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最讲政治
——俄罗斯公知是怎样解读苏联红色经典的？
鹿野
2018年5月16日，新华社报道了部分红色经典在新的统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中回归的情况。（《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突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5/17/c_137184948.htm）的确，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央注重传承红色基因。以贺敬之的《回延安》为代表的部分红色经典重返了语文教科书，以周绍义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另一些红色经典也被列入了语文的推荐书目。
这一切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笔者也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进行了肯定。不过，除了文学作品的选择，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很重要。如果要是某些教师按照公知的话语胡乱解读，一样会出问题。笔者在此就简单谈一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公知们是怎样胡乱解读苏联红色经典的情况，仅供大家参考。
在这里，笔者主要是以狂热反共著名的右翼自由派阿格诺索夫所编写的在叶利钦时代使用的中学教科书——《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例介绍一下俄罗斯公知歪曲红色经典的相关情况。因为这本书很早就被译为了中文，而且影响巨大。某些专家宣称其“既肯定了苏联时期一些得到正面评价的作品，又肯定了苏联时期受到批判的一些作家作品，所以是客观公正，没有任何政治偏见的”。
遗憾的是，事实却与这些专家所说的恰恰相反，且不说这些书中对于很大一部分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诸如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等作品都只字不提。即使是作品之中所提到并且肯定的红色经典，编者也进行了胡乱的歪曲，把他们全部都说成是因为体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倾向才取得成功的。
比如说，在20年代描写十月革命当中的文学作品里，该书唯一选取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众所周知，这部小说歌颂了以莱奋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批判了以密契克为代表的某些知识分子在退化与动摇。鲁迅先生曾经在30年代将其翻译成中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将其作为文艺发展的样板：
“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部教科书却对于这部红色经典的奠基之作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解读，认为法捷耶夫把这部小说命名为《毁灭》就充分体现了其对于十月革命的反感，认为革命战争只能带来毁灭，不会带来其他的任何东西，其能够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也正是因为这种对革命的强烈批判倾向：
小说的结局也不乏双关的含义。莱奋生依然活着并“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的是从队伍毁灭后他所见到的还很遥远的人中间，从大地上劳作打出粮食的人中间，再召集起一支队伍。“把［这些农民］变成自己亲近的人，就像一个紧跟着一个默默行进的那十八个人一样”，并沿着国内战争的道路引导他们走向新的毁灭，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从来不会有胜利者，全部毁灭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法捷耶夫认为莱奋生的这一思想无可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否认法捷耶夫更多的是个艺术家而不是政论家，因为小说题名为《毁灭》而不是《凯旋》。
这显然是与法捷耶夫的本意相去甚远，如果要是法捷耶夫还活着恐怕也会被再气死一次。但是这种对红色经典的解读却在这部俄罗斯公知编写的语文课本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公式。
比如说，随着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文学界产生了两种红色经典。一种主要是书写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建设小说”，另一种是教育青少年应该怎样生活的“教育小说”。前者最为出名的是马雷什金所写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描写了一批普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自我改造，取得了国家建设与自身发展双丰收的事迹。后者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大家都很熟悉，笔者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这部俄罗斯公知所编写的语文教科书中却宣称，马雷什金这部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不仅是在“用隐蔽的形式展现出了集体化的弊病，谴责了国家官方教条的残酷”，还是在使用影射手法为布哈林鸣不平。甚至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也宣称，这部小说是在揭露苏联当权者的蜕化变质，体现了社会主义给人带来的悲剧。这显然是与作者们的原意完全相反了：
在悲剧性的1937年，出版了A.马雷什金（1892-1938）的《来自僻壤的人们》。此书通过在假想城市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建立工厂，描写了以前的棺材匠伊万.茹尔金，雇农吉什卡，知识分子奥尔加.济比纳和其他许多俄国人的命运是如何被改变的。大规模的建设不仅给每个人找到了工作、而且使他们充分发挥出创造的潜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对建设项目的命运负有责任。作家出色地（既运用心理描写，又依靠象征性的细节）传达出人物性格的变化过程。不仅如此，马雷什金虽用隐蔽的形式却展示出了集体化的弊病，遣责了国家官方教条的残酷。而通过一些复杂的形象，如中央报纸的编辑卡拉布赫（他使人联想起到晚年明白了集体化悲剧的布哈林），出身于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家庭、后当上记者的尼古拉.索乌斯京，教条主义者济比纳，使读者看到国内事态的复杂性。其至连侦探小说式的情节（在当时很通行），也没有使这部作品减色。
