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三十年，成败苏维埃
扬云飞
2021年，苏联解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轰然倒下的参天巨厦，震惊了当时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三十年过去了，余波仍旧没有散去，无论是2020年的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还是今年俄乌边境的大演武，都在提醒人们回忆起过去的庞然巨物。各种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息过，无论是如果当年不解体哪有今天的各种地缘政治冲突这种缅怀感叹，也有今天的麻烦都是苏联留下的祸根这种指责批判。当然更多的是对苏联历史的反思，究竟苏联因何而生，为何而亡，仍旧引发不断的争论。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争论也开始日趋多元化，渐渐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布党史观”和在此基础上诞生于七八十年代，盛行于九十年代的“反布党史观”，而是将过去没有被纳入视线的很多历史细节问题进行再审视和分析，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历史观框架。
今天就来谈一个过去虽然被摆在明面上，但是一直因为被层层光环笼罩，以至于没能被正确理解的概念。这就是关于什么是“苏维埃”的问题。本文干货充足，全文一万五千余字，还请耐心阅读。
苏维埃之前的“苏维埃”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苏维埃这个概念，稍微对政治和俄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耳熟能详，是非常清楚的事情，苏联本身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这个正式名称的简写，直接按照政治学概念理解即可，又有什么好探讨的？
当然，也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很多人也会忽略其本身的含义，所以这里引用一下百度百科对苏维埃一词的理解。
苏维埃，俄语意即“代表会议”或“委员会”，是指俄国无产阶级于1905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它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是一种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
但是如果看俄语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的解释，除了上述解释外，还有其他诸如协商会议，集体组织的意思，任何的平权代表讨论磋商机构，都可以叫苏维埃（СОВЕТ），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俄语里就叫“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ООН”，即联合国安全苏维埃，当然这个翻译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无比的刺耳。出于防止对政治概念的混淆，苏维埃在中国是个特定的翻译名词，这一方面无疑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也因此导致对苏俄历史与政治上很多概念的认知错位。
为什么要纠缠这种概念，因为不厘清概念就无法深入细节。既然我们知道了苏维埃（СОВЕТ）是一种协商会议的意思，那么百度百科里面的下一层解释，既苏维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起源于1905年革命，这个说法就很有问题了。比如说起源于1810年的俄罗斯帝国上议院，也被翻译为国务委员会，俄语也叫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也可以翻译为国家苏维埃的意思，总不能说一百年后的俄国革命穿越时空影响了一百年前的沙俄国家机构设置吧？
那么既然截然对立互相仇视的双方，都不约而同的使用苏维埃（СОВЕТ）作为其主要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形式，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这个概念有着更加久远，更加深入人心乃至更加有代表性的来源。
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和政论界，对古罗斯以来的自治传统关注和论述颇多。总结出来的各种阶层不同时代的自治/协商组织包括市民大会（维契），波雅尔贵族议会（杜马），全国实力派联盟（缙绅大会），那么所有这些自治组织当中，最底层的，级别最低的，也是最贴近普通民众的，就是苏维埃（СОВЕТ）。当然，这种俄国自治机构最大的特征是他同时具备立法，执法和行政的职能，而并非是简单的空谈讨论场合。
下诺夫哥罗德的市民大会（油画）
详细讨论俄国自治传统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这里只关注与苏维埃（СОВЕТ）有关的事情。虽然一直只是最底层的自治机构，但是苏维埃（СОВЕТ）也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再造河山。这段历史过去一直云山雾罩的隐藏在很多细节背后，近年来则备受重视。
17世纪初，俄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也被称为“混乱年代”。国内既没有合法的沙皇，被莫斯科波雅尔贵族控制的国家杜马，跟着国家杜马脚步摇摆的各地市民大会，久不召开的缙绅大会都名声扫地，在普通人的眼里丧失了合法性乃至成了坏蛋和叛徒的代名词。
1611年，史称“第一民兵团”的义勇军接近莫斯科，因为不愿意接受被其视为叛徒的波雅尔杜马的命令，25个城市的代表签署协议，建立“全地苏维埃”（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以此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对各地发出征召令。当然第一民兵团很快就因为内部混乱，以及众多城市对此机构的抵制，并没有太大的作为。
