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保存着大量档案。关于冷战期间的某些隐蔽行动我们知道的很多，对其余的行动我们只知道混乱的轮廓，有些行动是我们肯定完全意识不到的。

　　存在不同类型的隐蔽行动—宣传的、政治行动、经济的影响以及准军事的。本文集中谈准军事行动，包括“他们承认的使用武力，或是帮助持久使用武力的人，或是抗拒使用武力的人”。这里不检查在印度支那开展的行动，因为在越南尽最大努力进行战争。某些准准军事行动寻求打败一个外国的政府;另外的准军事行动企图镇压威胁到友好国家政权的起义，或是敲打外国敌视的政府而又不想推翻它。

　　除了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之外，在冷战期间所有的美国总统至少都有一次推翻一个外国政府的隐蔽行动。除了哈里·杜鲁门，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在欧洲实施过一次隐蔽的准军事行动。历史学家南希·米歇尔写道，“冷战是一次在重要的边缘地区‘打隐形拳击’的争斗，因为现实的战争实际上是在所拥有的地方进行的—柏林、华盛顿和莫斯科—是不可能获胜的”。由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理解当中央情报局的高官们要求他帮助1956年底进行反对共产主义政权斗争的匈牙利反叛者的时候，与苏联发生一场战争的风险是特别大的。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准军事行动是在第三世界实施的。

　　关于杜鲁门有一个陈腐的说法：他反对准军事行动。历史学家H.W.布兰德写道，“杜鲁门当总统的时候，隐蔽的特工们必然对有节制的干涉活动感到满意，比如用秘密资金资助东欧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

　　这是完全错误的。比如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指出，“杜鲁门看好许多开展隐蔽行动的决定，但是几年以后他却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决定包括很多在铁幕后进行的准军事行动，目的是加强抵抗和敌视苏联的力量，以及在朝鲜战争期间打压中国的行动。其中一次目标更大：推翻阿尔巴尼亚政府。

　　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破裂似乎给西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阿尔巴尼亚政府对苏联保持忠诚，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和在武装部队中对许多支持铁托的成员进行血腥的清洗。阿尔巴尼亚变成了苏联在地中海的一个前哨阵地：它唯一的陆地边界与南斯拉夫接壤，突然敌视起来。希腊是美国的一个仆从国。在亚德里亚海的另一侧是美国的另一个仆从国：意大利。

　　英国人制定计划，联合起来共同训练阿尔巴尼亚的流亡者，让他们渗入到这个国家内部，他们可以在那里推动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强有力的运动，启发想进行反叛的居民。行动于1949年开始，其基础是一份有缺陷的情报和幻想：抵抗力量是弱小的，居民是消极的。灾难不可避免。一个又一个由美国人和英国人派去的小组被消灭，但是又派去更多的人。数百名阿尔巴尼亚人死亡。一位研究人员指出，“一次情报行动结果造成一次又一次灾难是很少见的”。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了这种冒失的做法。

　　艾森豪威尔的年代是中央情报局的黄金时期。艾森豪威尔分享杜鲁门对准军事行动的爱好，向该机构投入资金，任命阿伦·杜勒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和总统最信任的对外政策顾问约翰·富斯特·杜勒斯的弟弟。两兄弟经常和容易保持沟通，在一天的工作以后，阿伦到富斯特的家里，以便回顾未解决的事务。一名国务卿和一名中央情报局局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关系。这给某些人带来麻烦：“这是一种最好不必存在的关系”，这是艾森豪威尔任命调查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委员会主任做出的评论。艾森豪威尔对此并不同意，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部分工作是国务院工作的扩展”。

　　在杜鲁门时期隐蔽的准军事行动经常失败，而在艾森豪威尔统治下三次推翻外国政府的准军事行动有两次获得成功：1953年在伊朗，1954年在危地马拉。这两次成功重新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了解它的人们中间的威信。1957—1958年中央情报局推翻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行动失败没有减弱它的光泽。

　　在危地马拉推翻哈科沃·阿本斯总统是美国政府解密的少数隐蔽的准军事行动之一，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艾森豪威尔统治的那些年是很有效的。中央情报局报告阿本斯或是一个共产党人或是一个旅行的同伴;他最亲近的顾问是共产党人，他们是阿本斯成功的土地改革背后的“发动机”。土改中十万个家庭—占危地马拉居民的十分之一—收到了他们曾绝望地需要的土地。这也是准确的。

