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世界体系的未来

内容提要：在既往500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荷兰体系、英国体系和美国体系。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表现出体系兴衰的百年周期律。目前，美式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2008年爆发的危机，就是一场美国体系的大危机，它将导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的依赖自身和区域合作，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不再是中心—边缘结构，而是网络式结构，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

关键词：世界体系 美国体系 全球化 共同体

作者：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它是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正像世界体系理论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的那样，它发端于欧洲，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直到覆盖全球 [1] 。回顾世界体系500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危机。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2008年爆发的危机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 [2] ，甚至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危机 [3]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回顾历史，探求世界体系发展演变的规律，可帮助我们洞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

一、世界体系的周期律

现代世界体系，发轫于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经历了非洲海岸和大西洋的长期探险和拓殖之后，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线。继而开辟了沿好望角东去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建立起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随着“大洋航道”的开启 [4] ，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超越了海洋的阻隔，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网络。当时主要的经济活动围绕着一个全球大三角在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以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从中欧洲人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是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

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了西班牙主导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荷兰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

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英国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其后是美国——这个曾经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美国借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又结合美洲的实际条件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霸主。

通过观察世界体系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500年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的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当时最高效的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从萌芽、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将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是旧体系被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新体系所替代。而原来的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主导国家所取代。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体系周期。

在每一个长达百年的体系周期中，人们还可以观察到几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资本积累体系反复发生的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赤日炎炎的产业之夏，再到霜叶如花的金融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每个这样的阶段，都曾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他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而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他们提供了“武器批判” [5] 的实力。因此，他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在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进入可以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的阶段，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导致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6] 。

从历史上看，体系中的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无论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大致在一百多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甚至“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7] 。

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所主导的伊比利亚周期便接近了尾声。主导了“漫长17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 [8] ，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英国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领导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体系新周期——“漫长19世纪”的引领者。伦敦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给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工业化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也踏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体系周期进入危机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的20世纪” [9] 。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是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无论是处于什么阶段，资本都存在着追求最高利润率的本能冲动。只要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不管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资本就会冲向那里，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也把全球化带入了“资本为王、利益通吃”的困境。

二、美式体系的兴起与终结

并无例外，资本主义美式体系的嫩芽也是从实业的春天开始萌发。只是美国草木葳蕤的实业之春，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刻意所为。

美国政府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联邦和州政府直接或鼓励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国会从1816年起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稚嫩的美国制造业避免了欧洲国家的冲击，安然步入成年期 [10] 。美国内部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资本与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劳动力的短缺，形成了利用机械节约劳动力和挥霍资源为特征的美国式工业体系，催生了从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装备线，也形成了强调标准化设计、结构简单、零部件互换、更适应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

在修建了大量运河的基础上，1830年美国的第一条铁路投入运营，开启了长达20年的美国基础建设的大扩张，这为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交通运输基础。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把英国人眼里的“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国家。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工业生产率是西欧的2倍 [11] ，铁路网达到35万英里 [12] 。

除此之外，美国工业化时代的标志，还应包括卡内基、洛克菲洛等美国传奇富翁的巨大财富来自工业，而不是商业和房地产 [13] 。曾经被视为“西方衍生国”的美国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1倍还多 [14] ，GDP占世界总量的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远超于欧洲国家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这也导致美国发展起了过度消耗资源和生态不友好的工业化模式 [15] 。而这时的美国在军事力量上并不强大，只有依靠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美国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 [16] 。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为欧洲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爆发战争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美国周期进入了产业之夏。尽管一战已使美国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了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 [17] 。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工业基础，美国却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 [18] ，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19] 。美国进入了艳阳高照的产业盛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周期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在这个时期，美国、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都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发展着。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 [20] 。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而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信号危机 [21] 。从表面上看，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正在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尼克松总统采取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政策，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一作法，极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

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实现资本增值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以国家信用就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 [22] 。既然通过资本运作和金融服务就可以直接赢利，谁还愿意从事肮脏的实业生产？从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而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的12％，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 [23] 。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与以往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国体系的“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范围的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 [24] 。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 [25] ，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产生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投入金融投机的资本则越来越多。最终，我们今天的世界便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如今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生产，都无法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数十倍的庞大金融资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是美式全球化爆发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乃至房地美、房利美等“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就告别了金风送爽、清凉可人的好日子，进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阶段。危机从美国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也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开始进入经济的萧条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许多次危机。这一次危机与以往的小周期危机的不同在于，它是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 [26] 。这意味着，美国体系正在进入危机之冬，“漫长的20世纪”已经接近尾声。