但是第二年，诞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第二民兵团”，则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来自全俄各地各阶层的代表，再次建立了“全地苏维埃”（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并且第一次将莫斯科公国改名为俄罗斯国，宣称将共赴国难，再造国体。同年第二民兵团击败了波兰占领军，顺利的解放了莫斯科。
第二民兵团受到圣三一教堂主教的祝福
那么起到如此作用的“全地苏维埃（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默默无闻，几乎被忽略了呢？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类似类似机构的弱点了，平等协商这种话说起来很美妙，但是一旦碰到重要问题，就会因为人人平权导致无法快速做出决策，也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在日后的历史当中还会一再上演。
这也是为什么有长久自治传统的古罗斯城邦，要不断的邀请外来的大公以及后来的沙皇做领导，也是出于要打系统补丁的原因。当然这种一元独裁与自治组织共同存在的政治形态，他们之间的互动，妥协，斗争，也就构成了俄国独特的内生力和张力。
当波兰占领军被驱离莫斯科之后，摆在各种势力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选出新的沙皇，而第二民兵团即使立下重大功劳，但是由各地自治组织派来的军队，并不是民兵团领导人的家臣，又因为是非脱产士兵不能长期留在莫斯科。
这种情况下，实力对比当中，反倒是世卿世禄的波雅尔贵族们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波雅尔贵族又拉拢了部分第一民兵团的职业军队（哥萨克），又打着召开更加广泛的代表共同参与讨论国事的名义，召开缙绅大会来选皇。那么相当程度上留在莫斯科的全地苏维埃代表们，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缙绅大会的代表。
这对前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身份提升，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苏维埃是非常低级的自治组织，而缙绅大会则是正经的统治阶级。其实这段历史，可以大书特书农民和小市民的阶级局限性和对政治斗争的不敏感性。奈何布党也和罗曼诺夫王朝一样，也对这事讳莫如深。
这也是后来很多人看俄国这段历史感到莫名奇妙的地方，怎么小市民商人农民也能派遣代表一起选皇了？乃至怀疑其真实性，实际情况是选皇大会是两个组织合并而来的。后来罗曼诺夫家族为了宣传其合法性一直强调选皇大会代表的来源广泛，所以代表全体臣民的意见，但是又不提全地苏维埃，而是一味的将其和缙绅大会混淆。搞的后世不但普通人搞不懂，连很多职业历史学家都为了缙绅大会是否有底层代表一事吵了很多年。
正是因为选皇大会成员的来源复杂，各种利益诉求南辕北辙，最后凡是亲自下场想举荐自己的人选统统落马，反而选了躲得远远暗中吃瓜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消息传来，把他们母子吓的躲在修道院里不肯出来。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俄国的政治进程主线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不要被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名词骗了，准确的说是相对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于此同时因为实际控制力度的不足，或者说即使中央层面的君主独裁制度的确立后，与之同时俄国地方自治传统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在中央层面的制度性发声和利益诉求渠道。
从第一任沙皇米哈伊尔与缙绅大会共天下，到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实质性取消了缙绅大会，再到他的孙子费多尔取消贵族们的世卿世禄。一方面看起来在中央制度设计上确实是绝对皇权占据了优势，但是一旦中央有所变动，比如费多尔英年早逝，长公主索菲亚执政，搞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再次召开缙绅大会，以此确立自己摄政的合法性。再到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变上台，法理上也是一塌糊涂缺乏依据，她搞的全国派代表来首都讨论法律问题，其实也可以视作缙绅大会的缩水版，以此确立了其地位的合法性。
那么作为皇权最初合法性来源的缙绅大会，都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机构，被取消了世卿世禄的波雅尔贵族们，也别搞杜马什么的给沙皇添堵了。也改名降级吧，改成什么名字？改名叫苏维埃，1726年成立的最高枢密院，俄语就叫“верховный тайный совет”,最高秘密苏维埃。
那么这是顶层建筑当中苏维埃一词的变迁来源，而除了顶层变迁外还有另外一个演变路线，既社会底层苏维埃作为一种自治组织，也并没有随着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而消亡。虽然第二民兵团在政治上被分化和打压，乃至民族英雄米宁与勃热亚尔斯基作为贵族都没有传承下来。但是本来就是底层的草根苏维埃组织仍旧有着杂草般的生命力，无论是农村公社级别的长老会，也就是“长者苏维埃”，还是外出经商做工时候形成的互助组织里，以及暗中影响力颇大的各种非官方教会派系，也都是结成苏维埃这种自治机构来管理内部事务和对外争取利益保卫自己，由此形成了沙俄社会平静表面下的潜流。
当然，苏维埃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只是有需要的地区，人群，教会，企业经常就会自发的建立起来，或是是加入已有的类似组织。如果做个简单比较，中国人最能理解的，比较接近的概念，就是帮派会党的意思。
米宁与勃热亚尔斯基的青铜雕像，坐落在莫斯科红场
俄国革命与苏维埃
实际上，现在谈到20世纪的俄国革命，是分为两个层面的进程，互相之间有交叉，但是不能混淆。一个层面是权贵和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既贵族们希望夺回被沙皇撬夺的，自己祖先们拥有过的特权，当然这个进程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乃至有大贵族给沙皇写信说您要明白，按照血缘来说，我们家更有被称为沙皇的资格。
