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社会主义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

战争与和平，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审慎对待、正确处理的关系自身安危的重大战略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诞生，加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敌视、封锁和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十分不利，往往有时则十分险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便愈加需要处理好这一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一再告诉我们，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一方面出现重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则必然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归于失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处理上，社会主义有过悲惨、痛苦和深刻、沉重的教训。

社会主义理论一进入实践，便遇到能否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生死考验。巴黎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少数派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完全无视距巴黎仅仅17公里的凡尔赛逃亡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杀气腾腾的敌意，沉醉在虚幻的和平之中，竭力否决了杜瓦尔、爱德等几个中央委员的“先结束革命，然后再选举公社”、立即追击到凡尔赛的正确主张，从而使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不休的公社选举之中。结果使邪恶的侏儒梯也尔联合俾斯麦，纠集大批军队向巴黎公社反攻得逞。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辉煌的胜利。但战争初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上，在战略决策和战争实践的指导上，有着重大的失误。应该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是十分警惕的。即使在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还仍意识到，苏德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斯大林太希望保持和平了，哪怕几年也好，他认为这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他对法国战败投降后德军进攻方向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德军接着要进攻的是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因此，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相信，在1943年或1942年以前，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斯大林和苏政府推迟了自己的备战时刻表，甚至害怕过早地备战会刺激德国，引火烧身，以至于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包括本国情报机关获得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均持怀疑态度。应该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于战争是有认真准备的。很可惜，由于在战略决策和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判断上的失误，湮灭了或根本上削弱了这些物质准备在战争爆发后应起的实际效能。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之间宽约1500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全线的“闪电式”进攻。开战后的第一天，苏军各边境军区共损失飞机1200架。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储备的武警装备和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少有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其亡之忽，令人震惊。究其原因，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到处扩张，狂热军备，与美争霸，大量消耗国力不能不算其中一条。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本意是要作为战后国际和平与大国合作的体制的。但美国自恃实力超群，要担负“领导世界的责任”，即侵略和控制广大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奴役和支配之下。每年军费开支迅速增长4至5倍。为了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西方国家还结成了以美国为首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军事同盟。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支援，苏联也加大了军费或其他开支。但随着战后实力和地位的提高，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特别是开始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演进之后，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野心迅速膨胀。苏联霸权主义者不仅到处与美争霸，而且借口“革命输出”，1968年出兵占领捷克，1969年入侵中国珍宝岛，派大批军队入侵阿富汗。为了在任何需要实现意愿的地方实现霸权主义的意愿，苏联当局不断增加军费拨款，军费由1965年的326亿卢布提高到1981年1550亿卢布，15年间增长3.75倍，国民生产总值虽不及美国的70%，但军费与美不相伯仲，占全苏财政支出的1/3。这样苏联共有军队400多万，超过美国两倍；核弹头由原占美国的1/3发展到超过美国的50%；海、陆、空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1970-1979年间，苏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474亿美元，经济援助116亿美元，还在国外建立40多个军事基地。苏联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5年的15%增至1981年的21%，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占财政支出的85%。长期的军备扩张和恶性军备竞赛，使农业、轻工业投入减少，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较快的提高，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人民群众十分不满。苏联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却硬要与美争夺军事优势，争夺霸权地位，这就为日后的解体打下了“伏笔”。苏联的解体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由军备带来的耗尽国力不能不是缘由之一。

从巴黎公社失败、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损失和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和侵略估计、准备不足，或是不顾国力、反弹过度，或是穷兵黩武，用武力输出革命，甚至搞霸权扩张，都会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也有着许多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有力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正常的经济建设，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和领土完整的光辉范例。

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得整个俄国民穷财尽，农村大批土地荒芜，前线士兵士气低落。如果继续战争，无异于葬送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认为：“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话题。”[1] 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全俄苏维埃向各交战国发出呼吁，停止世界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英、法、美等协约国拒绝和谈，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同意单独媾和，但提出的和约条件相当苛刻。列宁既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方案，又反对布哈林“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战争”的方案，主张立即签订和约。但列宁的主张不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接受。当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时，身为外交人民委员和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擅自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和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决定全面复员军队。在德军向苏维埃发动全面进攻前后，列宁仍不放弃签订和约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连续几次召开紧急会议，列宁顶着签订和约是“自杀行为”、“出卖民族利益”、“德国帝国主义走狗”等指责，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辛的工作，1918年2月24日凌晨3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终于通过同意缔结和约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数以万计的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喘息”时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行革命妥协策略，实现相对和平的范例，从而为做好应付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在努力争取相对和平的同时，列宁坚决主张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德军向苏维埃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列宁立即向全国军民发出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号召全国军民“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庞大的军队”。[2]列宁还反对所谓“最革命的战争”的一切空谈，主张“对国防力量和战备采取严肃的态度”，对战争“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3]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他斗争。必须善于同他斗争。”[4]在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同时叛乱的危急时刻，正是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把党、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一切活动转入战时轨道，动员现有的全部人力物力用于国防需要，并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大规模武装工人，并把义务兵役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迅速组织一支集中的、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团结起来的、训练有素的、装备精良的红军队伍。1918年10月，红军已达80余万。1919年又迅速增至150万人，到年末，红军总数达400多万。列宁关于必须严肃地对待国防和战备，认真地进行战争的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苏维埃军民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巩固了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也赢得了1920年初一个新的和平喘息时机。

