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及西方政客们热衷炒作“中国病毒”的真正目的
郑若麟
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某些势力很有可能为了掩饰其执政者应对新冠病毒不力的事实，而掀起一场将疫情在西方大范畴暴发的罪魁祸首归咎于中国的大规模舆论攻击，以转移西方民众对其无所作为或反应迟钝造成损失巨大的不满，代之以针对中国而引发的仇恨。
尽管没有使用“封城”（法语是confinement）一词，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6日晚间新闻节目黄金时间发表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第二次讲话时宣布，法国封城至少30天（即关闭欧盟和申根区边境），关闭一切非必需场所，限制公民出行15天，并推迟原定22日举行的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与法国一样，部分欧洲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证明，欧洲已经开始真正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场多么严峻的挑战……
欧洲在新冠病毒的猛烈攻击下，在度过了早期安然自若、稳如泰山的一段时期之后，突然表现出某种“失控”的局面，令人倍感诧异。事实上，欧洲正在面临新冠病毒暴发高峰期的到来。估计下周末至两周后，欧洲很有可能会遭遇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来袭，而出现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令人不解的是，欧洲一方面有中国成功抑制住病毒的例子和榜样，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抄作业”一番，按照中国的做法不就可以有效控制病毒的扩散吗？中国在武汉之外地区成功地控制了病毒扩散的做法不是为欧洲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防疫模式吗？另一方面，就在中国为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付出经济上的沉重代价全力封城以遏制病毒的扩散之际，欧洲本来似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从一月底到三月初，至少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准备，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救护中心、囤积一定数量的疫情医疗必用品、建立监控病毒传播的信息反映渠道……但欧洲似乎一切都没有做，当意大利出现疫情失控的现象时，欧洲其他国家才都表现出一片紧张景象。
意大利到3月16日夜24时，确诊人数已经24938人、死亡人数为1809人、治愈2335人；西班牙确诊人数9428人、死亡335人、治愈530人；德国确诊人数6924人、死亡14人、治愈59人；法国确诊人数6633人、死亡148人、治愈36人……连瑞士这样一个人口仅八百多万的小国，确诊人数也已经2217人、死亡14人……
最重要的是从欧洲各国确诊人数增长速度（这一增长还明确不包括疑似病人和无症、轻症病人，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接受核酸检测）来看，欧洲峰值尚未到来。以法国为例：
法国新增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一直在增长之中：
11日：新增497人、死亡48人；
12日：新增595人、死亡61人；
13日：新增785人、死亡79人；
14日：新增708人、死亡91人；
15日：新增923人、死亡127人；
16日：新增1632人、死亡21人 ……
显然，今天的法国与两周前的意大利非常类似。而意大利从确诊人数上万到翻倍超过两万仅用了几天时间。欧洲的疫情已经接近甚至从人口比例上而言已经超过中国武汉和湖北最高峰时的情况。而意大利一天死亡人数（368人，死亡率高达7.3％）已经超过当时武汉死亡人数最高峰时期（254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措手不及、束手无策还是应对失误？
一个疫情从暴发到最终结束，大致可能经历潜伏期、遏制期、暴发期、扩散期、高峰期、治疗期、衰退期、结束期等多个阶段。
中国因为疫情暴发初期对病毒的认识尚处于非常缺乏的阶段，因此而错过了在潜伏期、遏制期就做好应对的策略；因此当病毒突然暴发之后，中国不得不宣布于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时湖北省确诊人口444例，全国也就571例，死亡仅17例。
然而问题是，今天欧洲几个大国几乎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由此可以说，今天欧洲之疫情已远比当时的中国和湖北要严重得多。
但从1月23日至今，欧洲应该说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应对新冠病毒必然会发动的对欧洲的猛攻。然而从1月23日中国武汉封城到3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大流行病在欧洲已经全面暴发，整整一个半月时间，欧洲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对新冠病毒来袭的任何准备。
相对而言，俄罗斯就在此期间依照中国的宝贵经验，在距莫斯科60公里处的一个地方建立起新冠病毒防护医院“新冠疫情遏制中心”，严阵以待。我相信，一旦俄罗斯进入新冠病毒暴发期，一定不会如欧洲那样束手无策。
欧洲从意大利开始，已经深陷新冠病毒高峰期，而法国、德国、西班牙乃至英国等其他几个主要欧洲大国则正在暴发过程之中，很有可能将会在一周或两周内达到高峰期。欧洲的未来前景非常令人担忧。
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欧洲各国当局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处于逐渐失控之中。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西班牙等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没有建立起对新冠病毒扩散的有效防止和监控系统。
二是欧洲、特别是法德西等多个欧洲大国，其社会民众和高层政府普遍对这次疫情来袭的猛烈程度心理准备不足，两个极端均在同时出现：一方面超市抢购囤积物品已经开始；而另一方面满不在乎继续在晒太阳、聚会的也大有人在……这种两极态度将很有可能会造成在未来几周内疫情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大国形成燎原之势，以至于出现大量感染和死亡事件。
三是法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应对新冠病毒的手段如此之匮乏，包括口罩、测试剂、呼吸机、病床数量、医护人员等几乎所有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手段都宣告不足，也令人难以置信。