而20世纪后这一进程中又加入了新兴的沙俄本土大资产阶级，同样希望能够限制皇权和固化自己的特权。而另外一个则是底层的革命，即农民和工人的革命，经常将两者混淆也是看待苏俄历史问题的一大误区。
那么前者，也就是富贵阶层的革命，其要求就是重新召开杜马（议会），以及被议会控制的责任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可以回忆一下本文的开头部分：俄国的自治机构，是立法执法行政三位一体的组织。他本质上和西方三权分立的概念就是冲突的，虽然可以套用同一套政治名词来描述，但是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
而同样另外一家在近代立宪开议叫喊颇欢的国家日本，则没有对受议会控制的责任政府那种近乎病态的追求。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伊藤博文搞日本宪法和议会是学习德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搞的这套东西和日本历史上的武家重臣合议也没有太大区别。而同样其他的东亚国家则对宪法议会这些事情跟着时髦喊一喊，风声过了也就当个球放了。
而1905年开始的俄国底层革命，传统布党史观叙述下，是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们，走向民众并且启发了他们，同时受法国巴黎公社的影响，建立了苏维埃组织。但是这种说法在二十世纪之后的历史当中很难得到印证，就是说跨文化圈的符号，概念，理论，在传播的时候其接受程度和号召力都是很差的，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耕耘才能结果。
比如同样的革命思想传到印度出能产生等转世灵童领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说法，而非洲则诞生了搞黑巫术的革命党。如果说是有过几十年的耕耘，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沙俄帝国的文教水平与识字率到底怎么样？现在我们都知道，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后，多数人都搞不清的思想理论细节，如果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能让俄国穷人普遍接受，这要么是沙俄教育水平突破天际，要么是叙述当中有极大问题。
如果承认，苏维埃作为俄国长期存在的民间自治组织，有极大的威望和动员能力，受到西方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只是因为与其在理念上有契合之处，加上这种自治组织入会门槛颇低，来去自由，所以可以加入其中，可以通过其组织推广自己的理念。而按照这种“入伙说”，二月革命之后相当多的历史脉络，就能更加清晰合理，而不是一部因为被裁剪导致镜头不断跳跃的黑白电影。
其实这种入伙说并不奇怪，乃至可以说是更加合理的说法，比如中国辛亥革命前，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会党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参与力量，要一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才相对退潮，这也是一种外来思想和本土传统组织和理念的结合与碰撞。而过去俄国革命叙述当中则完全没有本土化的过程描述，一切都用列宁的天才和国际革命有无以伦比的号召力来解释，所以就无法理解斯大林时期产生的转变，乃至有了“列宁死，苏联亡”的笑话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框架下，重新简单梳理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史。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二月革命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社会顶层权贵们搞的政变兵变，另外一个是底层群众街头运动，两者之间有互动和互相支持，但是整体上不是一回事。顶层政变者们希望的结果是尼古拉二世退位，成立受控于杜马的责任政府，实际上是要恢复俄国传统贵族皇族的特权，同时分羹的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
而在权力交替的混乱期间里，俄国的国家机器尤其是镇压机器陷入了瘫痪，刚刚拿到退位诏书的俄国杜马几乎同时就被彼得格勒苏维埃给革了命，连办公场合塔夫利宫都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占据了一半的地盘。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也是一个大杂烩，里面既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革命党），但大多数成员还是来自底层社区，企业和机构的代表，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多少成员，多数人不是在国外流亡就是在西伯利亚修理地球呢，列宁一个月前在瑞士刚刚演讲说我们这些老人是看不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强占了原属于国家杜马的办公场地塔夫利宫。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出，会场里参与会议的人数密密麻麻，他从形式上更加承接全民参与的市民大会或是苏维埃这种俄国传统自治组织，而非西方式议会。有人可能不明白这种参与人数带来的影响，因为参与人数数量太多成员不固定并且随意进出，少数的警卫安保人员根本无法保护主席台上成员的安全和维持现场秩序，主席台上发言人如果不让旁听者满意，很容易被拉下来揍一顿，这个和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下的议会假打架可不一样。拿到退位诏书后本来得意洋洋想接收政权的帝国杜马特别委员会，就是被这样拳打脚踢赶出了自己的会场。
