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生产率变迁背后的深层经济制度和政策原因

杨斌

摘要：二战后美欧生产率出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贫富差距也有显著改善，其原因在于二战后美欧抛弃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兼顾生产效率与公平分配，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中下层民众。美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倡导虚拟金融自由化，导致生产率增速停滞甚至下降；同时推行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试图诱迫发展中国家效仿美欧实行的虚拟金融自由化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解体。中国应借鉴美欧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出现生产率停滞和金融危机，从而更好地落实十九大的宏伟目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二战后西方生产率进步与社会改良实践

近年来，美国生产率增速停滞甚至出现下降，与二战后美国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同当前的美国政坛巨震和社会撕裂现象存在着一定关联。我们应该深入考察美国生产率的变迁及深层原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二战后的1950至1974年期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平均年增速高达2.9%。这一时期生产率增长速度较高，与国民收入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大体同步。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进步是美欧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却忽略了经济制度创新、理论政策创新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

1、实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良是二战后美欧经济平稳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的原因

二战后，美国迫于冷战压力抛弃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在劳资关系、社会分配、金融监管等方面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惠及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平稳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的黄金时期，改善了资本主义数百年来贫富悬殊、危机频发的恶劣状况。

西方媒体称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源于凯恩斯主义，而实际上却更多是迫于冷战压力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当年美欧盛行的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理论，即企业不仅仅为股东服务，也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工、消费者、社区居民服务，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另一种说法；还有扶植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而抑制金融投机的政策，也都远远超越了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凯恩斯主义[2]。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科技进步曾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但是，贫富急剧分化和金融投机泛滥诱发大萧条后，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导致科技进步的成果丧失殆尽。而二战后，西方生产率由于伴随着历史上罕见的贫富差距的改善，出现了持续、较快改善而没有大起大落。

2、美欧二战后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证明效率与公平可以兼顾

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则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分配公平，否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效率低下。美欧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取得的生产率持续较快增长的成绩，证明了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证明了当年美欧依据符合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所进行的社会改良，促进了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改善。

二战后美欧曾盛行各种社会利益相关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如强大的工会组织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运动，还有社区居民要求企业更好地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运动，以及民众要求政府不断改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运动等。资本家不敢为追求利润而随意解雇职工或将工厂迁往海外，不敢指责职工懒散反而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向职工提供了大量工资外福利甚至倡导职工以企业为家。统治精英不得不默许强大的工会运动和争取社会福利运动的存在，不敢抨击民粹主义，并唯恐民众转向令其更为恐惧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全球化重视实体经济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关税贸易总协定要求开放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投资，同时各国对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投机实行严格监管，确保了战后匮乏的外汇和物资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推动经济复兴。美国、欧洲、日本的国民生产都出现了较快增长，经济繁荣，民众收入、职工待遇、社会福利伴随着生产率提高不断改善。那时的美欧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说明二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改良时期的全球化，没有出现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化的诸多负面结果。

二、西方生产率增速下降趋势背后的宏观因素

1975年到1994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增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近20年的平均增速仅为1.73%。这一时期科技进步的速度并未放缓，计算机、自动化技术进步的步伐日益加快，美欧工业企业的微观生产率无疑继续不断提高，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已经逐渐消失。西方媒体还宣称撒切尔夫人、里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促使美欧经济走出了滞胀低谷并出现了经济复兴。如果是这样，为何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增速大幅度下降[3]？

西方流行的对于经济和技术的说法都难以解释这种生产率变化，因为全球各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般都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国际战略与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1、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实施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1974年，众多发展中国家出于对成为发达国家的憧憬，共同努力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国家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要求西方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让南方国家也能分享西方战后社会改良带来的经济繁荣的成果。

1975年，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协会调动了数百名精英智囊，紧急启动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崛起愿望的研究项目，随后出台了影响此后数十年至今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参加这一项目的许多精英后来都荣升美国政府的要职，如布热津斯基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沃尔克担任了美联储主席，保证了这一战略的实质性实施[4]。

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是一个怎样的战略呢？美国精英智囊认为，倘若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就会凭借人口和市场的巨大规模赢得对西方的优势，必然会威胁到美国享有的全球经济和军事霸权。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必须首先自己抛弃战后的成功政策，这样才可能劝说和诱迫发展中国家效仿并推动世界经济解体[5]。

美国精英智囊提出，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源于西方社会改良政策，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与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思想的综合体，因而必须抛弃二战后社会改良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抛弃二战后遏制金融投机并扶植实体经济的成功经验，转而利用华尔街的投机和贪婪来酿造金融危机和进一步的世界经济解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项目后来公开出版了一系列成果，主要发表在国际政治刊物上供美国国际战略专家交流思想。美国统治精英限制了其传播范围并不让其进入西方大众传媒，因此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并不为大众所知[6]。

