整理一些资料，试图还原美国新闻环境的本来面目。
一、美国“新闻自由”的本质
有这样一篇美国人写的政治寓言非常犀利：【一个美国人来到一个小岛了解当地的民主制度。这个小岛的国王介绍：我们非常民主，开会讨论的时候全民参加，每人拿一个金喇叭，表决的时候看哪一方的喇叭声音大来决定胜负。
美国人一听这个制度很民主呀，要求现场观摩一下。
议事那天，讨论到有关措施时，不管支持还是反对，总是那几个人拿出金喇叭狂吹，其他人一动不动。美国人很奇怪，问国王：“ 其他人为什么不吹喇叭。”
国王回答：“因为他们买不起金喇叭。”
美国人说你这哪是民主啊，分明是富人统治。国王问：“你们是怎么民主的？”美国人开始介绍新闻监督，怎么通过媒体来制约政府。
国王问：“你们的媒体属于谁呀。”
“有钱人。”
国王大笑：“这和金喇叭一样啊。”】
如果在美国待得久了，就会充分理解这个一针见血的寓言。美国的新闻媒体掌握在大资本财团手里，无论表象如何，骨子里都是传播有利于资本财团的内容。所谓的“新闻自由”，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或许有时不同资本财团间会有冲突，有时也会把政府架在火上烤，但媒体的资本属性本质是不会变的。
美国的新闻自由和监督上最耀眼的光环是因为他们常常和政府唱反调，在很有正义感的人们的眼中，和政府作对就是有充分的自由，同时也是在进行监督。和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美国的新闻媒体确实不在乎政府的脸面，也不怕政府的权威，他们好像是专门和政府对着干似的。大报和联邦政府对着干，小报和地方政府对着干，在美国从政的人，就没有一个没挨过骂的。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被新闻媒体骂了二百年了，都成了一种习惯了。如果没有人骂的话，没准还会自我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新闻媒体全不出声等着瞧笑话吧？但反之，又怎么会因为有人在报上骂他就检点起来？
据京虎子著作《从华盛顿到奥巴马——美国200多年来的家族政治》考证（http://bbs.m4.cn/thread-170875-1-4.html），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并没有新闻自由的说法，但对新闻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因为就没有多少报纸。从搞印刷的富兰克林兄弟开始，算是有办报人了，但报纸在当时并不是为了为公众提供信息，也不是为了监督政府，而是为了出版人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其中大多数是反对政府的(也就是反对英国国王的)。
在独立运动中，塞缪尔.亚当斯就出过报纸。他出报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监督英国派来的总督，也不是为了向马塞诸塞殖民地议会提供建议，而是要散布独立的观点，让人民相信只有独立才是北美殖民地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报纸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公众，起着煽动革命和独立的作用。他办报纸的经费是由汉考克提供的，因坶从一开始舆论就控制在富人手中，本身就不具备新闻的独立性。塞缪尔等主张独立的人控制了舆论，是美国能独立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独立之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希望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自然就不希望有乱说话的，而杰斐逊这些反联邦党的人，自然就希望有乱说话的。杰斐逊因此把新闻自由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的自由取决于新闻出版自由，限制这项自由即会失去这项自由。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新闻出版自由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这就是为后世美国人所夸耀的新闻自由，这个自由在独立宣言中并没有被提到，在开国宪法里也没有被提到，直到1791年才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确定。为什么在1791年把这内容写进了宪法？
这是因为有了政党。
这条修正案出现之后不久，报纸就开始多了起来。报纸的增多不是因为有了法定的言论自由，而是因为有了政党。就在1791年到1792年之间，美国政坛上最早的两个政党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相继成立。最先成立的是联邦党，从波士顿到费城，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阐述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好处。很快民主共和党成立了，又掀起了一阵办报热潮，这批报纸全是宣传州的权利，反对大政府的。
于是美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办报的热潮，报纸一般印几百份，主要用于攻击对方。亚当斯上台后，杰斐逊一派控制的报纸就天天攻击政府，每天一篇政治谩骂文章，闹得总统夫人一数，全国150份报纸，其中有20份是别的什么都不干，专门攻击政府的。
这些报纸如果靠卖报的话，几乎没有一个能自负盈亏的，但是这些报纸还是继续办下去。因为办报的人不缺钱，联邦党控制的报纸由汉密尔顿出钱，民主共和党控制的报纸由杰斐逊出钱，因此从一开始报纸就是由门阀控制的。
无论由谁控制，这一段时间美国的舆论是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的，但是到了1798年，由于美法开战，国会通过了《外侨法惩治叛乱法》，规定任何阴谋反对联邦法律实施，煽动叛乱，发表反对、丑化、中伤美国总统和国会言论的文字者，将被处以最高为5000美元罚款，最多为5年的监禁。
