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造成的民族冲突与被迫移民打印页面

［摘要］苏联解体导致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被迫迁移以及难民潮，超过4000万人离开传统居住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口伤亡、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为逃离战争和种族清洗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年龄和性别结构，并对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苏联解体前，整个苏联地区各民族混居。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国内相互移居，另一方面则是族际通婚的结果。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族际通婚的结果使得苏联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家庭层面实现了融合。

但是，苏联解体、原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之后，有680万乌克兰人、210万白俄罗斯人、160万哈萨克人、150万亚美尼亚人等被迫移民,总共有超过4000万人或者说占总人口近15%的苏联人被迫离开传统居住地，而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其他民族共和国则生活着2530万俄罗斯族人。

苏联解体最严重的后果是新独立国家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遵循的原则是，民族和国家边界应该重合，国内人口的民族构成应该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即应该由一个“主体民族”组成。按照这一立场，少数民族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要么被驱逐出该国的领土，要么在公民权利、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方面遭受歧视。过去苏联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国内相互移民形成了不同民族构成的人口的混居与融合，这种民族主义立场没有立足之地。但是，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却出现了以下一些情况：一是新国家的政治边界未能涵盖相关族裔群体的全部人口；二是政治边界涵盖了该族裔群体的全部人口，但疆界内存在少数民族；三是新国家的政治边界未能涵盖本族群的全部人口，同时疆界内存在其他族群人口。

这种政治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不匹配成了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爆发众多冲突的导火索。

除了民族冲突之外，苏联解体在某种情况下导致了新国家中“主体民族”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现象在中亚国家尤为典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领土上，排斥“外族”（主要是指俄罗斯族）的现象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亚地区就出现了，如哈萨克斯坦。由于苏共权威和领导力的下降，以及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和管理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层及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运动提出了改变加盟共和国之间边界乃至各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加盟共和国内部的一些自治共和国和州也提出了提高其地位和退出所属加盟共和国的要求。

结果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公开性”政策和改革的过程中，苏联的民族政治冲突常态化。例如，1988~1991年，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发生了150多起民族冲突，其中20起有人员伤亡。

伴随着苏联解体，这些民族性质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并在许多情况下酿成武装冲突和全面战争。与此同时，加盟共和国民族结构的特性决定了苏联解体后移民流动的特点和方向。各民族都向以本民族为主体地位的原加盟共和国迁移，换句话说，就是加盟共和国内部一些非主体民族迁出。与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相比，移民潮的规模迅速增长。

苏联解体后，移民人数急剧增加，其中迁回俄罗斯的俄罗斯族占大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人是受损失最严重的，因为他们是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像在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从人数上说，俄罗斯人都是与当地“主体民族”数量相当的。

俄罗斯族人从武装冲突地区和非斯拉夫共和国迁出的最多也最为突出。仅在1990~1994年的五年中，就有170万（占非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族裔人口总数14%）俄罗斯人从非斯拉夫共和国迁至俄罗斯。从爆发战争的地区迁出的俄罗斯族人更多。例如，从塔吉克斯坦迁出的俄罗斯人占当地俄罗斯族裔总人口的42%（中亚国家俄罗斯人迁出总比例为21%），从南高加索国家迁出的俄罗斯族比例为37%。相比之下，从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迁出的俄罗斯人就要少得多了，仅占当地俄罗斯族人口的8%，从摩尔多瓦迁出的俄罗斯人比例为4%。[1]

总的来说，1989年至2003年，有1.72万乌克兰人离开俄罗斯，而从乌克兰迁来俄罗斯的俄罗斯族人有35.16万；俄罗斯流失了0.74万哈萨克人，增加了从哈萨克斯坦迁来的126.7万俄罗斯族人。从中亚迁来的俄罗斯族人为109万，从南高加索迁来39.38万，从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迁来20.17万。

在俄罗斯联邦，被迫迁移来的人数在1998年初达到最多——119.2万人。随着冲突地区军事行动的停止，新的被迫移民的人数下降了，绝大多数被迫移民都在俄罗斯联邦获得了被迫移民身份。俄罗斯有来自所有独联体和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的难民和被迫迁移者。1995年以前来自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南奥塞梯）的人最多。1994~1996年，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的移民潮有所增加。至于俄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则主要是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和车臣军事行动的受害者。被迫迁移者中，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有所增加。[2]

