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内精明的政客，以宣扬“普世价值”为旗号去凝聚体制内外的政治力量，试图在中国实现叶利钦式的巨变。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实现一次性的变革可能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对于建设统治阶级的长久稳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其有效性则十分可疑。

　　意大利共产党人早期领袖之一的葛兰西，他对照分析了苏联革命胜利和西方国家革命(主要是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认为西方国家统治阶级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牢固地位，因此，这种性质的统治很难通过一场直接的政治革命予以推翻，在革命成功之先需要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被他称为“阵地战”战略。他还把列宁领导的革命称之为“反资本论的革命”，认为对方国家统治阶级的地位，主要是建立在暴力统治的基础之上，只需要打碎国家机器就可以实现目的，这被他称之为“壕堑战”。按照葛兰西的看法，东方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地位缺乏意识形态的遮蔽，向来就未能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建立起有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所以，这种地方的革命以壕堑战为主，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间展望的革命不一样，不是在生产力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产物。后来，法国学者高兹也指出：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资本家的统治地位;马尔库塞甚至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基本生存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结果反而助长对于资本统治的接受，发展出一种新的“极权”。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以“人剥削人”为特征，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间，由于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较高程度的丰富，反而加强了资本统治的地位，这个地位表现在几个方面：葛兰西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较为强大有效(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指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效)，被统治阶级由于需要得到满足从而不倾向于从根本上质疑现存制度，资本家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从而能够较快地取得技术进步和市场垄断地位实现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这三者都是资本统治得以稳固的原因。从2011年9月美国兴起的“占领华尔街”看，这个运动持续的时间和规模都足够，但是，未能像中东北非国家那样引发政权更迭，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发达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性”政权稳定是制度较少受到质疑的重要表征。可以预言，如果占领运动不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打赢“阵地战”，消解美国主流社会把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运动无论持续多久，规模发展多大，只能是“消极地释放”美国社会的政治反抗能量，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算了吧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最后一切回归资本统治的正轨。

　　中国作为一个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远超发达的中心资本主义母国，正是在这个矛盾尖锐化的政治现实中间，美国认为中国的基础性制度不可能稳定，可以得到从外部操纵中国演变方向的潜在机会。1940年代末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指望中国内部“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成为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动力;1950年代末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指望在中国内部产生“和平演变”;最近一些年美国则大力扶持中国党内高层乃至于体制外的“普世价值派”。如果从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看，美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看看一些右翼网站的言论，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美国取得中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大证据。如果从大学讲坛看，美国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成就就更加惊人，在中国高校里，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大社会科学领域，近乎百分之百的教材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则来自美国，管理学诸学科也同样如此。换言之，在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抄袭西方首先是抄袭美国成为一个关键的特色。

　　美国加州大学超级教授黄宗智，有着多年来在国内高校教学经验，他惊讶地发现——中国高校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程度远高于美国，他在《开放时代》杂志撰文指出，美国高校中间，人文社科类院系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地盘，但中国完全没有。许多人指出“文化”或者“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软实力在中国存在着完整而周密的“传送带”，高校讲坛和译著出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链条。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国内许多学界大腕和出版机构，就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美国软实力的传送带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XXX先生为此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不仅亲自充当带头人召集国内学界腕爷进入推销美国软实力的轨道(他是《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世纪文库》的主编，这两部丛书对于建设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编委名单多属学界的腕爷)，而且还以自身的官场地位为美国软实力占领国民头脑而保驾护航，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XXX旗下的华夏出版社仍然是出版美国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材的主渠道之一。其他两个比较有成效的出版社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教材方面居功甚伟;而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美国的管理学教材方面则独占鳌头。

　　经过中国官场和高校腕爷的强有力的传送带，美国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当然是美国软实力超越国界的主要表现。2005年社科院刘国光老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被边缘化了，这个讲话虽然受到中共高层的重视，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还有批示，教育部还装模作样地派出了工作组去北京大学调查，据说北大某院长说“我们这儿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问题”，这件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但是，就在同一个北大的公管学院，一位余老师向院长平新乔建议开一门讲授《资本论》的选修课，为平院长所严词拒绝，理由是，学生学习了《资本论》之后，可能不相信主流经济学，影响总体教学效果。这个故事不那么有趣，但是很说明问题，在中国高校中间一切有悖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学说，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过是一纸空文。特别是，经过1980年代的“非毛化舆论”动员之后，马克思主义被高官重新界定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又再次被学界腕爷深化理解为“效率优先”，一直到朱镕基任上明确的政策显示要“减员增效”，最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发展是硬道理”，最后“积累最大化才是发展生产力”，据说这样才符合邓小平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这样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在中国建设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有无消极意义值得认真评估。美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中国的确立，结果带来一种想象新世界新制度的方式：一切以美国的制度实践为依据，不符合的制度就是坏的，符合的就是好的。那些右翼网站的小右派对于未来变革的想象力，精确地反映了美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中国社会的成就。