出现这三大问题，似乎是因为欧洲各国应对新冠病毒来袭时，由英国领头，法、德、西等国政府尾随，均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策略，即所谓的“群体免疫”策略。
对轻症、特别是无症状者基本放任不管，让出现发热现象或早期感冒症状的患者首先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看是否需要入院治疗；而大多数家庭医生在患者尚不需要使用呼吸机之前，都是告诫患者自我隔离在家，既不去做新冠病毒检测，也不做任何特殊治疗；只有待到病重危机状态时，才能够拨打电话紧急求援。
这时病人才有机会得到新冠病毒感染检测。据透露，这种策略的潜台词是新冠病毒可以实现自愈，而一旦自愈便会产生免疫力。当这类免疫群体逐渐扩大至一定程度、达到人群的70%左右时，新冠病毒就将无法流行而自行消失。
这一策略实在是令人惊讶，但事实上欧洲法、英、德等相当一部分国家却似乎都在普遍采取这种策略。正是这种策略使这些国家不但已经失去对疫情扩散的控制，甚至其卫生当局都已经不清楚自己国家究竟有多少确诊病例。放任轻症、只关注重症的做法，使很多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名曰“自行在家隔离”，实质自由散落在社会、社团间，事实上导致了疫情的失控。
意大利已经发生的事，目前正在欧洲其他国家发生，只是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今天正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切，一至两周后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均会随之发生。
确实，采取这样的措施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可以使非新冠肺炎患者减少在医院候诊时发生交叉感染的概率；可以将有限的医疗设备和材料用于真正需要的重症病人身上，特别是呼吸机。要知道，维持感染新冠病毒病人生命最重要的医疗设备就是呼吸机。一旦病人无法自主呼吸后，呼吸机是维持病人生命的唯一设备，以呼吸机来延长病人的生命，来等候病人的免疫系统对病毒产生抵抗力而逐渐恢复。德国之所以死亡率远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低于意大利，德国有能力生产呼吸机是一个重要因素……
主张采取这种策略的欧洲病理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本来就是欧洲各国无法彻底阻止的，要做的仅仅是延缓疫情扩散峰值的到来；而期盼的正是在峰值到来之前，因自愈而产生免疫力的“免疫群体”就已经足够强大，足以抵御病毒的扩散。
但问题是，这样做却增加了无症状和早期轻症患者传染其身边人员和社区、社团的概率。而这似乎正是欧洲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仅仅收治重症和危急病人固然能够将有限的医疗设备和材料用在关键之处，但如果病毒扩散概率扩大、患者大量增加的话，不同样会造成重症病人也会大幅增加的现象吗？
令人倍感惊讶的是，欧洲一部分国家竟对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便取得遏制疫情的巨大成功视而不见，而采取上述与中国完全南辕北辙的做法。当我们深究时，可以发现最主要还是源于对中国防疫取得成功的某种轻视甚至是蔑视原因而导致的。
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所采用的封城、高速建立医院和隔离区、通过社区要求民众“宅家”、外出戴口罩等多种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有效经验完全被欧洲忽略。因为在欧洲媒体和舆论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卫生条件极其落后、医疗水平与欧洲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家。这部分欧洲舆论相信，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原因，绝不会在欧洲重复。因为欧洲“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这尽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偏见，但却是非常现实的事实。
法国巴黎最重要的一家医院院长在被问及“关闭学校是否能够有效防止病毒传播”时竟完全无视中国的经验，说“不知道，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另外一位政治家在谈到如何控制疫情传播时，竟说“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经验对法国没有示范作用”，似乎中国是完全不存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谈论中国的防疫成功在法国（在欧洲）是“政治不正确”的……
欧洲各大国目前都已经出现病毒流传失控的苗头。多国数十位内阁成员或议会议员已经中招，其中包括法国文化部长、英国卫生副大臣、西班牙两名内阁大臣，以及多达十二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等。新冠病毒如此迅速地入侵欧洲社会高层，让我们怀疑欧洲社会实际上感染人数早已大大超过公布的数字。
欧洲一向在谈到中国疫情，特别是涉及中国的统计数字时，必然要加一句：根据官方数字……言下之意当然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今天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欧洲的统计数字里排除了部分无症和轻症感染者在内。
欧洲媒体也在中间起着某种“轻视病毒”的作用。欧洲媒体反复向民众灌输新冠病毒只是一种流感，而且98%的患者都会自愈，是使欧洲民众普遍不重视这次疫情的重要原因。
欧洲民众并不是真的不怕，而只是没有认识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当法国总理3月14日宣布全国疫情进入第三阶段，因而采取关闭所有非必要场所、禁止百人以上的集会等措施之后，法国超市也发生了抢购各类日常用品的浪潮。当16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事实上宣布法国封城之后，很多法国人也“出逃”自己在外省或乡下的别墅……这证明法国人也是害怕疫情真正扩散的。只是他们目前不相信会失控而已。
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欧洲，除了针对中国政治体制（因此中国采取的措施不能够在欧洲复制）之外，另外一个潜台词（无法明说，但在法国媒体的字里行间或政客、舆论专家甚至包括部分医护人员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蛛丝马迹）则是新冠病毒死亡者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已经患有各种其他疾病的老人，因而对社会并无大碍。