总的来说，1992~2013年俄罗斯移民人口增加了960万，其中65.1%是俄罗斯族，大部分来自周边国家。这些数据来自独联体国家研究所。不过关于移民的民族特征今天已经无法做到准确登记了，只能是粗略估计，因为护照上已经没有“民族”这一项了。[3]

移民的增加也不是匀速的。根据目前的记录，2001~2010年的十年间，迁至俄罗斯的常住居民增加了223.4万人，净移民为155万人。而1991~2000年迁至俄罗斯的常住人口为841.3万人，净移民人数达464.9万人。[4]

这些年中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形势也以类似的方式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造成了人口的增长。

据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着120多个不同的民族，其主体民族——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不到40%。当前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超过66%。全国总人口同样增加了100万，即从1650万增加到1750万。

情况更糟糕的是，在那些“非主体民族”家庭，儿童正面临着现实的生命危险。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不仅移民规模发生了变化，而且其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难民也加入了移民的行列。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常爆发民族冲突，大量难民从吉尔吉斯斯坦涌入俄罗斯。1989年，位于乌、吉、塔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爆发了当地乌兹别克居民与二战结束时被强迫从格鲁吉亚迁移到此的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之间的流血冲突后，俄语人口开始大规模离开乌兹别克斯坦。

在排挤“非主体民族”群体的同时，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吸引本国“主体民族”同胞回国的进程也出现了。例如，哈萨克斯坦通过了一整套从其他国家（如中国、蒙古、伊朗）接收同胞的方案，这套方案至今仍然有效。通过实施这套方案，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有所增加。类似支持同胞回国的方案也被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不同年代所采用，如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

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移民出来的不仅是俄罗斯族人，也不仅是前往俄罗斯。活跃的移民进程发生在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南高加索、摩尔多瓦和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附近的冲突升级。这里亚美尼亚人口占多数，但是划归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94年5月，双方签署了比什凯克停火协议书，该协议至今仍然有效。由于冲突，阿塞拜疆失去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周围五个地区的控制权。

在三年的战争中，双方大约有1.5万至2.5万人丧生，超过2.5万人受伤。冲突造成这一地区的难民和被迫迁移者背井离乡迁至阿塞拜疆。根据阿塞拜疆国家难民和被迫迁移者工作委员会的数据，目前阿塞拜疆约有120万名难民、被迫迁移者和寻求庇护者。[5] 另一方面，大约有36万亚美尼亚人离开阿塞拜疆，主要是从巴库和苏姆盖特被迫迁移至亚美尼亚（根据民族学家格拉努什•哈拉季扬的数据）。[6] 其中超过2万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得到了庇护，因为这一地区在1993年之后已经被亚美尼亚完全控制，其余的大约34万人则逃往了亚美尼亚内地。[7]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族运动在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活跃起来。1990年秋，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格鲁吉亚执政后，南奥塞梯的领导层开始实施独立建国方针。从1990年11月到1992年7月，冲突共造成超过3000名平民丧生。在1991年1月至1992年7月的军事行动中大约有1000人死亡。

1992年6月24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签署了关于解决冲突原则的达戈梅斯协议。1992年以后，南奥塞梯已经宣布实际独立。

20世纪80年代末，阿布哈兹人提出脱离格鲁吉亚的要求，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开始了。1992年，格鲁吉亚军队进入阿布哈兹，双方的对抗上升为军事冲突。1994年5月14日，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签署停火和撤军协议。

冲突期间，双方共有1.2万人丧生，从阿布哈兹逃出的难民和被迫移民（主要是格鲁吉亚人逃往格鲁吉亚）人数达到65.3万。

在俄罗斯反对车臣分离主义者的斗争期间（1994~1996年），俄罗斯武装部队损失了4103名军人。尽管受到军事行动和暴力行为伤害的大多数牺牲者是平民，然而并没有关于平民伤亡的准确资料。根据俄罗斯内政部的数据，约有1.85万人死亡。根据执法机构和人权组织的专家估计，在车臣军事行动开始一年后，已有2万至3万平民丧生。最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自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Мемориал），其数据基于格罗兹尼人口普查。根据该组织的数据，战争的前三个月有多达2.5万的人死亡。这是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战争中死亡的绝大多数是平民——至少占80%~85%左右。俄罗斯研究人员穆克梅利认为，车臣冲突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大约有3万人。