这个法案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相抵触，等于剥夺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它使当时的美国人不能对国家政策和总统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这个法案并不是摆样子的，从它出笼的那天到亚当斯下台的两年时间内，被政府认真地执行着，一共有24位报刊编辑和发行人被起诉，其中10人被定罪，这些人无一不是支持和同情民主共和党的人，也就是总统亚当斯的反对派，也是国会中占多数的联邦党的反对派。
起码在这段时间内，美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更不要说新闻监督了。
这十位被定罪的人中，有一个人是联邦法院把传票发到当时最大的反对派、弗吉尼亚门阀的老巢里士满，大动干戈地逮捕的。此人名叫詹姆斯.考兰德，是费城的报人，专门出版政治性刊物。1797年，正是他出了一本小册子，全文刊登了汉密尔顿的情书，一下子毁了汉密尔顿的政治前程。
《外侨法惩治叛乱法》通过后，考兰德看到风声不对，知道人家要秋后算帐，连忙跑到维吉尼亚的里士满，依附在弗吉尼亚门阀的保护下。过了一阵觉得安全了，便继续攻击亚当斯。结果联邦法院传票一到，弗吉尼亚门阀也保不了他，开庭之后被处以200美元罚款，所判刑期是10个人中最长的。
1800年杰斐逊上台后赦免了所有和《外侨法惩治叛乱法》有关人员，考兰德得以出狱。他觉得为民主共和党坐牢是立了大功的所以向总统要求出任里士满邮政总督。
杰斐逊没有答应，于是他摇身一变，跑到里士满一家联邦党控制的报纸当编辑，专门攻击现任总统杰斐逊。首先揭发杰斐逊买通新闻记者，杰斐逊当然矢口否认，考兰德马上登出杰斐逊给他的信件作为证据。此外，他还揭露出杰斐逊和女黑奴的长期性关系，这个丑闻对于杰斐逊的道德形象的打击是致命的。
考兰德这么一闹，杰斐逊也气急败坏了，让人去揭他的丑，比如他虐待老婆等，杰斐逊的支持者甚至公然殴打考兰德。1803年，考兰德掉进詹姆斯河里面淹死了，据说是因为喝醉了不知道怎么游泳了。这件事，杰斐逊及其手下难脱干系。
考兰德是美国新闻自由的鼻祖，他所创立的这种新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站在旁观者角度的那种客观公正的自由，而是有自己倾向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奶就是娘式”的。杰斐逊是他的金主时，他就为弗吉尼亚门阀服务，打击汉密尔顿。求官不成后，便投奔联邦党门阀，打击杰斐逊，这种新闻自由是为了门阀利益和矛盾斗争服务的，也是搀杂了个人利益和倾向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正。
正因为是门阀手中的工具，从那时候到现在，美国的新闻媒体就和欧洲国家的新闻媒体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有一种报道坏消息的癖好(所谓“扒粪”)。新闻媒体成了社会自由主义和改革派大本营，那种向公司、政府、警察、军方和社会其他权利中心的权力和权威挑战的新闻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新闻主题是贪婪的商人、沆瀣一气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将军、残暴的警察等。他们把穷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劳动阶级描绘成官方的愚蠢、极度的贪婪和高级官员的冷漠的牺牲品。他们更愿意从自由主义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公共利益集团获取材料，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正是由于他们获取材料的途径已经不够客观或者已经很不客观了，因此他们的报道不客观的成分极高，也极其片面。
美国的新闻媒体很少花大力气去报道某个商人糜烂的私生活，尽管这同样精彩，也和教徒的准则相违背。他们最爱报道的是政治人物的丑闻，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政治斗争的目的。各地门阀正是通过各自控制的媒体，把丑闻作为打击对方的有利工具。被新闻媒体揭露的政治人物的丑闻中，大部分是非资本门阀出身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政坛明星的人。这些新闻报道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人们对门阀中人和门阀对政治控制的注意力，这就是媒体背后的门阀所要追求的目标。
美国建国之后，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门阀们肆无忌惮地积累财富和扩充自己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美国政治的信仰危机。人们意识到美国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控制美国的也不是他们所选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门阀中人一方面通过法律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合法化，同时也要在舆论监督中隐性而把政治人物推到前台做挡箭牌转移视线。
二、美国新闻的造神运动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改变，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中有一位黑人就已经是巨大的改变，奥巴马当选，则是天大的改变。主流媒体为美国人民描绘了一副美好的未来，只要奥巴马当选，无论是伊拉克的战争泥潭，还是美国国内的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日益上涨的油价，都能够得到解决。
在很多人看来，奥巴马这种人还没有被华盛顿这个大染缸染黑，因此选他来治理国家，美国的政治才能脱离固有的轨道而得到改变。从肯尼迪到克林顿都是这么喊过，奥巴马也是这么喊的，改变成为他的竞选口号，选择他就是选择了改变，换而言之，选择其他人都是换汤不换药。这一点很受年轻人欢迎，也很受对美国政治有意见的人的欢迎，因此奥巴马在几年之间由一位无名小卒成为重量级政治人物，为陈腐的美国门阀政治带来了一股“天外来风”。
可是如何才能改变？难道看看新总统的肤色，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就能够恢复了？全世界的石油公司和炒家就能一下子成了“活雷锋”？欠了一屁股债的房主和收回了数不清的、没人买的房子的那些银行就能心平气和地找到解决的办法？