从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一个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相对落后的大国，先后面临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经济大国军队入侵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精心谋划，既能敢于迎敌，打赢战争，又能充分准备，遏制战争，逐步为我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朝鲜党和政府，多次恳请中国出兵支援。当时美军具有现代化的装备，不仅陆军地面机动和火力都很强，而且海空军占绝对优势。而我军仅有一点重型火炮，不少还用骡马牵引，打仗主要靠步枪和手榴弹。而且中国新区的土改刚刚开始，抗战及解放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和衰微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台湾和西藏问题还未解决。刚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较量，而且还要冒着全面战争和核战争的风险。毛泽东一连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接着又数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发报给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若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是不利的。”[5]毛泽东横下一条心，打了以后再建设。朝鲜对美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风，打出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风，打出了建国至今中国边境的相对安全和平。

中国不认苏联霸权主义的账。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6]邓小平所说的相当于苏联导弹的三分之一共三十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这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苏联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7]此外，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8]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警惕。1969年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的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9月底，美国在明确拒绝苏联关于美苏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主张的同时，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企图秘密通报中方。[9]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毛泽东对这一系列威胁毫不畏惧。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便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0]1965年，毛泽东又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珍宝岛事件后，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要准备打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准备打常规战，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不仅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精神上的打仗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从各项实际工作上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指示，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装备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1964年10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968年装备部队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6”则可携带百万吨级的核弹。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国东北、西北射程可达到西伯利亚城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我国的陆基导弹隐蔽、分散，有较强的机动性，即使先受到攻击后，仍有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陆基和空基核突击能力对苏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极大的威慑。到1964年11月，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能自己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泽东、党中央十分重视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1964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不及。[11] 1965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到1968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1969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到70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也已初具规模，从而建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969年中国的军费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原因，“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12] 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13]

毛泽东认定，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并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即考虑收缩战线，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战略意义。为了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坚实的基石，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就明确指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14] 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即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15] 此后，毛泽东又数次催促、关注四个老帅的研究。如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4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对陈毅等人的工作表示了关注，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16]四位元帅不负众望，从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帅们座谈了数十次，给中央呈送了数次关于国际、国防问题的报告。他们判定，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应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的外交调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创，中国倡议建立的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无疑都对遏制苏联对华战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战备是假想，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强大的企图入侵之敌，因此，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严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战备是被迫进行的。笔者对后一种说法完全赞同。当然，在如此巨大的诸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正是因为中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积极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才有效的遏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稳固和经济建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六、七十年代的十分必要的战备工作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外交战线上一系列重要成绩的取得，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已发生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级分析与国家利益分析相结合、政治矛盾分析与经济矛盾分析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入研究国际形势的特点，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崭新论断，并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1985年，邓小平在作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以后指出，我们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只看苏、美双方力量的僵持还不够，还要看我们自己的政策。他再次要求把争取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依此，中国在80年代初开始对外交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由“一条线”政策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主要因为，后来苏联的逐步衰落和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进一步演化，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加上美国对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敌视，原来的“一条线”的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邓小平适时提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既十分重视同邻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也力图同与中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分歧甚至争端的国家友好协商解决分歧或争端，使相互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努力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侵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从而使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贯彻邓小平关于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指示，努力发展同各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合作。邓小平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友好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促使一些与中国有分歧或争端的国家开始调整对华的外交政策。自80年代初起，我国同与我有领土争议或其他纠纷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关系，逐步消除了紧张气氛，双方经济、科技、文化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特别是成功地运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使香港、澳门实现顺利回归。这就为缓和和消除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开辟了新的途径。到8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环境已显著好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期内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中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已基本消除，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这十分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顺利进行。

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成功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创造条件，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准备战争，最终打赢战争；只有不怕战争，敢于斗争，赢得战争，才可能赢得和平，赢得发展。由此才能遏制更大规模的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重温沉痛的教训，给我们以更多的警醒和启迪。

重享成功的喜悦，更加坚定我们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沉痛的教训，都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何等的重要。回顾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更加有助于我们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来剖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谢谢关注，未完待续）

注释：

[1]《列宁军事文选》第414页，战士出版社，1981。

[2]《列宁军事文选》第426页，战士出版社，1981。

[3]《列宁军事文选》第430页，战士出版社，1981。

[4]《列宁军事文选》第431页，战士出版社，1981。

[5]陈锋主编：《中美较量》上册，第2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页。

[7]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 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9]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0]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第4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11]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新论》第4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12]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3]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4]《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页。

[15]吴旭君：《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6]《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