以往，曾经有过多次关于美国即将衰落的预言，最后证明不是说错了，就是说早了。对素有“天定命运”意识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这一次的反应却有所不同。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 [27]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了《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的报告，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28] 。

随着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体系中的固有特征也在起到加深危机的作用。在地广人稀的美洲大陆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一直有用机械来节约劳力和挥霍使用原材料的特征 [29] 。这无疑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成为推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起飞的基础能源和原料，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美国资本开始产业转移走上金融化的道路。随着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 [30] 。几十年过去，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这亦证明，已经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经不能、也不愿再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如果不是他们为争取选票的噱头的话 [31] 。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态势。以关贸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跨太平洋伙伴”和“跨大西洋伙伴”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欧洲所控制，成为另发新声甚至是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的国际机构；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常常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其权威受到普遍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长久以来没有打赢一场战争 [32] ；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高失业率正在成为美国的“新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1的财富结构中深刻的裂痕。更关键的是，在体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 [33] ，推出QE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过去几年，全球金融市场经过四轮量化宽松，美、欧、英、瑞士，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了3倍。最近美联储决定减少QE，这并不意味美国经济的复苏，而是证明继续使用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使用货币杠杆的成本已超过了收益。

据统计，从1871年开始美国经济的人均GDP长期保持着2%左右的增长率。然而，决定着这一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已经出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以往一百多年里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劳动时间、劳动力质量、投资率和技术创新等各要素之间有升有降、相互抵消的情况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各要素指标同时恶化并在短期难以逆转的现象 [34] 。这意味着，美国这只老虎还是真老虎，只是变成了夕阳西下、筋疲骨软的衰老虎。

上述情况说明，美式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美国衰落的趋势已难以逆转。历史告诉我们，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最早走向终结的是西班牙主导的殖民主义全球化体系，继而是荷兰人主导的商业资主义的全球化体系，然后是英国主导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而现在轮到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由此可见，无论此次危机是剧烈波动，或相对平静的间歇期，处于衰老退变总趋势中的美式体系虽有心挣扎回春，却终将无力回天。

三、全球化的退潮与共同体的显现

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与一个体系周期终结过程并行的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以这个国家为中心，世界或地区将构建起新的秩序体系。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然而，有涨潮就有退潮，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

全球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退潮，首先是因为当前的全球化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目前的全球社会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心国家控制并消费着全球的大部分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到2012年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不到10亿人口的现代化生活，须以60亿人的贫困化为代价。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成为了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而即使是在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在前几个体系周期，资本的扩张还可以通过新市场的开拓得到缓解。到美国体系阶段，世界市场已经开发完毕，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和资源消费模式都无法承载广大边缘地带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35] 。恰恰是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为王、利益通吃”的特征，致使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难以为继。

全球化退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在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无法得到解决。从国内政治制度观察，目前美欧各国都无法推进约束金融资本的政治改革，因此不可能通过对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趋势进行遏制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比较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前后对华尔街态度的转变，就不难发现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是总统为仆、资本为王。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则更是如此，在此次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这几个提供着国际货币的国家和集团，相继利用货币发钞权试图将危机转嫁到实体经济国家中去。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将导致全球体系的瓦解。可以预见，发达国家不断增加的金融泡沫将再次引爆全球金融新危机。新一轮更严酷的金融危机到来时，将有可能彻底摧毁残存的美元信用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

目前的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运行，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极深，而又一时找不到替代美元的新的世界货币。在危机的倒逼下，世界各国将不得不进行选择：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亦或进行更多的双边货币互换交易。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经济将面临一个长期的“去美元化”过程。实际上，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不论是欧元区的出现、日元的扩张，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均可视为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许，在这一进程中还应加上民间增加黄金储备的举动和比特币之类网络货币的尝试。毫无疑问，一旦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解体，全球化进程就会重大改变，在既往500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将随之改变。

根据以往的经验，走出体系周期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再就是战争。而这些以往曾经有效的传统路径，如今均不足以把世界带出危机。