　　中央情报局没有断定在危地马拉存在着一次共产党政变的危险—甚至没有美国的政治家提出问题的任何迹象。由于美国和危地马拉之间权力的不对等，破坏阿本斯政府的代价是很低的，不必麻烦关注任何选择—如学会在拉丁美洲同一个亲共产党的在少见的程度上尊重政治自由的政府共处。

　　1954年6月，一支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250名流亡者队伍入侵危地马拉。危地马拉政府军本可以轻易的镇压他们，但是不敢镇压;这些流亡者是由美国派去的，如果危地马拉政府军将他们打败，艾森豪威尔接下来会做什么?他会派遣美国的军队—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的情报站、美国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对危地马拉人说的。同样的信号由危地马拉反对派的媒体日复一日地宣扬。“危地马拉的领导人怎么能够想象美国会容忍在它自己的门口有一个敌人的巢穴”，这是在工作中与美国中情局密切合作的一名有名的危地马拉记者提出的问题。“德国继续被占领，日本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可邻的傻瓜，我们连人工烟火都不能生产，更不用说生产用于象征性抵抗的弹药”。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大的媒体机构，也没有国会的任何成员—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支持试图与阿本斯的危地马拉共处。

　　当流亡者们开始入侵的时候，危地马拉的政府军拒绝斗争;反过来它反对阿本斯，逼迫他辞职。入侵者的领导人是由中央情报局指定选出来的，他变成了危地马拉的新总统。

　　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阿本斯被推翻确保西半球是可靠的—直到1959年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夺取政权。美国回应卡斯特罗的挑战，古巴采用的方式试图用暴力在它的后院制造麻烦。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中央情报局开始策划推翻卡斯特罗。1961年4月约翰·肯尼迪上台三个月之后，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1300名雇佣军入侵古巴的一个海滩(吉隆滩，又称猪湾)，称只是为了“大规模投诚”。

　　在猪湾的失败在肯尼迪反对古巴的“远征”中增加了一种个人有毒的因素。在拒绝卡斯特罗提出的进行关于一项两国之间“临时协议”的谈判时，肯尼迪大声斥责中央情报局计划司副司长比塞尔“坐在他的位置上，关于摆脱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的政权不要做任何事情”。直到1965年中央情报局反对古巴的准军事行动没有减少。

　　受到害怕出现“第二个古巴”的折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参与了在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隐蔽行动，目的是破坏他们认为可能是共产党的团体或政府。到约翰逊政府末期在西半球“第二个古巴”的幽灵已经消散，但是之后在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的总统选举获胜。阿连德是一个坦率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领导着一个包括共产党的联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朋友。对里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来说，阿连德升任总统对美国是一记耳光，对拉丁美洲是一个可怕的榜样。他们承诺要消灭他。从技术上说，智利的军人在1973年推翻阿连德总统时是自己采取行动的，但是正如媒体揭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开展制造不稳定的运动和帮助反政府的团体，“已经为可能进行一次政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从1950年底到1970年初，中央情报局准军事行动的焦点在印度支那反对北部的越南人，在西半球反对卡斯特罗。但是，当16个非洲国家在1960年获得独立时，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按照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特的话说，非洲已经变成“第一位的战场”。

　　在随后的20年里，美国在非洲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准军事行动。1964—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企图在原属比利时的刚果打败一次反对腐败的和镇压的政权的起义，该政权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中央情报局招募了1000名白种人雇佣军，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必不可少的后勤支持，甚至组织了一支雇佣军的空军以便轰炸和扫射反叛者，雇佣军犯下大规模暴行，镇压了起义。

　　另一次重要的准军事隐蔽行动1975年在安哥拉实施，在那里比勒陀利亚(指南非)和华盛顿共同工作以便镇压一个左派运动。在华盛顿的默许之下，南非的军队入侵安哥拉，在罗安达安置友好的领导人几乎获得成功，但是后来3.6万名古巴士兵到达安哥拉，将南非的军队赶走了。

　　吉米·卡特没有发动大的准军事行动，直到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接下来卡特扩大了向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成员提供非致命援助的计划，1979年7月通过了总数为6000万美元的援助，包括“所有类型的武器和军事支持”。

　　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是另一个黄金时代，又回到艾森豪威尔的年代。资金和人员流到中情局。此外，从艾森豪威尔以来中情局的负责人威廉·凯西首次成为总统亲密的核心班子成员。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与里根时代之间有两个重大的差别。国会对中情局的监督过去是不严格的，现在想严格监督;美国的媒体已经不再沉默。

