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创造现代文明,其间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次思想革命,宗教改革和宪政民主两次制度革命,以及科学的发现和应用催生的工业革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进入所谓“中世纪”。中世纪的人们处于王权和神权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双重控制之下,史称 “黑暗时代”(dark ages)。
当时欧洲没有稳固的统一政权。由国王以及分封的世袭贵族构成一个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类似我们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相互抢掠吞并,战争频仍。政治和经济权利掌握在王室和教会手中。
天主教会的势力很大,遍布整个欧洲。它拥有解释圣经和制定教义的权威。信徒必须服从教皇和神职人员,严格遵守洗礼、忏悔、斋戒等教会规则。人们对天主教的迷信达到荒诞的程度。圣经旧约说人类祖先是亚当和夏娃,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终身受罚。今天的人们当它是寓言故事,但中世纪时的人对此笃信不疑,以为人天生便有原罪,必须拒绝现世诱惑,死后才能进天堂获得上帝的拯救。许多人购买教会售卖的赎罪卷换得心理解脱,十分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以为捐门槛让人踩,可以避免在阴间受苦。天主教会为控制人们的思想,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一大批科学家都受到宗教迫害。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被活活烧死。教会的教规,覆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及至阻止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离婚。学校教育服务于神学,经院哲学盛行。
教皇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财富。主教多出身贵族,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英国都铎王朝(十五世纪)时的教会掌握着英国1/3左右的地产,拥有全国1/5的财富。教会设立名目繁多的税种敛财。同时,他们把获取利润的交易行为判定为罪恶,遏制商业。
不难想象,教会与普通民众、教会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席卷欧洲的 “黑死病”( 鼠疫,1347-1353),夺走2500万人的性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人们心中恐慌,珍视生命和现世的生活,怀疑宣扬来世的宗教神学。城市商业的繁荣,孕育大胆创业的进取精神,也唤醒摆脱羁绊,自由发展的愿望,下层民众甚至提出分配教会土地和财产的要求。这为文艺复兴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民意基础和社会环境。
所谓文艺复兴(14-16世纪),是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的人本主义(humanism,一译人文主义)运动。以人为本的艺术家借助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艺形式和精神内核来表达自由开放的思想主张,故称“文艺复兴”。他们在宗教外衣下探索人的价值,用文学艺术暴露和讽刺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肯定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揭示人体的美与人性的崇高,同时研究科学,兴办学校。人本主义者没有提出思想理论,但是在他们作品的后面,赫然印有“自由”二字。
文艺复兴挑战教会的权威和宗教的神秘,成为宗教改革运动(16-17世纪)的思想铺垫。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马丁•路德公开质疑赎罪券,指出它是教会思想上控制、经济上盘剥信徒的手段,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至于人如何被拯救,改革派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信仰虔诚,可以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须教会介入,便能得到救赎。其次,改革派认为宗教的权威在圣经,不在教皇和教会。每个信徒都有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权利,无须仰仗神职人员。改革派否定了教皇的权威,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另立规矩,成立新教。
宗教改革是组织和制度的革命,在思想意识上呼应文艺复兴,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激起对自由的渴望,促进了科学与教育繁荣。宗教改革意义非常,它改变了西方的认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突变,成为欧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文艺复兴不仅诱发宗教改革,也哺育了一批政治思想家,最著名有英国的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知识就是力量”是他的名言)、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洛克(John Locke,1632 - 1704),美国的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和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Rousseau,1712-1778)和狄德罗(Diderot,1713-1784)等人。他们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自然科学反对神学,用无神论、自然神论和唯物论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用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理念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此即“启蒙主义”时代。他们的理论为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共和宪政制度设计了框架。