技术创新一直被视为体系更迭中最重要的建设性力量。作为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技术创新导致繁荣之前，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以及大批劳动者的失业，这将造成广泛的国内社会动荡。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历史上技术领域的竞争常常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英国国会就曾多次立法，以峻法严刑防止新型机械和熟练技工的输出。在当下的危机中，各国在技术输出中对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强调，正在逐步抬高技术交流门槛，甚至已经形成了“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并正在演化为大国之间的重大矛盾。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兰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都是随着军旗在走。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却远未绝迹。无论是为保持垄断利润构筑市场壁垒，还是为资本不受限制的流动而强迫开放金融市场，都曾经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难以求解的复杂议题。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美国率先搞TTP和TTIP，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建构所谓“高水平自由贸易体系”，这实质是在拆全球化贸易的台。按照这样的轨迹延续下去，世界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和小圈子，全球贸易体系将寿终正寝。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实力。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份额的大小，也决定着在产业链和消费链上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实力一旦转化为制度，人们就很难改变；当出现重大实力变化或严重危机必须对制度进行调整时，难免会出现残酷的竞争。美欧等6国建立的“货币互换网络”，就是希望通过 “金融泡沫国家”间的抱团合作，提升与实业国家和资源国家竞争的能力。在新贸易谈判中，发起国有意无意的将中国这样的国家排斥与外，就是希望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利益。这亦说明，在围绕改变制度和体制的竞争中，发达国家很难改变“赢者通吃”的观念，更不愿放弃“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36] 。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加剧各国摆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体系的努力，“脱美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在以往几次体系周期的更迭中也是如此，如西班牙与荷兰等国间的“30年战争”；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几次战争，英法7年战争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和后来的拿破仑战争；英美体系的更迭则是通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战争与危机如影随形。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世界多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及暴力冲突，一些大国通过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进行组合式应用，实现了颠覆一国政府、向边缘地带特定国家转嫁危机的目标。这种超越了军事界限的超限战样式，虽无战争之名，却收战争之实——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四条摆脱危机的传统路径——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战争，都布满了障碍与陷阱，前途未卜。看来，世界各国将不得不面对美式全球化体系解体危机的漫长冬季。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总会结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在老霸主开始退隐，新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所谓全球化的退潮，是指世界将从倡导和推进全球经济分工、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全球政治协商与协作、全球安全框架、全球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的趋势中转向，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的依赖自身，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具体到此次全球化退潮，就是指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失去了维持运行下去的力量，将出现“去中心化”的世界。

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很可能是若干个由超国家集团组成的“合作共同体”的世界。一些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意识等方面能够形成互补并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民族国家，有可能在互动合作中形成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跨国共同体”或“区域经济圈”、“币缘圈”。这些“共同体”将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或国家联盟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以依据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由于在相邻地区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和分工，因而地缘因素在“合作共同体”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货币体系而形成的币缘政治因素也同样不可忽略，因为要形成“共同体”，其内部必须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制造体系和资源基础，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同样重要的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在“共同体”内部维护安全框架的稳定，并有能力为共同体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秉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原则，特别是新近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37] ，以东方式的政治伦理丰富并改善了以盟约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思想。与以往具有明显向心结构、支配性特征的盟国体系不同，在“共同体”内部不再是中心支配边缘、边缘向中心单边输送利益的传统等级结构，而是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利益分配比较公平的网络式结构。共同体内部有更频密的交往、磋商、合作，更少强迫、支配、对抗，其间充盈着如孟子所说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国际政治智慧 [38] 。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大国，更像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须以“厚往薄来”的襟怀增加引力，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做更大贡献;小国则积极发挥比较优势，与大国发展互补关系。毋庸置疑，新“跨国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法律契约，然而，共同体的形成往往需要长期利益的考量，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介入，包括地缘、币缘、业缘甚至是民族情感与血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尽管休戚与共，其对外部世界却不是排他性的敌对，因为不同“共同体”之间也存在大量经济、政治及安全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与“共同体”内部患难与共的关系相比，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目前构建“共同体”的趋势不仅已在内部贸易占70%以上的欧元区勃发生长，在北美自贸区、东盟与中国自贸区、俄白哈“欧亚同盟”、上海合作组织中开始运行，亦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中显露了端倪。世界各国自觉或不自觉的都已进入到全球化退潮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多重博弈之中。日本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设计，以海洋划线重新规划东亚格局，试图借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成为引领环太平洋地区的“主轴国家”；伊斯兰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国家争夺区域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化；最近乌克兰事件的演变，已经开始改变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也对世界主要大国及欧盟之间关系形成了长期影响。

在所有这些“背旧盟、结新盟”的战略动向背后，无疑隐藏着美式全球化体系“去中心化”趋势，其中亦涌动着“命运共同体”正在建构的历史潮流。可以预见，不以缔结排他性国家同盟的传统方式，而是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将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主要样式。