局势的主要转折点是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二天，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上任后立刻签署命令，将沙俄政府任命的州长市长督军等官员一律免职，他命令地方自治委员会等机构接替政府的职能。但是这种异想天开的命令压根实践不了，地方自治委员会几乎都是嘴炮大本营，实际政务根本不懂，导致整个俄国国家机构瘫痪，无法运转。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各地纷纷成立的苏维埃，大多也不是受政党的影响，而是社会权力真空后的自然现象，从底层自治单位主动站出来接掌权力和维持秩序和社会运转。顺便说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只是本地的苏维埃，对外地苏维埃并没有上下级关系或是管辖权，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才有资格自称中央苏维埃，同样当时对地方的管辖能力也很可疑。
四月份列宁回国后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主要是针对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上下分裂的情况，当时苏维埃主席团等人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党，很多西化的理念与做派，加上和临时政府勾勾搭搭，而中下层的苏维埃成员则是来自社区企业这种本土底层人士，非常看不惯这种做派。列宁的这个口号就主要是针对他们来的，这种中下层的激进分子大喜过望，觉得总算有了领头羊，乃至纷纷自称布尔什维克。
布党从二月份不到3000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里十四个位置当中仅有一个席位的小党，在六七月份期间膨胀到了4-5万人。七月兵变很大程度上是激进的士兵们主动要求布党上位，而布党自己也被搞的措手不及。虽然兵变失败后列宁被迫逃亡，但是也因此看到了临时政府的虚弱性，开始策划之后的武装夺权行动。
至今被不少人念念不忘的立宪会议，其实就是俄国缙绅大会的翻版，甚至比历史上实权派参与的缙绅大会还差很多，选出来的都是各路嘴炮没有实际力量。临时政府一直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到了十月革命后中央苏维埃制定了相关立宪会议的章程，一方面是希望立宪会议确立中央苏维埃的合法性，但是也做了补丁，即立宪会议不得做出违背中央苏维埃决议的决议，否则中央苏维埃有权将其解散。
所以说就当时而言，关掉立宪会议也是合法合乎章程的做法。结果由于在后世的宣传中变成了“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云云，为此多年后背上了暴力解散合法权力机关的罪名。至于二月革命期间一跳八丈高的俄罗斯杜马，早在六月份就自我解散了，解散仪式上还有人上台讲话称杜马就是一个夭折的死胎儿，活该早死早托生.....
油画《水兵们驱散了立宪会议》，固然在法理和程序上有问题，但是前面提到大会发言人不符合听众胃口就可以将其揍一顿打出去的传统，那么这种驱散的方式其实很符合当时普通人的口味和认知。
十月革命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实际情况是“苏维埃政权不等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内战期间，有部分“白军”的战斗口号是“为了没有布党和犹太鬼的苏维埃”而战斗，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清君侧”，而黑旗军马赫诺的部队，也一直自称是苏维埃正统。
这种情况，一直到1921年内战基本结束后，也只是稍有好转，当时的统一是非常形式化的。乃至有的地区权力归属地方布党党部，有的地方权力归属地方苏维埃，还有的地方权力居然归了地方契卡主持，可能也算“罗斯大地，三权分立”了。
苏维埃的名与实
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可以以最低成本最快时间团结动员最多的人，但是其缺点也同样的突出，就是做出决策非常困难，尤其是覆盖范围过大，面临问题没法用非传统办法可以解决的变革时代，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俄国的自治组织一定要和某种形式的一元决策和执行单位相结合，才能解决这个致命的弱点。
俄国革命期间，布党一方面利用苏维埃这一名称的威望和形势，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作为有着自己鲜明主张的现代政党，也必然要承担起那个一元决策与执行单位的角色，而这一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重复俄国历史上，一元决策核心与自治组织互相斗争的过程。
正是这种背景下，整个布党在俄国革命期间的言行有极大的矛盾，让无数的后人不解以及争论。这个矛盾简单说就是布党必须“说最民主的话，做最独裁的事”。也正是这个俄国苏维埃本身的复杂性和认知程度问题，导致了对布党和俄国革命理解上的分歧，因为他并不能被来自欧洲的政治语言和理论在同一框架下完整描述，最后只能是众盲摸象，鸡同鸭讲。
面对当时的局势，布党也只能自觉不自觉，自愿或是被迫的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在违反列宁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其无限神化，乃至打造成了新的“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化，有些地方甚至是把列宁画像当做东正教圣像代替品来对待的，还有沙俄将军投奔布党后，见到列宁嚎啕大哭跪下亲吻他的手指，这做派估计和感受新的政治思想号召也没啥大关系。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中央派往各地建立党部，支持党员在地方苏维埃里担任主要职务，以确保当地苏维埃不能通过违反党组织做出的决定。其实和前面提到的以苏维埃的决议限制立宪会议，做法差不多。当然在内战期间，以及整个二十年代，地方上这种党组织和苏维埃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复杂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党的地位和权威还不是那么无可置疑的。