里根执政期间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削弱了长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罗斯福监管法规。由于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卓有成效并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华尔街只能游说国会逐步削弱罗斯福法规，难以立刻废除，这在客观上防止了美国在转向金融自由化之后立即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但美国在持续实行金融去监管化后，金融野蛮人频频滥用信贷杠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了耗费数千亿美元税款挽救存款损失的储蓄信贷银行破产案。

2、日本的经验证明，社会改良促进经济发展，而新自由主义则会让经济停滞

美国媒体声称，石油滞胀危机让战后社会改良的经验过时了，因此全球各国才被迫抛弃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日本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说法其实完全不符合事实。

冷战时期，美国曾推荐日本实行类似罗斯福法规的政策规定，禁止央行、商业银行信贷直接或间接流入金融投机领域，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却施压日本实行截然相反的政策，诱迫日本银行信贷大量流入股市、楼市，从而形成了惊人的泡沫。

20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时期，日本恰恰是依靠坚持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政府推出大量鼓励节能降耗的产业、财政和金融政策，企业依靠终身雇用制调动职工积极性奋力拼搏，开发出节能性能优越的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

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丰田等著名汽车企业以重视质量管理而闻名，生产率之高是全球汽车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但后来紧跟“时代潮流”热衷于资本运作的时髦“财技术”，重心脱离了制造实业本身，出现了造假丑闻。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能源匮乏国家成功克服了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却因众多银行、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起痴迷于金融投机和泡沫破灭而一蹶不振，丰田、日产等众多著名企业开始走向衰败。

确有必要摆脱狭隘的企业和个人印象的微观视角，从影响全局的经济制度、理论政策等宏观因素中寻找答案。日本抛弃了二战后成功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抛弃了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社会改良理论，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至上、股东至上的价值观，就难免让二战前日本野蛮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卷土重来，频频出现类似于二战前“东洋货等于劣等货”的企业信誉危机。

3、美欧媒体操纵舆论，让民众误以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经济恶化的原因

受到垄断财团控制的美欧主流媒体为推动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故意让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济政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反让肤浅、无意义的各种经济理论、政策争论充斥主流媒体，比如避而不谈为何在二战后物资匮乏、资金紧缺的困难时期，各国广泛推行的社会改良没有带来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反而促进生产率、财税的高速增长和沉重战争债务消失，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伴随着不断削减社会福利反而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

由于美欧媒体操纵舆论并压制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促使人们误以为今天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无论什么政党上台并改变经济政策都难以改善经济现状，误认为今天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避而不谈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全球化伴随着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也绝不会真正触及美欧陷入生产率停滞危机和民粹主义泛滥的深层原因。

三、美国金融投机泛滥与生产率停滞危机

1995~2004年期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出现大幅上升，年均增速骤然提高到3.05%，甚至略微高于社会改良时期的2.9%，流行的解释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率增速加快[7]。

互联网技术革命虽然确实一直迅速推广、方兴未艾，但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却并未平稳上升而是大起大落，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生产率增长明显趋于停滞，2016年甚至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负增长。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耶伦，都承认美国已陷入了生产率增长停滞的危机，耶伦还承认美国贫富差距上升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人们仅从科技进步角度难以解释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计算机、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一直在加速而从未放缓[8]。

实际上，1995~2004年美国生产率增速的骤然加快，其实并非是互联网革命提高了生产率进步的速度，而是1999年彻底废除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之后，大量央行、商业银行信贷直接或间接流入金融投机领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从而导致虚拟经济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被高估。

2002年，美国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和纳斯达克指数崩盘，导致互联网技术进步和相关创新企业遭到沉重的打击。美国统治精英并未吸取教训并进行金融监管改革，而是采取了刺激更大的新泡沫挽救老泡沫的办法，在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后又催生了金融次贷衍生品泡沫，这样就导致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增速被高估，以及次贷危机爆发后生产率增长的停滞甚至负增长。

尽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数据看起来仍然世界领先，但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其虚假性，与现实完全不符，如据官方数据美国家庭平均财富比20年前缩水，美国一半以上家庭难以拿出1000美元应对意外困难。次贷危机后美国民众面对着大规模裁员、收入降低，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或享受懒散，但是，大量失业人员因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接受“不情愿懒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访问美国时看到的繁荣和轻松生活，随着美国抛弃成功社会改良政策和经济恶化早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何美国出现了政坛巨震、社会撕裂的危机[9]。

倘若根据1999年以前的罗斯福法规和经济统计计算方法，虚拟泡沫相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是虚假和非法的，因而废除罗斯福法规后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数据严重失真。此外，克林顿政府还修改了失业统计数据的计算方法，失业超过一定期限的人口就算作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低估失业人数和劳动人口数量也导致了生产率数据被高估。