1990年，“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宣布脱离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独立。1992年春，基希讷乌和提拉斯波尔之间的对抗变成了武装冲突。1992年7月21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签署了《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沿岸地区和平解决军事冲突原则协定》。

根据各种估计，在双方冲突期间，共有800~1000人死亡。这场冲突造成俄罗斯族人从摩尔多瓦向未被承认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迁移，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从该地区向摩尔多瓦的迁移。迁移总人口约13.6万。

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和部族矛盾更为严重。到1992年夏天，政府支持者和武装反对派之间开始全面内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997年。直到1997年6月27日，总统拉赫蒙和联合反对派领导人赛义德•阿卜杜勒•努里在莫斯科签署了和平与民族和解协议。

根据各种估计，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大约有2.4万人丧生，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达97万人。在边境冲突、军事打击以及维和行动中，俄罗斯方面失踪、死亡的军人达到302人。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政部和苏联内政部的数据，1990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地区的吉尔吉斯和乌孜别克族群之间的大规模骚乱共造成305人死亡、1371人受伤，573座房屋（74个国家机构）和89辆汽车被烧，发生426起抢劫事件。[8]

资料来源：弗拉基米尔•穆科梅利：《独联体国家民族和地区冲突的人口学后果》，载《人口与社会•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与人类生态中心通讯》第27期，1997年4月。（Владимир Мукомель.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СНГ // Население и обществ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Центра демографии и экологии человека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н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РАН. № 27. Апрель 1997 г.）

苏联解体后其领土上的军事冲突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被迫移民和流离失所者。到1996年年底，来自冲突地区的被迫移民人数约为240万，其中在俄罗斯有71.4万、阿塞拜疆有85.3万、亚美尼亚有39.6万、格鲁吉亚有28.7万。但是许多来自冲突地区的移民至今仍没有获得适当的地位。[9]

逃离战争和屠杀有三个途径：一是国内迁移；二是逃至解体后的苏联地区其他国家；三是移民至更远的外国，完全脱离苏联地区。至少有500万人逃离发生民族纷争和地区冲突的领土。俄罗斯是从民族冲突地区接收移民和难民的主要国家。

大多数情况下，大规模离境的高峰发生在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例如在塔吉克斯坦，这个高峰出现在1990年，当时杜尚别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袭击，以及在1992年，这是内战中最血腥的时期。唯一的例外是乌兹别克斯坦，1989年费尔干纳事件之后，第二年的移民规模要大于前一年。

逃离战争和种族清洗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系列地区的民族构成。阿塞拜疆人逃离亚美尼亚导致亚国内的阿塞拜疆族群人数减少到8000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塞拜疆，那里的亚美尼亚族群人数在1989年为39.1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由于阿布哈兹当局实行种族清洗，居住在阿布哈兹的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逃往格鲁吉亚内地，数万格鲁吉亚人从南奥塞梯逃来。讲俄语的人则离开爆发冲突的国家，大多迁往俄罗斯。

被迫移民返回其家园的速度非常缓慢。而在摩尔多瓦则是最为顺利和高效的：签订停战协议之后，民众立刻认为军事行动已经彻底并将长久停止了；几个月内，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找到庇护所的难民以及流亡到德涅斯特河右岸（被摩尔多瓦控制区域）的被迫移民就返回了其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原住地。1992年9月22日前，95%的流离失所者就已经返回家园了。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被迫移民无处可归：他们的家园没能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社会基础设施遭到摧毁。针对从阿布哈兹逃往格鲁吉亚内地的难民的社会学调查数据显示，51%的获知其房屋情况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房屋被毁，22%的表示被占用。