也确实有人这么幻想着，不少就要断供的黑人就天真地认为，奥巴马上台了，他们就用不着付房屋贷款了。
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无论谁当选总统，都无法挽回房主丢掉房子的势头。这种声音在主流媒体上是听不到的，被人为地掩盖了。
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近年来对黑人的上层人物格外青睐，甚至把他们供起来，以至那些上层黑人忘了他们的同胞还在美国社会底层挣扎，开始憧憬着共同统治美国的梦来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在编织一个气球，以奥巴马为首的黑人就是这个气球里最大的一个泡沫。
美国也有造神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国群雄之中的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等人的身上都披上了后人所加的神圣光环，林肯和肯尼迪同样受到神化。如果把这些神化的东西去掉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伟人并不那么伟大。神化是美国政治的需要，因为美国的门阀政治要用民主和自由来点缀，不能让人一眼看穿。这种造神运动一直存在着，奥巴马就是近年来政治造神运动所取得的难得的成就。
行刺身亡的肯尼迪和林肯都是因为非精神病的原因，才挤身伟大的总统行列。林肯是适逢其会，如果在平常年代会是一位很糟糕的总统，如果不遇刺的话也会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肯尼迪在治国上没有什么突出成绩，而且在私德上更是相当龌龊。1960年他和尼克松之争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也是美国历史上舞弊情况很严重的选举。当然这种舞弊在其他国家看来只不过算是在局部地区有某种势力干预选举。肯尼迪的名气主要因为他的“非正常性死亡”，所以当拉链门出现后，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现在谁把克林顿杀了，克林顿就会成为美国又一位伟大的总统。
无论如何，奥巴马的当选体现出的意义，在很多人眼中是很重大的，体现少数族裔的地位的提高，预示着种族隔离的消亡，美国的黑人也为之欣喜若狂。
但是，2008年7月的一天，人们在电视中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美国黑人人权领袖杰西.杰克逊在电视台接受采访，对奥巴马极尽赞誉之词。然后采访间隙，他口气随即一变，指责奥巴马是一个披着黑皮的白人。没想到这时候麦克风没有关，杰克逊在私下的谈话被播了出去，引起了一场风波。杰克逊的儿子是奥巴马竞选团队成员，赶紧和父亲划清界限，杰克森也忙不迭地私下公开地道歉，奥巴马也体现出一副大度的模样，大事化小地淡化了这件事。
无风不起浪，杰克逊的腔调并非第一次出现，只不过第一次因为偶然的意外而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这段话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奥巴马是一个怪胎，是美国的新闻寡头和一些政治豪门制造出来的政治怪胎。
三、美国政府的新闻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信息的全球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一直是各方的核心诉求。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业，理所当然地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服务，各国为此制定相应的管制措施来确保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服从于国家利益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有新闻管制，在美国，虽然根据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任何人都不得限制新闻自由，阻止新闻传播，美国也自称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新闻自由，但是美国政府一直在用一些手段在调控媒体的舆论导向。因为美国政府也是美国资本门阀的前台代言人，因此与不同资本门阀掌握的媒体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例如，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的所谓贫化铀（depleted uranium）弹药，这是聚合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被各界详细讨论，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揭示了美国媒体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的“政治挂帅”实质。
又例如，2011年9月10日的《每日邮报》披露了1964年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采访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的一段录音。杰奎琳提到肯尼迪曾告诉她，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听到金在1963年8月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前夕曾在华盛顿威拉德酒店“给几个女孩子打电话，安排一场男女参加的聚会，听起来像是纵酒狂欢”。阿伯内西则在传记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在威拉德酒店房间安装窃听装置，在收集了19卷所谓“证据”后，曾试图发放给媒体和律师，但没人愿意配合。后来又给马丁·路德·金寄去一份包含“高度私人时刻”的录音带，结果被金的夫人科雷塔截获，科雷塔听后不为所动。1977年，美国政府宣布把窃听资料封存50年，直到2027年才能解密。
