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美博弈，欧洲如何走出“历史迷宫”

姜锋

8月31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巴黎会晤到访的德国外长马斯，双方一致认为，欧洲正处在国际环境剧烈变化的时刻，欧洲必须“自己决定我们是谁，决定我们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生存”。马斯以足球做比喻，强调欧洲不能在第三方的对决中（这里显然指中美矛盾，也有美俄矛盾）充当“比赛用球”的角色。事实上，类似的话语近年来在欧盟和其成员国的外交安全政策讨论中不绝于耳。这一方面是在宣示欧洲要独立自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欧洲对外战略依赖的窘境。这个曾经影响全球和人类历史进程几个世纪、自认为“世界上最开明和文明的地区”正艰难地试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两次世界大战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由盛及衰的历史转折。此前的欧洲是“唯一成为世界范围的文明”，此后的欧洲则“不再是一个能量和创造精神朝外辐射的中心，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欧洲的能量和创造精神聚合的中心”。不仅如此，其还“处在第三次成为非欧洲力量冲突竞技场的危险之中”。这是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8年对二战后欧洲文明所处境况做出的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70多年了，听到今天欧洲的上空回荡着的对自己命运的大声呼喊，人们不得不惊叹历史学家当年的预言是何等精准，似乎欧洲就真得进入了难以走出的“历史迷宫”。

20世纪，美国先后两次战略介入欧洲，决定了在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走势，也决定了欧洲的命运。在赢得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之后，美国自然而然地成为欧洲绝对的庇护者和跨大西洋联盟的霸主。欧洲，在美国的羽翼下心安理得地收获着和平与发展的红利。冷战的结束被定义为以西方的最终胜利而终结，从此西方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历史的进程有自身的规律，美好的光景宿命般地内嵌着危机。如今，时间呈现给人类社会的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如此，过去近20多年里，大西洋两岸的盟国发现，巨大的裂痕在它们中间发生。美国正在把战略重心东移至太平洋地区，欧洲不再是美国的优先方向。特朗普政权则加速了这一改变的进程，其霸道的执政风格和行为让欧洲无可适从，也无可奈何。欧洲人觉得自己正在被美国的离去推进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战略真空”。

与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感到无助不同，欧洲在中国空前快速的发展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也越来越感受到不安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压力。德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了价值950亿欧元的商品，创历史新高。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众多德国和欧洲企业至关重要，而欧洲市场对中国企业也举足轻重。中欧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整体上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相互促进的互利格局。然而，崛起的中国却被政治的欧洲看作是“文明圈以外”的力量。中国不同于自己的发展和治理模式让欧洲感到不适，不能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更强化了这种不适。一些政治人物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把中国解读为正在对欧洲“分而治之”的力量，认为中国正企图填补美国人留下的“真空”，是欧洲的“制度性对手”。

美国的离去拉不住，让欧洲人愤怒；中国的到来挡不住，让欧洲人忧心。欧洲各类媒体不乏对这种状况愤怒和失望的表达。对中国和美国，欧洲或许谁都不信任，但又谁都离不开。

在对美关系上，清醒的欧洲人明白，欧洲近百年来历次被“矮化”与外来力量的干预密切关联，而美国则是这一域外干预的主导者。分而治之，把欧洲作为实现美全球地缘利益的关键一环，发挥其工具性作用，始终是美国对欧战略的核心。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欧洲战略即把在战争中相互敌对的欧洲国家围绕着美国聚合在一起，使其成为相互制约、有纷争就靠美国裁判的稳定联盟，以确保美国“是主导的欧洲力量”，进而在全球多个方向实现其利益。放在欧美关系框架内来看，欧洲一体化是否顺利始终由两个维度左右：当一体化由美国主导时，一体化就顺利；当欧洲人试图独立自主推动时，一体化就举步维艰。在德国学者米勒看来，欧盟东扩后形成的“新欧洲”进一步瓦解了欧洲形成自主力量的可能。欧洲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对外关系上，美国是欧洲能否“自由做出自己的决定、自由贯彻自己的价值”的关键，欧洲局势受到美国内外矛盾状况的深刻影响。简言之，欧洲问题也是个美国问题。

在对华关系上，冷静的欧洲人清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始终是中国政治关注的核心，中国的对外关系服从于这个大局。这意味着，对中国而言，在中欧关系中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是一种内在需求，不是权宜之计。中国是和平的伙伴，不是分化和削弱欧洲的对手。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的欧洲分享了增长和福祉，也在广泛深入的互动中与中国经济构建了密切牢固的网络。虽然没有人明确地定义，但中欧早已经是发展的共同体和相互竞争促进的伙伴。政治的欧洲却部分地忽视了中欧关系的密切程度，甚至认为中欧密切的关系只是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利用而没有注入欧洲的价值观，以对中国“加以改变”。

欧洲未来能否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本上还是要看欧洲能否在内部不同利益——尤其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达成平衡，能否在确定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主要包括中东欧国家的“新欧洲”关注自己的利益实现，而代表德法等欧洲大国的“老欧洲”则力图以“价值同盟”的标准作为其主导欧盟的话语支撑，两者分歧显而易见，而欧盟至今还没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使各成员国超越“国家利益至上”的古训。实际上，欧洲不缺各国的实力，缺的是成员国实力相加后的整体合力。

综合看，欧洲能否在面对中美竞争时做出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洞察力、一致的决策力和行动力，具体说就是不在中美之间机会主义地左顾右盼，而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桎梏，看懂中国对外交往非零和性、互利性的特征，清晰定义欧洲的根本利益。德国政府刚刚出台的亚洲政策文件明确了既要保持战略自主，又不跟随美国推行对华“脱钩”战略，在国际关系中遵循多边主义原则。这是明智的。涉及价值，欧洲应清楚，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和平与合作，而共同发展是基础。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