法国一名著名的媒体人、《快报》周刊的总编辑甚至公开在电视节目中说，我们值得为一批老人的生命而牺牲我们的自由吗？在这样的心理指引下，法国民众普遍对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各种民调都表明，超过50%以上的法国普通人都“不怕新冠病毒的传染”……正因为这种轻视，导致法国在疫情已经达到每天感染人数（还不包括没有接受检测的无症状和轻症病人）已经达到6633人、死亡148人（周一16日公布数据）时，依然维持法国15日星期天举行的市政选举。而这一选举虽然投票率超低（不到45%），但也将会成为新冠病毒加剧流传的契机；因此，法国新冠病毒流传的高峰值很有可能是在下一轮地方选举投票日22日前后，这是令人极其担忧的。
幸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推迟下周22日法国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为下一轮新的感染峰期制造新的契机。其前景令人不寒而栗……
本来，欧洲在医疗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无论是其医疗水平还是医疗体制，都是属于高水准。如果欧洲国家接受中国暴发疫情而为欧洲提供的宝贵的一个半月的时间差、接受中国提供的宝贵的经验，在此期间生产大量必要设备、建立大量医院和病床、培训大量医护人员，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冠病毒的攻击，欧洲应该可以从容应对的。就如中国湖北以外的各省区市的情况一样。但是，对中国的蔑视和无视，使欧洲失去了这宝贵的一个半月的准备期……
国际关系大变局前夜
正是由于欧洲出现疫情失控的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13日宣布在30天内中止美欧之间的人员交往。这标志着美欧关系很有可能缘于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而产生新的变数。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将很有可能会严重改变现有国际关系格局。
本来，欧洲通过预防、截堵和重点保护三个阶段来应对新冠病毒应该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欧洲第一阶段即预防阶段本来是做得很成功的。当时欧洲主要预防方向集中在中国。从中国撤回的欧洲侨民几乎没有一个成为欧洲大型新冠病毒的传染源。法国撤回的武汉侨民基本上都没有构成任何发病原。但是欧洲却完全忽略了从其他方向传染到欧洲的病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包括夏威夷。
最关键的，则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最终引爆病毒大规模传染的病原都无法确认源自中国。正是部分来源不明的病原，使得欧洲各国在截堵阶段遭遇失败，导致欧洲只能放弃对无症和轻症病人的检测，最终导致了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扩散。欧洲尽管媒体上着墨不多，但其高层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法国媒体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对一些非常可疑的迹象基本不提。比如法国媒体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的情况不报道；法国民众对这个基地在去年2019年9月突然关闭当然也一无所知。
其他一些关键性的信息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防疫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承认一些以为是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尸检中发现新冠病毒呈阳性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法国媒体和民众也都视而不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3月13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讲话中，事先根本没有与其欧洲盟国商讨，便单方面决定向欧洲关闭美国边界，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据法国国际关系战略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自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也是苏联垮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完全基于美国一国私利的单边主义决策，对欧洲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今年正是美国轮值G7峰会主席国的一年，美国竟完全把欧洲盟国抛诸脑后而不顾，也令欧洲战略家们倍感震惊。
这表明美国已经沦为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国家，已经完全不将欧洲的利益纳入其决策的因素之内……这将必然会对今后欧美盟友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
欧洲、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多次表示，要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因为美国已经无法承担起西方国家“领袖”的角色，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对华关系。可以预测，疫情过去以后，美欧之间再也不会有过去的关系存在了；欧洲将必然会修正其对俄、对华关系。一个新的欧洲正在通过新冠病毒而出现在地平线上……
选举体制面临“切尔诺贝利”？
在中国暴发疫情后，西方一批反华学者都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来了。他们认为中国体制是无法挺过这场疫情的严峻考验的，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事件后而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导火索那样，新冠病毒也将会成为中国政权“垮台”的导火索……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特别是当新冠病毒开始在欧洲国家猖狂肆虐之际，中国却开始稳步恢复生产。当中国以外发生的新冠病毒患者确诊人数很快就超越了中国本土时，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法国哲学教授布鲁诺·季格（Bruno Guigue）在日前发表的一篇题为“Covid-19：一个体制的崩溃”的文章中就提出，在疫情的冲击下，确实有一个体制正在崩溃，但却不是人们以为的“中国”，而是西方。