如果说前面两条很容易理解，也比较符合一般的认知，那么第三条就有些复杂了，影响也更加的深远。1917年10月2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不久后，中央苏维埃既通过决议，设立人民委员会，以作为苏维埃组织的执行机构，也就是后来苏联政府的雏形和前身。这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看俄语的话，这个机构的名字也叫“人民委员苏维埃”（Совет но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虽然早期也确实企图使用苏维埃这种平权协商的模式组建现代政府机构，但是那种部长们随时一言不合就可以拍桌子撂挑子的做法实在是既不适应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也不适应当时内外交困的苏俄现状。
理念面对现实只能低头，人民委员苏维埃只能迅速的职业官僚化，虽然布党官僚化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远远超乎后人的想像。苏联政府的官僚化，甚至都不是原来说的自发产生的官僚组织，还把黑锅扣在了斯大林头上。苏联政府的官僚化，起源于大量任用原沙俄政府的官僚们。到了内战结束时期，苏联政府各个部委的成员，有60-80%皆是前沙俄政府雇员，有的部门更是高达90%以上。
大量熟悉政务的前沙俄官僚加入苏维埃政权，一方面也保障了新兴的政府可以勉强操纵复杂的现代国家机器和工业社会，维持内政和后勤。作为对比的白军则没人给他们做这些工作，只能要么抢劫要么找外国政府借贷，最后沦为“白匪”。至于说沙俄官僚们为何宁愿集体加入布党也不给白军干活，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了，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
但是命运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样大规模任用旧官僚，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和激烈反弹。1919年底-1920年年初，布党元老之一的斯列亚普尼柯夫就带领党内底层工人出身的党员们，对布党中央发起挑战要求其交出对经济问题的管辖权，这就是史上（非）著名的“工人反对派”运动。
这事当时影响颇大，后世则少见于史册，所知的人不多。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企业工人大多数都是支持工人反对派的，并且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罢工和组织工人武装，当时两地市区街垒岗哨林立，不断响起枪声，新一轮内战一触即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克伦斯塔德兵变，面临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工人反对派被迫让步最后被解散及边缘化，布党中央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而工人反对派当时列举的一大罪状，就是布党中央大量启用前沙俄的官僚。
如果说工人反对派带来的影响只局限在整个20年代，那么另外一个影响则是持续了整个苏联的历史，既“苏维埃政权的名实不符”。
前面说过，苏维埃这种机构，无论是俄国传统，还是革命党早期的理念，都是平权协商，同时立法，执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机构，如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马赫诺，就是这种理念的坚持者。但是这种机构，实际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又很难落实到实处，其实在农业社会都难落实，西欧地区这种原始公社的遗留产物在公元十世纪就解体了，在东方农业国家里解体的更早，只有俄国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将其保留了下来。
人民委员苏维埃建立后，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中央苏维埃的实际权力，转交了给这个机构，因为都叫苏维埃，这在后来苏联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概念混淆。既所谓的苏联政权（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指的到底是什么？是平权协商，同时立法，执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机构？是现代政治理论意义上的立法议会？还是职业官僚组成的政府？
那么在1918年4月1日，斯维特洛夫毫不掩饰的称人民委员苏维埃是“集立法，执行和行政”权力于一身的权力机构。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在理念和传统上都是说不通的，属于典型的偷梁换柱，但是又出于种种原因这个做法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就普遍不被接受，尤其是地方上独立的苏维埃组织们当中更是如此，所以也就不要奇怪为什么苏俄内战期间会出现大量“为了没有布党和犹太鬼的苏维埃而战”这种事情，这里的犹太鬼指的就是斯威特洛夫和他的犹太裔特派员们。为了方便理解，可以类比为不同的苏维埃之间的战争。
雅科夫*斯威特洛夫，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最有能力的干部，其影响甚至超过托洛斯基。于1919年3月英年早逝，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个版本是在外地对工人演讲时要求工人们继续忍受物资缺乏的困难，节约物资支援世界革命，遭被激怒的工人们殴打，伤重不治。因其喜好黑衣，无论是生前死后都被反对布党的敌人称为“革命的黑魔鬼”，托洛斯基才捞到一个“革命的妖精”这个外号。
那么这种地方/基层苏维埃和布党控制的国家顶层机构，一直存在各种在理念，利益和目标方面的差异，除了在少部分目标外，大多数都是南辕北辙鸡同鸭讲。这里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20年10初，苏俄红军人数差不多是550万人，而同年8月爆发的华沙战役，红军参战人数不超过20万人。而这个时候俄国境内多数的成建制白军已经被消灭，而被布党高层视为世界革命重要环节的波兰战役却没有多少部队参与。