自十七世纪中叶起的三个世纪里,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在世界范围内给世袭帝王政体画上句号。英国新兴有产阶级率先发动民主革命,将国家权力移交议会,保留国王的形式地位,首创君主立宪体制。美国殖民者摆脱宗主国控制,创建联邦共和体制。法国大革命几经复辟,最终否定帝国体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其后,荷兰、丹麦、西班牙、挪威、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先后放弃君主专制体制,改行君主立宪制。奥地利和葡萄牙在上世纪宣布共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由英联邦的自治领转为实际上的独立共和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新兴有产阶级在为自己争取民主权利的同时,却在全球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殖民运动。自十五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北非的渗透,发展为对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的全面占领和掠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中一百多个殖民地相继独立,整整持续了五个世纪。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地面积最大,遍布东西两个半球,自诩“日不落”帝国。没有人对西方掠夺殖民地财富做过全面统计,我们权且回顾半殖民地中国的遭遇,以一斑窥全豹。清政府一年的国民收入是8000万两白银左右。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八国联军击败义和团之后签订辛丑条约,对各国赔款4.5亿两,年息四厘, 39年本息总计9.8亿多两,另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殖民主义西方对中国的剥夺疯狂到可以使这个主权大国破产的地步,这还不算侵占领土、强迫中国开放口岸所获得的商业利益。中国作为当时的第一经济大国尚且忍受如此凌辱,其他弱小国家的遭遇可想而知。殖民地有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也是西方工业品的消费市场。掠夺资源,剥削黑奴、土著和原住民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但不光彩的途径。
欧洲国内发展的驱动因素是科技。经济大发展时代发轫于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工业动力问题,机器开始代替手工,规模生产代替个体劳动。手工业和制造业创造的财富渐渐超过农业和矿业,形成第二产业并获飞速发展。工业最终成为经济支柱,所以第一次技术革命亦称工业革命,宣告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
英国是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摇篮,它因此成为最先发达的国家,称霸世界近两个世纪。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欧洲,人们将科学原理发展成应用技术,发明了柴油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进一步解决了动力问题。发电机在德国的问世拓展了电的应用,把世界带进电气时代,我们于是有了电灯、电话、电报、空调以及一切消耗电能的产品。不久,美国成为科技革命的领头羊,汽车、火车、飞机等划时代的技术均领先其他国家。上世纪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展开,覆盖冶金、原子能、化工、航空航天、计算机、通讯,激光、生物工程、精密制造、自动控制和机器人、互联网、新材料等所有领域。美国是当仁不让的科技领跑者,于是引领世界一百年。欧洲国家各有自身的技术优势,跻身世界前列。为人熟知的有德国和北欧的精密仪器和高端制造,法国的核电和航空航天。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科学普及程度高,创新意识强的国家。
科技不仅提高生产力,也推动经济制度的革命。工业的兴起,诱使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为工业发展输送急需的劳动力。以王公贵族占有土地、征收农民的徭役租赋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农业体系于是分崩离析。新的生产方式哺育了工业资产阶级,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这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顺便说一句,认为西方的发达缘起资本主义制度,是颠倒历史的叙事。
中世纪以来,西方为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它提出“以人为本”、“天赋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把人类从神权和王权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做自己主人的渴望,激发出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奋斗精神;第二,它率先用民治取代王治,用宪法取代王法,创建了民选政体和法治社会,为现代国家制度设定了框架,确立立法机关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司法独立,不允许法律外的任何力量干预;第三,欧美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跨国贸易促进了商品流通,刺激了消费,促成了经济大发展;第四,以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创造价值、获取利润为追求,高效配置资源,创造了数量惊人的财富。其间,美国最是独领风骚,在短短的二百年间,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白手起家,创建了世界第一强国。
西方现代文明始于欧洲文艺复兴,其基础有三:共和和宪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殖民主义扩张。它的发端是新兴的有产阶级为自己争取地位和利益,它的本质是自私自利,它的过程充满血腥。西方文明的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上实行弱肉强食和倚强凌弱,本质特征是少数人的幸福和自由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剥夺和压迫之上。我们看到一个悖论:西方文明的途径是野蛮,从平等诉求出发驶向了更加不平等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