中国在两个月内成功地阻止了疫情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证明了其优越性。因为与这样一场疫情作斗争，国家机器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机器呢？它在哪里？公众健康是它关注的优先领域吗？它有能力建立新的医院吗……”这位曾经担任过法国高级公务员的学者问道。
季格教授说到了西方统治模式的实质。当我们决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便可以轻易发现西方国家政权的构成是以“投票选举”为其核心利益之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疫情再严重，法国政府却一方面呼吁法国民众要“宅在家里”、非必要不要外出，甚至关闭了除药房和超市外其他所有的商店和电影院、戏院、餐馆、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但另一方面依然维持3月15日周日举行的市政选举，呼吁法国选民不要怕新冠病毒传染，前往投票站投票。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展现出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武汉疫情暴发后，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均已被撤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但在法国，却没有任何地方官员或政府官员会因疫情暴发而丢官。因为在民选机制中，一名官员的合法性源自于民选。票选产生的官员当然也就仅仅对选票负责。
法国专家们透露，如果推迟这次选举的话，将会对执政党极其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坚持投票的原因。对于法国政府而言，投票结果有利于执政党高于一切；而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是否得当，则不会成为任何政治家的责任。相反，现在无论做得如何，等下一届政府上台之后，一切就都将划上句号。这样的体制决定了政权对执政能力和效益的考虑，远远抵不上对如何成功当选的考虑。
西方民选体制能否顺利运行，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是民选体制国家经济必须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影响其经济的增长及其带来的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
第二个先决条件则是民选体制国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周边其他非民选国家。
然而今天西方民选国家面临着这两大先决条件都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可能性。我早就在去年的文章中预测，西方、特别是欧洲民选体制国家正在开始进入面临危机的历史阶段，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迅猛崛起，大大冲击了欧洲民选体制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上述两大先决条件。
令人未曾预料到的是，新冠病毒的暴发，同时冲击中国和欧洲。而欧洲至目前为止的应对策略和效果都远远不如中国。这进一步在瓦解上述民选体制正常运行的两大先决条件。这对欧洲民选国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就已经宣示，西方霸权的历史性终结可能已经到来。没想到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拭目以待的，是欧洲在未来数周内出现大规模患病高峰期的时候，各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个严峻的局面。很有可能欧洲民众会起来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造反”，届时欧洲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很难预测。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欧洲正在通过新冠病毒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很有可能是危机的历史阶段……
寻找“替罪羊”
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某些势力很有可能为了掩饰其执政者应对新冠病毒不力的事实，而掀起一场将疫情在西方大范畴暴发的罪魁祸首归咎于中国的大规模舆论攻击，以转移西方民众对其无所作为或反应迟钝造成损失巨大的不满，代之以针对中国而引发的仇恨。
我们看到，疫情在欧洲暴发时，部分欧洲舆论便已经开始出现反华、反华裔和华人的浪潮。紧接着便是一波又一波展开对中国的种种“批评”：中国延误遏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时机、中国封城是反人权的不民主不自由之举、中国镇压“吹哨人”等明智之士、中国虚报数字试图隐瞒真实死亡人数……
当这些对中国的攻击都被事实一一击溃之后，今天在西方媒体和舆论中，正在悄悄地坐实中国是疫情产生的原始发源地的说法。一些媒体人和政客、学者开始坚持在公开场合将新冠病毒加上“中国”“武汉”等前缀，试图将中国说成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全然不顾中国学者钟南山清楚表述的“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却不一定发源在中国”的观点，硬要将这个“锅”扣到中国的头上。
事实上美国很有可能是新冠病毒“零号病人”所在地的国家。因为连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都承认，美国去年九月以来就已经有人患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事实……
双方显然在围绕着“谁是病毒发源地”而进行舆论交锋战。一些所谓的病毒学专家甚至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发源地也说成是中国，以从西方民众心理上来印证“中国是一切灾难之源”。这种做法是非常阴险的，但却很有可能也同时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必须打赢这一场新的疫情舆论战。否则对疫情之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中国会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