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上周五早上八点半，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照常于月初发布了月度就业报告。作为点评经济形势、判断复苏走向、展望美国前景的便捷材料，月度就业报告一如既往地受到了金融及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失业率是影响着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大核心因素，尽管当时这一数字徘徊于8%，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却似乎打破了历史规律的束缚，成功实现连任。失业率也是2009年美国推行近八千亿美元刺激计划的合理依据，是2014年初各界关注的热点，130万领取长期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为美国的政治舞台和意识形态争论提供了素材。
简而言之，失业率是塑造美国形象的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数字。然而不幸地是，它也是一个极易误导人的数字。
1929年的胡佛总统，科学政府管理理论的信奉者，全然被数据束缚了手脚。
这不仅仅是因为失业率是一个在统计过程中被人工塑造了的、涉及了大量估测和调整的数字;亦非单纯地因为它将两个截然不同、从两个角度呈现就业形势的调查结果糅合在了一起(一个是对55.7万个企业及其薪资状况的调查，另一项是对六万个家庭的调查)。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原本用途有限的数字却被捧到了一个神话般的位置。人们对失业率目不斜视，使得我们难以对美国就业形势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各种经济问题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美国政府对失业的严格划定和衡量始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1929年危机突然爆发，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无法获知经济形势的恶劣程度，于是决定向劳工统计局增加预算，便有了随后对失业进行定义和计量的首次尝试。
此次算得的失业数据显示大萧条远比预料的要严重得多，这为罗斯福(Franklin Rossevelt) 1932年竞选提供了改革的有力论据。胡佛作为政府科学管理理论的信奉者，却反而被统计数字绑住了手脚。
失业率统计方法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得到了改良，引入了样本集，并对调查方法也做了改进。在同样经历了数年的思考后，失业的概念也得以确立并沿用至今：失业者即指那些寻求工作但没有找到的人，而非那些(简而言之)没有带薪工作的人。直到1950年，劳工统计局才开始公布月度数据。自那很久之后才有记者、政客开始关注这些报告。
抛开失业率对政治及经济态势的过大影响不谈，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问题?答案是，全国范围的失业率根本不具有参考价值。
如果你闭上眼睛，把手指放在美国地图上，你几乎不会点到一处失业率与政府计算的美国失业率完全相符的地方。但我们却将失业率当做真实的、神圣的数字，而不是掩盖了巨大差异的平均数字。
如果你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你所在群体的失业率不到4%。如果你是一位非裔美国男性，持高中或者更低的学历，那么你所在群体的失业率高达24%-27%，同等学历水平的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在百分之十几。如果你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或者北达科他州会感觉情况好些，这两个州过去五年一直未发生失业危机，其失业率一直低于5%。如果你住在受到住宅市场泡沫破灭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加州中部、大凤凰城、拉斯维加斯和佛罗里达州——或者受到汽车业危机冲击的地区就会感受到压力，这些地区的失业率经常高于10%。
按种族、性别、地理、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划分，我们有不同的失业率。当人们谈论失业危机时，更准确的说，谈的应该是教育危机，或者说人们所学技术与现今工作岗位不匹配的危机，亦或是特定地区或者特定行业的就业危机。然而我们依然看重这种集体数据，认为一个简单的平均值就能准确说明各种实际情况。
全国失业率平均值在20世纪中期是有用处的，特别是它帮助我们了解了劳动力大军的基本情况。那时这个平均数使我们收集了大量数据(现在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各地区就业状况的差异有多大)。
然而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数据的细节，而不要那么关注平均值，因为平均值所掩盖的东西比它所揭示的东西还多。这个转变能够让我们为最需要帮助的经济和就业领域制定政策。
确实，国会特别不擅长有选择地分配资源，自然灾害情况除外，农业等覆盖的地区足以形成投票联盟的行业也除外。重点针对底特律、凤凰城、佛罗里达中部和纽约上州等地的需要制定法案存在难度。
但这种有针对性的法案是政府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唯一节约成本的方式。每年在失业救济上花费数百亿美元是应对失业问题最低效的方式。这种做法完全是基于经济回暖时就能实现就业这个想法。但对许多仍在承受经济滑坡冲击的美国人来说，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实现。我们的失业救济再持续数年也不会看到效果。
我们对失业率的执迷不悟成为采取创新解决方式的绊脚石(一些创新方式会涉及政府，其他方式则不会)。这让我们总是认为失业是一个全国性问题，需要全国统一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把它当成各种各样的、高度个别性问题的一个综合表现。
失业率已经超过了它的使用寿命，现在是时候摒弃它了。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经济世界的丰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