　　因为近三十年来的政经实践是抄袭美国的，所以，美国自然地就拥有了一个中国应该向之学习的榜样地位，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指出，虽然美国总是妖魔化中国，但是中国却不敢反过来妖魔化美国，如果批评美国稍微多一点的话，显然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改开搞”实践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宣传部感到难于承受的无形损失。正是肇因于此，中国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场，把自己绑定在一个“多挨打少还手”甚至是“不还手”的尴尬地位上，所以在软实力战争中间，不可能不一败涂地。

　　与美国不同，中国内部很少存在马尔库塞所称的“极权”，也不存在对被统治阶级有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反——如许多敏锐的精英所指出的——中国民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仇官”“仇富”现象，这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难于落实的经典体现。粗略地观察一下，在《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上，特别是在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间，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官话体系”，这个官话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持有一种“积累最大化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但这套官话仅仅对官场人士有着功能性的作用——例如应付工作和场面(实际上官员们自己是否相信则未知)，但这个官话体系对于社会成员则日渐丧失良性影响力和引领作用。而在高校讲坛上，是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优先得到讲授，这时批量生产小资白领的“社会生产线”上所执行的工艺标准，其产品——大学生经过几年系统学习之后——在思想方法和观察社会、评判正义与否的标准上，都将或多或少地与教材和讲坛上传播的思想取得某种一致性。

　　大学生毕业走入社会之后，优先获得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领导岗位，成为中国社会中间起到领导作用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网络兴起虽然部分地独立于官方管制，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发言的人士，大多数会体现出他们在高校中间的学习成果。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非常不如意，他们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间不满程度最高的群体，有着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但是，这些人中间用以表述自身不满的话语，主要地来自于高校教学过程，换句话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标准作为批判中国社会的圭臬。也就是说，无论是纸媒体上的“官话体系”还是大学体制再生产出来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都无助于统治阶级在全社会确立有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进行有效的辩护，无助于消解民间的“仇官”“仇富”心态。正是出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的不自信心态，一切异议的声音和不和谐表述，都被官场人士认真地看作危险和威胁，关闭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网站就是这种担心的体现。

　　不仅官方人士如此，那些体制外的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也无法确信普世价值对于国民的说服力，为了排除阻力许多小自由派不惜发出“杀左族毛”的倡议，这不是他们不知道爱惜羽毛的重要性，而是说服力的不足确实需要屠刀的威力来弥补，这是中国不谨慎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个常见病——假如没有最极端的法西斯屠刀政策就没有他们追求的实现。换言之，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成为问题的说服力，在外围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清醒的普世派而言——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始终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门槛。像“凯迪网络·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小自由派集聚的网站中间，语言暴力是最为严重的，倒不是这些网友修养底下和特意去表现出自由派“表里不一”，而是西方的政经制度在中国三十年的实践中间显露出来的“说服力危机”(不能向大多数人呈现出解决基本问题的潜力)使然，在这些自由派或者民主派看来，没有暴力镇压就没有一切，在没有实际掌握国家镇压机器的情况下，语言暴力是他们找得到的唯一选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普世派，都自动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这恰好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功能性作用一致，只有在说服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暴力机器才会显现出来;反过来，由于意识形态领导权难于建立，暴力镇压和频繁地动用强制手段就成为首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反过来又加重了建立说服力或者领导权的困难程度。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公开申说“扳倒中国”的信心，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着重大依据，中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都已经壮大，体制内的普世价值派，甚至在2006年就策划“新西山会议”，近年则以“政改专业户”的面貌出现。而且，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中国已经相当牢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引领中国国民头脑的潜在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体制内精明的政客，以宣扬“普世价值”为旗号去凝聚体制内外的政治力量，试图在中国实现叶利钦式的巨变。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实现一次性的变革可能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对于建设统治阶级的长久稳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其有效性则十分可疑。

　　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配套，共同对被统治阶级起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察框架。问题在于：中心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相对牢固的，这建立在被统治阶级不提出或者不设想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国的占领运动中间得到了验证。反过来，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这种幸运，引入中心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首先成功挑战政权稳定性的舆论动员，这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