四、世界新体系：“共同体”的联合

全球化的退潮，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结束。人是社会生物，人类通过彼此间的交往与交流形成社会。囿于地理环境和交通工具的局限，人们之间的交流往往先发生在邻近地区，然后再逐渐向更远的地方扩散。人类交往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 [39] 。作为人类社会间的交往、交流、交易活动逐步走向全球范围一种长期的趋势，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000年之久了 [40] 。尽管对全球化的具体进程存在着许多争议，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原本分散于世界各地分别演进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扩大交往范围，加深彼此间的联系程度。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其体系的核心是维护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如今的危机证明，资本通吃利益的全球化走到了头，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已经撞到了南墙。正因此，再次涨潮的新一轮全球化将与以往不同，其形成的世界体系也一定不同。

按照历史惯性去思考，在美国体系走向式微之后，总有一个国家会取而代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曾经这么设想过 [41]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具有这样的潜力 [42] 。然而，只要认真思考全球化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体系的终结与以往几次的体系周期更迭不同，它将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新老交替——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值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其中既包括更关注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标的东方式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此次体系周期的更新，不再是一种新生的资本主义替代前一种衰老的资本主义，而很可能是一种类似基因突变的世界体系变革——即由一种包含了其他经济成分的混合模式替代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突破。就此而言，这是世界体系的500年之大变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资本力量无限的假设，而利润最大化又是资本在实践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受节制的欲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决定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43] 。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机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性无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劳资、文明冲突等全球化的复杂挑战，而更具多样性的混合体系才能适应复杂世界的不断变化。兼顾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实业与金融、中心与边缘、当前与长远的混合模式，推动了中国这样具有巨大人口规模的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毕竟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也为抑制全球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痼疾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不同的共同体构成了“和而不同”的世界，由这些存在互补性竞争，而不是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共同体组成的世界新体系，将不再是传统全球化的固化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是趋向合作最大化的网络式结构。与以往利益界限清晰的国家关系和排他利益最大化的盟国体系不同，在这些共同体之间不仅没有绝对的界限，还会存在在不同领域之中利益相互交织、交叉的紊乱状况。如今在各国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在大国之间正逐渐演变出互疑与互依、有限对抗与有限合作并存的新型关系。这将对未来“共同体”对外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民族国家是作为传统全球体系的主体，其利益存在的封闭性特征阻碍了排除全球霸权后的共同治理；全球体系的主体向更大却也相对松散的“共同体”发展，可使全球体系各主体的利益开放性转化，促进不同共同体之间形成合作。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的联合体，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这体现了人类共同命运的联合体，将是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

要形成超国家“共同体”合作的世界新体系，必须秉持“和而不同”的思想原则 [44] 。新体系的优势不在于提供某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模式，而在提供了多种方式并创造了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中国的先哲知道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专一，谁能听之？ [45] ”因此主张“和而不同”。与单一、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混合体系寻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样性、文明多样性的原理，更能适应复杂世界的挑战。通过努力，在全球范围的混合型经济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为指导，完全有可能逐步构建起以混合、融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新秩序。当然，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体系”，比起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体系”和“霸权体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耐心。

与以往的新兴国家替代守成国家的传统体系更迭不同，“和而不同”混合体系的国家以至文明之间更具有包容性，这是弥合化解南北、东西矛盾与冲突的思想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也是各“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思想和利益基础。从现实力量、历史经验、自然禀赋和体系新特征来判断，在“共同体”主导的下一波次的全球化体系中，美国及其引领的北美“共同体”依然会在全球保持重要影响力，只是不会充当全球发号施令者的角色了。所以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并不是美国的终结；全球化的退潮，也不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束，而只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章节的句号。对美国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 [46] ，跳出无力延续却要竭力维持的霸权陷阱，让世界有机会平稳地走出危机，进入到全球化周期的多元、多极的阶段。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共同体体系具有多极化的特征。要成为世界体系一极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不仅要有广袤的领土、众多人口，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自主的政治体系、巩固的安全体系和自觉的文化意识体系。也就是说，必须有相对丰富的资源和资源类产业，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有为实业服务和能够在区域乃至全球进行公平贸易和分配利益的金融业；有为本国和区域民众利益服务、受到人们拥护的政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具有体现国家发展现状的政权组织方式；有足以保持国家及区域安全的军事力量，使外部军事干预无法威胁其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满足社会发展的科研教育体系，科教体系，具有利于人民团结、和睦相处、积极生活的意识形态。在目前的世界上，能够真正成为这样“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即使是目前的世界性大国，如果不仁——想通吃而不是分享利益，也未必一定能够成为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枢纽国家、成为带动“共同体”发展的引擎国家、成为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

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在俄罗斯学者看来，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西方文明、欧亚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拉美文明及跨文明集团的联盟所主宰 [47] 。然而，无论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联盟，都必须是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一种文明，即便是有众多人口、悠久历史，若没有完整的经济体系、自主的政治体系、独立的军事体系、自觉的文化观念体系，就无法在未来世界上立足，更不要说成为某一“共同体”的核心，成为未来世界体系中有分量的一员。因此可以说，在全球化退潮和新体系形成的历史阶段，真正的竞争是综合体系之争。