人们对革命中和革命后变革生活中人的心理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使教育小说这种体裁趋向活跃。H.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就属于这体裁。它成为（当然不无官方的支持）几代苏联青年的新约书。这看上去是讲保尔.柯察金成长过程的并不复杂的作品，其中却可以看出经过独特折射的俄国文学传统，不仅有高尔基、而且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痛苦与对人的强烈爱心使保尔的性格变得如“整块金属铸成的”，钢铁般的，表达他生活目的的几句话，不久前还是几代人的道德法典：“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要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这样，临死前他就可以说：“整个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献给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一一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不久前人们才了解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本书被编辑们删去了浪漫主义者柯察金遭遇孤独的悲剧那一段。尽管如此，在发表的版本中，仍可以看出作家的痛心，他发现已掌权的旧日积极分子中许多人在道德上蜕化了，为此而感到忧虑。
从30年代直到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最出名的红色诗人要数伊萨科夫斯基，想必年长一点的人们还都记得他那首《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啊这歌声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
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
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但是，聪明的俄罗斯公知却从《喀秋莎》当中嗅出了不一样的气息。强调伊萨科夫斯基最好的作品都“没有歌颂党和人民”，显然是体现了其对于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建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满：
共同的“合唱”生活的主题（来自东正教的群体性，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集体原则），贯穿于30年代抒情诗人M.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创作。在早期的作品中他讲到，革命给农村带来了电和收音机：革命为把单个生活活的人们联成一体创造了前提。但集体化的“经验”看来会使作家大为震惊，后来他再也没有谈及这些问题。在他最好的歌词中（《卡秋莎》，《送别》，候鸟在飞》，《侦察兵走在换岗归来的路上》，《噢，我的雾》，《敌人烧掉了家乡的房屋》和其他许多诗歌），没有传统的对党和人民的赞颂，他歌唱的是俄罗斯人内心的抒情气质，对家乡的热爱，再现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转达了抒情主人公内心最细膩的感情。
通过对以上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这部俄罗斯公知所主编的语文课本当中，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的所有红色经典都没有半点红色，反而通通都是强烈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这哪是什么“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简直是除了政治以外就一无所有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是不是俄罗斯公知的确掌握了相关的一些材料，所以才做出了新的解读呢。当然不是，这些红色经典的作者有许多忠于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有很多难以被曲解的红色作品，只不过全都被编写教材的俄罗斯公知选择性失明了。比如说，伊萨科夫斯基并不像教材中所说的30年代起就不再歌颂党和人民了，而是到1949年斯大林70寿辰时，还写下了如此热情的歌颂苏共领袖的诗句：
感谢您，在那严峻考验的年代，
是您帮我们站稳了脚跟，
对于您，斯大林同志，
我们是如此的信任，
或许超过了信任自己，
也超过了信任父亲母亲。
顺便说一下，这部俄罗斯公知主编的文学教材当中所描写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对于作家的残酷迫害”也绝大多数源自荒诞不经的段子。比如说，课本当中谈到著名的右翼自由派作家特里丰诺夫时，宣称斯大林曾经亲自把特里丰诺夫的名字，从斯大林文学奖的一等奖名单移到二等奖名单里：
特里丰诺夫作为人民敌人的家属，克服了重重障碍，考入了文学院，他的第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大学生》（1950）就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获得了斯大林奖金。据说，斯大林曾问过，这是不是那个特里丰诺夫的儿子，小说写得真好吗？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就亲笔把特里丰诺夫的名字从一等奖的名单里移到了二等奖的名单里。不过，获奖并没能使青年作家在文学院里免遭被开除出共青团的厄运，因为他参加作家协会时隐瞒了人民敌人的出身。幸运的是，区委没有批准这个处分，年轻的天才得以从文学院毕业并得到工作。
这个段子的确编的绘声绘色，以至于不仅俄罗斯把这个段子长期写入中学课本，而且很多中国专家也信以为真，在介绍特里丰诺夫的时候都要写上这一段。遗憾的是，无论是最初编造这个段子的苏联公知，还是后来的教材编者，都忘了查阅一下历届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目录。其实，在特里丰诺夫获奖的1950年，其《大学生》并不像段子中所说的获得了二等奖，而仅仅是获得了三等奖第11名。全部获奖名单如下：
因此，所谓“斯大林亲自把特里丰诺夫从文学奖的一等奖降为二等奖”纯属无稽之谈。而诸如这种一戳就破的谣言段子在这部被不少中国学者称之为“客观公正”的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中学课本当中比比皆是，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就不再一一驳斥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号称“文学要去政治化”的俄罗斯公知与中国专家其实是最讲政治的。他们只不过是不许别人讲社会主义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只允许讲反共的资本精英政治。我们也应该从俄罗斯公知对苏联红色经典的解读当中吸取教训，即只有旗帜鲜明的讲政治，不仅要在教材当中恢复红色经典，而且要对红色经典的解读提出明确规范，防止某些教师胡乱解读，才能够传承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