这在传统的布党史观下也是说不通的事情，但是如果做个类比可能更加容易理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各个部队其实是本州的部队，而不是大陆议会更不是华盛顿的部队。同样红军人数众多，但是都是受本地影响更多，对世界革命这事既不太懂更没有兴趣，所以动员不起来。
同理还有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很难理解为什么“红军之父”的托洛斯基居然会在政治上一败涂地，就是因为多数红军其实对这位红军之父也没啥兴趣，他真的想依靠军队上位被提前冰镐伺候的可能性更大。
1936上映播放的苏联电影《夏伯阳》，被认为是“高大全艺术形象”的起源，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也表现出普通老百姓和士兵分不清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共产国际，作为主人公的夏伯阳也不太分的清，只好说我跟着列宁走，列宁在哪一方我就支持谁。可以想像当初的实际情况，要比电影里表现出来的有更大的差距。
夏伯阳剧照
整个20年代，这种地方/基层苏维埃代表，和首都苏维埃高层的冲突随时可见：
苏维埃高层：我们要容忍宗教
基层代表：砸烂教堂，打死神父
苏维埃高层：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是临时措施
基层代表：这都是混进来的叛徒在搞破坏
苏维埃高层：俄语是大国沙文的体现，普希金是贵族狗崽子
基层代表：信不信我们当场打烂你们的狗头？
正是这些在20年代随处可见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导致整个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与之相比，顶层的理论辩论，则是一种“茶杯的风暴了”。现在很有些人沾沾自喜的觉得自己抓到了斯大林的理论漏洞，或是左右摇摆立场不定。实际上，斯大林也是跟着自己的“选民们”，也就是来自俄罗斯传统中部工业区的干部团还有苏维埃代表们一起摇摆，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执掌大权。
当然很多人常年被斯大林这个党的总书记头衔所误导，其实俄语里总书记和秘书长是同一个词，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叫联合国总书记，但是谁会觉得这职务有啥权力？斯大林早年的职务按照内容来看被翻译为秘书长更加合适，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政治局开完会后把会议内容安排人打印下发，连是否执行了都管不到，同时兼职被其他大佬们视为不重要杂务的人事任免工作。至于作为“无限权力”证据的列宁遗嘱，有很大可能是伪造的。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期，关于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方面，经济与工业需要方面的论述已经颇多，但是政治考量方面则极少提及。换句话说，苏联集体化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苏联中央集权的需要和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布党的各个地方党委取得了实际的统治权，中央也因此强化了统治力度与话语权。但是这并非是问题的终结而是下一轮麻烦的开始，因为当时主要通过扩大党员入党，既原来地方实力派成了党员，也就因此要受党委指挥的方式，进行温和的“侵吞”。但是这种方式同样也是有代价的，就是把过去的党外矛盾，都演化为了党内矛盾，苏联整个30年代的政治动荡更加激烈严重，最后一直到大清洗才算再次告了一个段落。
当然和本文有关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传统概念上的苏维埃组织在政治上的地位直线下滑，这个时候再提苏维埃政权，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有专业官僚们构成的苏联政府了。三十年代末，苏联修改宪法，确认最高苏维埃为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最高苏维埃其实和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立法机关没什么区别了，最少从形式上消除了历史苏维埃传统与现代政治理论之间的冲突。
当然三十年代后期还有个传统苏维埃最后的回音，1936年苏联宪法改革，号召削减苏共党委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而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搞差额投票选举。实际上这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导致苏联地方政府和传统苏维埃组织都认为自己的好日子来临了，立刻准备夺权，而党委当然不愿意放弃花了将近20年才夺来的领导地位，立刻苏联就陷入了腥风血雨当中，这也是是苏联大清洗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说赫秃子以来将大清洗描述为都是斯大林个人精神有问题的说法纯粹瞎扯淡，但是斯大林自己主持编制的《布党简史》，开创了“布党史观”，在意识形态正确挂帅的史观叙事下，后面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就只可能是有人搞破坏了，这口锅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让托洛斯基背，他不在了就只好自己背了。
败也苏维埃
大清洗后的1939年，斯大林再次发出号召，要求削减党委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而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这里就很明确的表明苏维埃政权指的是人民委员苏维埃，既苏联政府了。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苏联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围绕党委和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这部分内容在本人关于赫鲁晓夫的作品《热爱玉米的赫鲁晓夫，给苏联留下满地“烂雪泥”》中有所提及。苏维埃作为一个组织，角色转变为派代表参加会议，也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不是准备冲上主席台打破某某的狗头了。