　　没有法律阻止美国的媒体报道隐蔽行动，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存在的头三十年媒体的沉默是令人吃惊的。比如对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美国的手是很明显的。中央情报局本身通报说西欧的媒体有关中情局设计了阿本斯倒台的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用中情局总视察员柯克帕特里克的话说，“葡萄蔓的叶子是很透明的，是磨损了的”。但是对美国的媒体来说磨损还不够。在涉及探索美国在推翻阿本斯的作用时，美国的报纸或是忽视这件事，或是完全拒绝有关美国政府帮助了反叛者的任何影射。

　　这就是准则，在1957—1958年反对印度尼西亚的行动期间同样的“纪律”是明显的，这发生在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猪湾之前几周。1964—1965年在原属比利时的刚果和1975年在安哥拉的行动期间同样的“纪律”也是明显的。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的媒体对历史学家们在记录此事时的失败保持沉默。只有对“猪湾事件”的分析和和一本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行动的书是例外，从来没有任何的历史学家提及媒体的合谋。因此，对于这种自我审查没有一个解释。

　　到了80年代，媒体发生变化。在里根的年代实施了三次重大的准军事行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媒体都做了报道。

　　最有争议的是反对尼加拉瓜的行动。反对桑地诺政府的反政府军的战争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之间或国会是受欢迎的，里根跟踪那场战争。他认为桑地诺分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美国在中美洲不能容忍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开展一场经济战，中央情报局扶持了一支反对桑地诺主义的军队—反政府军。向它提供武装和资金，在邻国洪都拉斯为它提供“殿堂”。有数千人参加反政府军，他们相信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罗纳德·里根就在他们的背后，如果需要的话会派遣美国的军队。这种对“美国将为他们赢得战争”的信任刺激了反政府军的成员，但是磨灭了他们的斗争意志。

　　1982年美国媒体开始报道美国在(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战争中的作用。在美国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一场关于正在实施的准军事行动的激烈辩论(这不是在失败以后，如同入侵古巴猪湾失败以后)。辩论发生在媒体上、公众舆论的广泛阶层之间以及美国的国会。在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发生痛苦的对立。中情局局长凯西和他最亲近的合作者隐瞒事实，当他们向国会报告中央情报局为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所做的事情时使人糊涂。

　　1984年11月里根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连任，许多美国人担心可能批准对尼加拉瓜的入侵。发生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丑闻。当里根离开白宫时桑地诺主义者仍在掌权。

　　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没有“绷紧”美国的国库;在阿富汗的行动费用最高，约20亿美元分在十多年内支出—对于一个像美国这样富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小数。美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也不高。中央情报局让美国人远离作战的地区。只有10多个美国人在准军事隐蔽行动中丧生。

　　一些准军事行动失败了，但是对美国来说失败意味着很低的代价，甚至在外交上说也是如此。比如美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甚至在没有杜鲁门的准军事行动时已经不被咀咒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有助于减轻失败的代价。

　　中央情报局在60年代对古巴的袭击毒化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古巴继续要求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签订“临时协定”，均遭到拒绝。对美国政府来说，代价最高的失败1975年在安哥拉的隐蔽行动，它吸引了3.6万名古巴人到这个国家。但是回顾一下，古巴军队在那里待了十五年，并没有对美国的重要利益造成重大伤害;古巴军队保卫安哥拉，对付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迫使南非让纳米比亚独立。

　　实现美国政治家们确定的目标的成功经常比失败更加昂贵。事实是中央情报局可以用低代价解决一个问题，对美国的政治家来说容易避免思索。许多美国人记得1979年因伊朗革命的胜利和抓获人质美国和伊朗之间开始敌对的日子。但是更为准确的是1953年穆罕默德·莫萨台被推翻。他并不代表一种对美国的威胁。与他达成“临时协定”可能更好地服务于华盛顿的长远利益。但是，当可以如此轻易地消灭他的时候，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

　　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隐蔽行动在美国之外成为一种秘密是很罕见的。在第三世界加强了美国作为一个“好打架斗殴的大丈夫主义者”的形象，但是他们做得更多。当它要求情报机构实施准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国当局认为是在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行动，不是想损害相关国家的人，任何附带的损害都是不幸的。但是太多的频率是这些隐蔽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用处，而是对作为目标国家的居民造成破坏的后果。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准军事行动最严重的责任，是美国处理事情的一个污点，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幸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环球视野魏文摘译自2015年1月21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