在“9•11”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布什政府就更加强了对美国新闻媒体的干涉，不准电视台播出本•拉登的录像带。美国某大电视台批评布什在“9•11”那天不应离开华盛顿，发表这番言论的记者后来被强令开除。美国之音由于播出了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讲话，200万美金的政府支持被取消了。
2001年“911”事件之后，反恐、确保国家安全成了压倒一切的标准。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美国通过了两个与网络传播有关的法律：一是“911”后6周即颁布的《爱国者法》；二是布什总统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国土安全法》。通过这两部法律，公众在网貉上的包括私人在必要情况下都可以受到监视。这两部法案大大加强了对美国国内机构与人士的情报侦察力度，这在此前不可想像。《爱国者法》对美国的《联邦刑法》、《刑事诉讼法》、《1978年外国情报法》等进行了修正，允许政府或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可大范围地截取嫌疑人的电话内容或互联网通信内容，还可秘密要求网络和电信服务商提供客户详细。比如该法第201款规定，授权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对涉及专门的化学武器或恐怖行为、计算机欺诈及滥用等行为进行电话、谈话和电子通信监听。第212款规定，允许电子通信和远程计算机服务商在为保护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向政府部门提供用户的电子通信记录。第217款规定，特殊情况下窃听电话或计算机电子通信是合法的。该法赋予美国执法机构和国际情报机构广泛的权力和相应的设施，以防止、侦破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尽管《爱国者法》的部分条款存在争议，但在“911”事件的强力震撼之下，美国国会仅用45天就批准了该法案。《爱国者法》牺牲了公民的某些自由，因而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满和忧虑，认为一些条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中强调的个人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保障，国会两次延长了《爱国者法》的期限。2006年3月9日，布什总统签署了延长《爱国者法》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爱国者法》中即将到期的14项条款将永久化，另两项条款的有效期将延长4年，同时该法案还增加了一些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款，以平息一些争论。这表明，网络传播管制中的美国国家利益标准，雄居行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等标准之上。
《爱国者法》为政府以反恐和“爱国”的名义涉入民众私人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民众受宪法保护的部分权利也因此受到侵蚀。虽然美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即公民自由，而种种指责所引发的辩论都围绕着个人自由和国家安全的平衡展开，‘但实践却已远远走在前-面。而另一部《国土安全法》对互联网的监控更为严密。该法案增加了有关监控互联网和惩治黑客的条款。有了这两部法案，网络服务商的信誉和网络用户的隐私与机密只能让位于国家安全。这是美国互联网管制体制灵活性的一面。
最近，公然否认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的英国的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在奥地利被判三年监禁，他的罪名是“发表否定纳粹大屠杀言论”。因言获罪——这一看似完全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案例，却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自由要受到一定制约的理解。在欧洲，德国、波兰等国也有类似的反纳粹法律，不少人为自己滥用言论自由付出了惨重代价，被司法部门认定有罪，乃至判刑。法律管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呵护曾经遭受严重伤害人民的感情，抑制着罪恶意识的死灰复燃、借尸还魂。从这个意义说，看似无情的约束与惩罚，实际是为了人类和平这一更高的利益追求。
任何一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当然不会允许媒体发表鼓吹分裂国家、挑起民族矛盾、煽动颠覆政府等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论。难以想象，一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新闻自由”能够在国家体制中存在。国家利益的存在，使得新闻管制成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面对新闻传播自由不得不划定的一条界限。
新闻自由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追求新闻自由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和没有终点的历史过程，相应的新闻管制也始终伴随新闻自由的发展演进，它作为一种手段，既制约着新闻自由，又保障着新闻自由。
但中国的普世系媒体和公知出于自身私利的需要，一方面对美国的新闻管制熟视无睹、闭口不谈，一方面还对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依法管制妄加指责，企图把水搅浑。这样做，不仅无法让世人信服，更让大家看清了其虚伪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