但是在宣传领域，人们的记忆当中，意识形态的叙述里，布党史观的传播中，平权协商的苏维埃组织仍旧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代表最大的政治正确，和列宁一起成了苏联不可改变的祖宗之法。而另外一方面，苏维埃组织不断的在历史当中轮回重生，延绵不绝，也就代表着这种形式和理念符合俄国的国情与人民的认知。
而苏维埃组织被排除在苏联政治进程之外后，固然没有了因此产生的政治斗争和不稳定性，同时也没有了其带来的强大动员能力与参与者的热情。五十年代之后，苏联社会日趋颓丧，缺乏动力，组织散漫瘫痪，不得不说与“苏维埃名实不符”这种情况有相当大的关系。
时光飞逝，到了1988年，在党政两大系统压制下权力受限的戈尔巴乔夫，为了给自己找到新的权力支撑点，就想了个“高招”，这个“天才”的主意就是恢复苏维埃正统，然后用这个正统苏维埃给自己背书，绕过苏联党政两套班子，赋予自己新设机构和职务的权力以合法性，重新构建苏联的权力框架。那么恢复苏维埃正统的办法当然是搞全民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由选出来的人民代表组成新的最高苏维埃。而新的苏维埃则会设立苏联总统的职务，老戈就是可以无缝衔接，担任苏联总统然后以此为名义发号施令了。
这事吧，说起来也不能全都怪老戈天真，毕竟被布党史观教育了那么多年，人民光荣人民正确，凡是阻挠人民选举的都是坏蛋，例如尼古拉二世不搞议会选举就是大大的坏蛋。善于党内权力斗争但严重缺乏基层锻炼和地方工作经验的老戈可能完全没有思考过，由革命思想引导的人民群众和被利益驱动的民粹的区别是什么，以及他将放出怎样的野兽。
1989年苏联这次选举，整个就是群魔乱舞，各种闲杂人等投机分子都蹦出来了。具体过程不去描述了，本来已经是政治尸体的叶利钦就此原地满血复活了，本来如果按照过去苏联党政系统形成的格局，这个时候的叶利钦已经完全没有政治前途了，他本人也是半隐退并且三番五次写党内公开信检讨道歉。
苏维埃政治和其配套的广场政治，其不成熟性在这次选举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整个莫斯科市民当中关于叶利钦的各种神话不断传播不断加码，最后传的各种稀奇古怪，但是却让他成了人民心中的救星。当然这事因为实在太蠢大多数人都希望将其忘记，所以后来人们普遍记得叶利钦是个祸国殃民的大酒鬼，而不记得这个大酒鬼是他们亲手将其抬上神坛的。
那段时间莫斯科不断的发起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叶利钦的集会，最后他以92%的高票当选莫斯科市人民代表，那次参加投票的人数高达适龄选民的90%以上，也就是说全市80%以上的成年人都支持了他。
还好，只是屈膝亲吻手指，而不是跪了下去，时代还是在进步，就是慢了点....
如此大的民望支持，很多人都自觉不觉的受了影响，哪怕在苏联高层都有很多人开始押宝叶利钦，不但主动给予其方便，还修改对其不利的内部小规模投票结果，最后让叶利钦一路顺利的当选人民代表并且得以到达会场参与代表大会。
更加离谱的是，本来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想法是既然没法阻挠，那就让叶利钦当个普通议员吧，而在大会选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应该宣布胜利闭幕的时候，有一个最高主席团的成员公开发言称选举不公，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要求把自己的主席团成员地位转让给叶利钦。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巴乔夫被搞的措手不及，只能答应了。
如果是在当时苏联已经成型的党政系统内，这么大的“事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作为一个平权协商的组织，苏维埃里发生这种事情就是非常平常了。在第二年，老戈没记性还美滋滋的搞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地方人民代表选举，以及由其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这下魔鬼被彻底放出来了，各地苏维埃立刻就成了民族分裂和讨伐苏联党政两套班子的大本营，叶利钦也顺利的改选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带着无以伦比的耀眼光环成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设立总统职务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总统。
再次强调一下，苏维埃本来就是三权合一的机构，最高苏维埃首脑本来也就应该有行政最高长官的身份，同样发生的事情也纷纷发生在其他加盟共和国。那之后各个加盟共和国有了独立的立法行政机构，本来长时间作为苏联框架维系者的党政机关则成了过街老鼠被万人锤，那么共和国之间谈不拢合作条件去分家，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一直有人问/笑话苏联末期为什么人民不出来保卫苏维埃，其实能问出这问题来也是布党史观的受害者。带领大家闹分裂的本来就是最高苏维埃，还要保卫哪门子的苏维埃？这是又一场“不同苏维埃之间的内战”，而且这新头领名正言顺的不比那个不让大家喝酒的秃头好多了么？苏联之所以那么突然的解体了，其经济因素是第二位的，最致命的原因还是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矛盾，也就是国体建设问题。
不是尾声
梦终归会醒来，苏联解体后，冷酷的政治经济现实把各个前加盟共和国抛入了深渊，民众最终也为自己的狂热和幼稚付出了代价。
和1937年一样，苏维埃组织最终也在退幕前留下了最后的回声。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叶利钦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没错，被翻译为俄罗斯联邦议会的那个机构，其实就是从苏联末期延续下来的最高苏维埃，也在冷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与其反目成仇甚至兵戎相见。
如果不考虑经济领域的分歧，那么对未来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构架，两者之间就有着极大的分歧。一方面的主张是由最高苏维埃任命总统，控制政府，继续维持过去的三权合一机构的框架，而另一方面则是建立超级总统制共和国，议会则学习西方国家只负责立法问题。