在阿塞拜疆，724个定居点被烧毁，超过10万所住宅（900万平方米）和3000多个社会文化设施遭到抢劫。塔吉克斯坦的内战造成25万所房屋被烧毁和抢劫。在南奥塞梯，93个村庄和茨欣瓦利市的20%被彻底摧毁。在车臣，住房的损失达到440万平方米，农村地区的2.2万所房屋被毁。

1988~1996年期间，军事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在接收被迫移民的国家中，特别是在南高加索国家，那里的被迫移民人口占比达到5%~12%。1997年12月时，在亚美尼亚有11%的经济活跃人口没有工作，一个空缺职位有数百失业者竞争。三分之二的难民没有工作，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只有几美元。在阿塞拜疆，只有30%的迁移者有临时工作。[10]

冲突地区的人们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推迟婚姻、拒绝或者推迟生育，家庭联系被中断或者削弱。由于原有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解体、与当地居民的联系薄弱，对难民来说，新夫妇的结成也受到阻碍。冲突期间大规模的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离开传统居住地的首先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例如，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冲突中，到达河右岸摩尔多瓦领地的流亡者中，妇女和儿童占91.4%，其中儿童占56.2%。1992~1993年在俄罗斯登记的被迫移民（其中多数是从冲突地区迁移而来）中，儿童的比例（29%）也有所增加。军事冲突所带来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后果，已经并将在未来数十年间不断显现出来。

苏联地区的民族冲突大多规模有限，因此战争和武装冲突过程中造成的直接伤亡与难民人数相比并不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除外）。这些冲突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一是工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二是安置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巨大开支，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民族冲突和种族屠杀的直接受害者数量。

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接收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比因移民流失的人数多得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20世纪90年代两国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人口损失。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一些国家（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成为国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因素。许多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了这些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这引起了当地居民对这部分人口的反感情绪，进而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是鲜明的例子。

苏联地区众多的族际冲突已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扩张的阻碍。例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产生的冲突，就影响了阿塞拜疆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因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产生的矛盾，也明显成为妨碍格鲁吉亚加入这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重要因素。

苏联的解体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流血冲突是由某些先决条件导致的。

第一，由于苏联党政领导层对于苏联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改革所采取的考虑不周和过于激进的步骤，苏共在社会中的作用遭到了削弱。苏共后期改革的实质是试图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与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的政治模式结合起来。在苏联，这一尝试是不成功的，最终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被摧毁，并在社会上损害了苏共的目标——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果，苏共在苏联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破坏。

第二，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取代。这一切都是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加盟共和国在莫斯科中央政权的默许之下所采取的民族政策造成的。

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在执政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并不是一上来就击败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伴随着各民族地区在经济上逐渐做大，加上掌权者形成内部小圈子，从而导致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在苏共党内和一些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层蔓延成熟开来。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在一些民族自治主体（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等）中愈演愈烈，但是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的车臣除外），而是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

第三，苏联解体及随后爆发的民族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按照民族原则划分领土。苏联是按照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在某些地方是沿着自治共和国的边界）解体的，尽可能覆盖民族居住的完整领土，但无法完全实现。这是因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原属于国内行政边界，其划定是否精确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并非原则性问题。而且在苏联人口不断混居的条件下，确切划分族群生活边界也是不可能的。

苏联解体时，许多加盟共和国人口的民族构成是混杂的，或者说某一民族被其他民族所稀释了。后来，由于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加上“主体民族”要占据优势的说教，都大大激化了民族间的冲突。

第四，几乎所有苏联地区爆发的民族冲突都已经过了最激烈的阶段并得到平息。尖锐的民族矛盾背后是美国妄图利用它们来诋毁俄罗斯，破坏俄罗斯在苏联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俄罗斯已经成功发挥了调解人的作用，平息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成员国境内的大多数民族冲突。

只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仍存在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亚美尼亚反对派领导人帕希尼扬的上台[11] 加剧了亚阿两国关系的整体不稳定。

作者:维克多•皮罗仁科,湖州师范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哲学副博士

译者:高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2]https://geographyofrussia.com/migraciya-bezhencev-i-vynuzhdennyx-pereselencev-v-rossiyu-posle-raspada-sssr/.

[11]2018年5月8日帕希尼扬当选总理，同年10月16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