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李慎明

原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融铸到我们党、国家和每个共产党人的血肉和骨髓之中。

今年是我党隆重庆祝建立100周年，又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

有的学者认为，在此重要时刻，我们党需要甩掉苏共这个历史包袱。我们不赞成这一观点。这在方法论上就是没有对苏联中后期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与其性质有根本区别甚至根本不同的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作出具体分析，而是一锅煮烩。不说立场，仅从方法论上说，这样就必然会有意或无意分辨不清楚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是为着极少数人，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则是为着绝大多数人这一根本问题，并会最终否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真理，最终否定“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最终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10年前（2011年），由作者任主编、陈之骅任副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专家学者完成的研究成果——47万字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20年的思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为该书撰写的绪论中，作者指出：“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等等。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得出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其1992年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作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完全正确。

这也就是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归根到底是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否则就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作者认为，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于“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这说明，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和运动，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和错误的运动。

其次，在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说明，党的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培养和壮大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者队伍，必须建立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术研究机构和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坚强阵地，必须有一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法等。

第三，在于“苏共的党风”的蜕变。这里所说的党风，主要是指以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为核心的大党风，就是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这个党保持了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党便是屹立在人民——“大地母亲”上、力量无穷的英雄安泰，否则最终难逃失败之命运。第四，是苏共内部出现了与人民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权阶层。任何统治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且总是企图将其“终结”和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第五，苏共的组织路线出现了根本蜕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路线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和培养一代又一代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至关重要。

第六，苏共领导集团的背叛。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承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英雄，总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民的意志，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带领群众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那些落后与陈腐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显示其主观作用，动员、凝聚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一时阻碍、扭曲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导致历史的暂时倒退。苏共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集团在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进一步深思党的领导集团在保证党和国家前进方向中的关键作用。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曾十分痛心地说：“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

第七，苏共后期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乃至迎合。如果说前六条讲的是苏共兴衰的内因，那么第七条讲的主要是苏共兴衰的外因。当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谈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时曾说：“我们不是这场革命的领袖，但也不是旁观者”。这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说明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外原因的辩证关系。

今天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作者的上述观点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为体现作者当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对该绪论全文分集转录。此文虽稍显长，但似有内容，可以一阅。（待续）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