这一争论在1993年10月的隆隆炮声中被终结，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也从法律层面在俄国消失了，这一事件史称为“炮轰白宫”，至今死亡人数仍旧有争论，从死伤数十人到死者堆满了体育场各种说法都有，不少中国人还作为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旁观了这一过程。
不过后来这一事件又经常被描述为议会方面想恢复苏联，这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决战云云，其实这个被炮轰的议会就是苏联最大的掘墓人，只能说报应不爽活该倒霉。
政治热情来得快去的也快，而没有了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支持群众，裸奔的最高苏维埃也只是另外一个等待被驱散的立宪议会。
1993年炮轰白宫过程中最玄幻的事件是，其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当时刚刚浮出水面不久的俄罗斯保皇党，不少人打着代表保皇党的黑黄白旗帜捧着尼古拉二世的圣像在白宫前与支持叶利钦的军队激烈对抗。这两面旗帜下一次在同一个阵营里同时升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东乌克兰战争期间了。
亚历山大*博罗代，俄罗斯著名保皇党成员。1993年在白宫广场指挥保皇党战斗组织奋战到最后一刻，在最高苏维埃通电投降后才带人逃脱。2014年东乌克兰战争期间，曾经担任顿涅兹克共和国部长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现任顿巴斯志愿兵协会主席，与俄官方私下合作颇多。本文写作期间，有消息传来，他刚刚通过了统俄党杜马选举的党内预选，十有八九9月份要去当议员了。
这之后苏维埃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在俄罗斯国家层面消亡了，新的上下议会已经是仿造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了。
这里说句题外话，涉及到老叶的历史评价。过去老叶有两种历史评价，一种就是酒鬼国贼叛徒王八蛋。
另外一种就是自由派的评价，“他给俄国带来了光，自由和幸福”。花了50亿美元修建而成的叶利钦纪念馆就都是这种内容。这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了。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第三种声音，就是说叶利钦作为政治家，虽然犯了重重错误罪孽深重，但是还是为俄罗斯立下了四大功绩不能完全抹杀。这四大功绩排行第二的就是1993年毅然决定炮轰白宫，从制度上消除了俄罗斯国家政体设计上的不稳定因素；排行第三的是1993年宪法确立了俄罗斯是超级总统制国家；排行第四的功劳则是1994年发动第一次车臣战争，虽然过程狼狈不堪，但是阻止了俄罗斯国家进一步解体。当然排名第一位的功绩，很多人都知道，也是长期以来被视为叶利钦的唯一功劳，就是选出普京当继承人。
那么是否可以说苏维埃已经在俄罗斯消失，只能说作为政治遗产来说，苏维埃这个名称已经彻底和左翼运动挂钩了，目前只有他们还会继续打着这个旗帜。但是前面说过，平权协商这种组织形式，本身符合俄国的传统和历史条件，他仍旧会继续长期存在下去。
相当程度上来说，普京上台前后建立的统一俄罗斯党（中间几次改名，不要太在意），本质上既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政党，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而是俄罗斯全国各地实力派联盟，他的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也是那种平权协商的模式，要到了2016年之后随着普京政权的不断巩固才逐渐下降为执行组织。
而这种形式的自组织改换个名称，比如叫委员会，联盟或是其他什么的，在俄罗斯方方面面仍旧存在，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比如今年新鲜出炉的政党，由“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和“爱国党”三家联合，组织框架还是这种平权协商进出自由，又搞的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内斗不亦乐乎。
总之，理解苏维埃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对理解俄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是关键性的钥匙。
参考文献：
.关于古罗斯地方自治的一些论文
* Реферат: Центальное и мест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BestReferat.ru）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studme.org)
* Зарожд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ов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Ф(vuzlit.ru)
关于全地苏维埃的一些介绍，虽然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是将全地苏维埃和缙绅大会经常等同混用，视为一体。
«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 и его роль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bstudy.net)
人民委员苏维埃和斯威特洛夫对其的定性
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 Википедия(wikipedia.org)
尤里*茹可夫关于苏联宪法改革和大清洗之间关系的论述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 | Ю. Н. Жуков — FEDY(fedy-diary.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