美国著名统计专家威廉姆斯开了一个影子统计网站，专门纠正美国官方修改统计口径后造成的统计数据失真，他发现沿用美国官方以前的统计口径进行重新计算，近年来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3%而不是官方公布的4.9%，同时也意味着考虑到大量失业者被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近年来美国接近停滞的生产率数据仍然被大大高估，实际上生产率没有增长而是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一点得到了美国官方公布的家庭平均收入数据的证实，据统计2015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数低于1999年[10]。

四、弄清美欧生产率危机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弄清美欧生产率停滞危机的深层原因，对于吸取教训，在中国避免出现类似危机，更好落实十九大的宏伟目标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应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1、借鉴二战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

当前美欧模式因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陷入了生产率危机，表明美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美欧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危机。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各方面改革不能以当前美欧模式为榜样，而应该借鉴二战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当时美欧生产率高速增长表明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当时全球化秩序和贸易自由化没有带来民粹主义泛滥。应该继续借鉴当年成功经验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保留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素并改革不合理因素，保留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贸易自由化并革除虚拟金融投机自由化。

2、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

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全球化让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良好，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化却让美欧、亚洲、拉美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利用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好处，同时尚未在美国倡导的虚拟金融自由化道路上走得太远。党内有些同志认为，中国改革成功来自接受美国倡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应该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自由化。

实际上，美欧已经出现了社会各界反对金融自由化的强大浪潮，美国根本没有兑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的承诺，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对中国投资设置了种种障碍，如马云收购一家普通金融汇款企业就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因此，中国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而不能实行单方面金融开放。桑德斯、特朗普都承诺恢复罗斯福和社会改良时期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国应该与时俱进、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这样才能避免像众多国家那样接受国际金融秩序后爆发金融危机，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并赢得强烈反对华尔街的各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3、借鉴北欧利用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推动人口增长的成功经验

当前美欧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引发了生产率增长停滞危机，还引发了人口增长停滞危机和老年化社会的劳动力不足危机。今天美欧在人口增长停滞情况下出现的宏观生产率增长停滞，同二战后美欧在婴儿出生高潮情况下的宏观生产率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今天美欧人工智能进步虽然不断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却非但没有转化为宏观生产率进步并促进人口增长，反而因宏观生产率停滞、民众生活艰难导致了人口增长停滞，日本甚至出现了人口下降、低欲望社会和宅男现象。唯有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坚持社会福利制度的瑞典等北欧国家，人口仍然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并居美欧发达国家之首，原因是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确保了分配公平并降低了家庭育儿负担，广大民众不担心多养孩子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当前中国放宽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仍然难以提高，原因是养儿、教育、医疗成本过高加剧了民众顾虑，应该吸取日本失败教训并借鉴北欧人口增长的成功经验，防止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后出现劳动力不足的危机，避免人口增长停滞导致财税、养老资金不足并影响综合国力。

4、科技进步应伴随社会经济制度创新，以确保微观生产率增长能够顺利转化为宏观生产率增长

今天美欧对于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正不断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但是，宏观生产率非但没有随着提高反而陷入了停滞、下降，这说明机器人技术创新迫切呼唤着同步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否则机器人技术进步非但无法造福社会反而可能酿成严重问题。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宏观生产率陷入停滞，还会导致真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社会消费低迷，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一旦同金融自由化诱发的特大资产泡沫破灭发生共振，就会爆发生产过剩与资产泡沫破灭相互交织的特大混合型经济金融危机。这说明中国改革应该吸取当前美欧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败教训，还应该借鉴二战后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确保微观生产率增长能够顺利转化为宏观生产率增长，提高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防止产能过剩酿成经济危机，严厉抑制金融投机、资产泡沫并防范金融危机，同时还应及早开展社会试点帮助因机器人推广造成的失业人员，通过培训转移到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社会经济技术创新领域。

注释：

[1]高瑞东：《美国生产率演进路径》，《中国金融杂志》2016年第20期。

[2]杨斌：《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3]高瑞东：《美国生产率演进路径》，《中国金融杂志》2016年第20期。

[4]Criton Zoakos：“The CFR Project 1980s”， Report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5~May 21, 1979。

[5]〔美〕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胁》，1974年，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

[6]杨斌：《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7]高瑞东：《美国生产率演进路径》，《中国金融杂志》2016年20期。

[8]肖景：《津巴布韦元的微笑终将会刺穿美国经济的心脏》，http://www.sohu.com/a/204608781_148882。

[9]杨斌：《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10]Williams: shadowstatistics WEB , http://shadowstatistics.com/index.php?check_cookie=true.。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