若我们以体系之争的认识框架去分析当今时代的大国关系，就会得出与以往不同的判断。首先看中美关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力图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中，“对外接轨”曾经是重要的发展目标。在2008年危机发生后，美式全球体系趋向“封闭”开始逆转。美国政府及背后的金融资本集团依然奉行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把太平洋视为“美元湖”，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从安全议题、领土争端楔入破坏中国与东盟、中日韩之间推进自贸区和货币同盟的努力，不包容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分享利益的诉求，这将促使部分东亚国家经济与安全事务的“脱美化”，并逐步整合起不受美国体系干预和干扰的“经济-安全共同体”。这一变化趋势表明，传统大国博弈正在向体系之争转向，如何吸引而不是推开其他国家进入“共同体”的奥秘，就在于设计分享利益和安全的机制。太平洋很大，却也容不得一国通吃。大国共享利益的制度设计，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大国冲突的根源，并保持大国间合作。没有分享，就没有合作；不是共赢，就不是伙伴。美国利用东海、南海争端遏制中国、在乌克兰事务中排斥俄罗斯，幻想通吃利益，结果就只能是众叛亲离。如今美式全球体系已经丢掉了半个欧元区，新近又失掉了俄罗斯，如果再失掉中国的合作或再加上日本的背离，美式全球化体系就离土崩瓦解不远了。

中俄关系的发展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全球体系之争的影响。在殖民帝国时代，沙俄与中国存在争夺领土的地缘政治矛盾，这是我失你得的“零和博弈”。这一页已经随殖民主义时代结束而翻过去了。在美苏以冷战分治世界的背景下，中国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经互会组织中只能充当边缘角色，苏中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中苏矛盾爆发、中苏联盟解体的深层原因。时过境迁，如今继承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依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而中国则拥有完整的经济体系和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与资源丰富、人口较少的俄罗斯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形成了战略互补关系。特别是中俄在与美欧日等金融国家的币缘政治竞争中具有共同利益，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和俄罗斯的资源及工业体系合作，可以在金融国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的全球币缘政治格局的博弈中形成强大竞争力，可以对处于总体优势，因而倾向于利益通吃的全球金融资本集团形成有效反制。而俄罗斯人口结构和中国和平传统的内在制约，可从根本上避免两者间的矛盾走向战略冲突，因此有可能在持续合作的互动中成为应对海权国家、金融资本国家压力的“命运共同体”。

对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在世界体系重组的局势下更应秉持“君子求诸己”的古训 [48] ，狠下内功，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做好应对危机之冬的准备，丢掉春天很快就会来到的幻想，做好抗击危机的长期打算。对主要从事实物生产的中国来说，只要有粮食、能源等基础资源在手，保持从事实物生产的能力，全民同心同德，维护好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要渡过冬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防止已经高度金融化的国家，通过货币体系和金融杠杆掠夺甚至是洗劫中国的实际财富，让中国的实体经济迅速衰落，使中国失去依持，因人心混乱而陷入社会动荡。金融开放可能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但重要的是中国不能为“一勺红豆汤丢掉了长子权”。改革和开放都不能刻舟求剑、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夏季应该打开门窗透气，而在危机的冬天就必须关窗避风。所有内政外交，都不能忘记我们目前正处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像在全球化景气周期时采取“开放方针”一样，选择“新自力更生方针”，即重视国家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自力更生，在基础资源供应和基本消费方面实现自给自足。

人们对未来的展望，总会有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如何千廻百折，人类趋于融合的全球化进程都将另启新篇，再次书写下去。新的全球体系，将不再是单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是属于70亿世界人民、体现多元文明、共享合作成果的全球体系。

在美式体系终结和全球化退潮之后，将会是世界新体系的实业春天。目前，它正蛰伏于危机的厚厚坚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来。

Abstract: In the past 500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of capitalism, there appeared in turn Iberia-Genoa system, Holland system, the British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 from the rise, expansion, to decline, shows the centennial boom-bust cycle. At present, the American system has entered the decaying stage of life structure falling and the functional aging. The outbreak of 2008 crisis is the big depression of American system, leading to the end of the Americanized globalization system.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be more dependent on their ow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on global cooperation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Globalization will be in the ebb period. The forth-coming world system will not be the center-edge architecture any more, but the network structure. The consortium will be established by the cooperation communities, forming the fairer, and more cooperative new globaliz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