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大清洗”与苏联解体

鹿野

12月21日是今年的冬至，同时也是斯大林生日和苏联解体的纪念日。在25年前的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签订，随后俄罗斯广播电台表示“苏联已不复存在”。（当然，西方人更多的是4天以后的圣诞节使克里姆林宫顶上红旗飘落作为苏联解体的标志，不过我在这里还是采用中国的算法。）一周前的12月13日，英国广播电视台BBC播出了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专访。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一直到最后还在全力维护联盟。因此苏联解体是叶利钦等人发动政变的结果，自己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不应该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唯物史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首先应该明确，唯物史观的确反对历史的个人决定论，但是绝不是说抹杀个人对历史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的第二版序言中就抨击了个人对历史的决定论和忽视个人作用的所谓客观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城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因此，就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间的关系来看。完全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自然是不合适，但是如果完全忽视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把苏联解体说成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归咎于所谓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体制，那无疑同样是一种庸俗的辩护士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也无法解释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能够在斯大林的手下就促使了苏联崛起等问题。在这里，笔者仅就苏联戈尔巴乔夫前后的人事变化谈一谈苏联解体。

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并不是苏联政坛上的特例，恰恰相反，其正是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人事安排以及接班梯队的必然产物。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此后，把大批斯大林时代的老干部，其中包括很多并不赞成斯大林观点的人都通通当成所谓“斯大林分子”进行了清洗。到赫鲁晓夫退休之前，和他同一个时代的老干部们诸如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已经全部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更严重的是，这种清洗导致了一个人事路线上的错误，就是以反对斯大林来划线，于是，最反对斯大林的一批人，同时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开始逐渐进入了干部梯队。这就是所谓的“六十年代人”，又被称之为“二十大产儿”。这些人的具体政治态度有很大差异，有一些人比较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也有一些人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投机态度，但是，几乎没有人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因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几乎都被当成了“斯大林分子”而被列入了黑名单。

后来，勃列日涅夫等人虽然赶走了赫鲁晓夫，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人事路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本人都曾经在跟随赫鲁晓夫来大反斯大林。诸如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便曾经在1957年的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中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等人。而那些人其实还并没有主张给斯大林平反，只不过不太赞成赫鲁晓夫那么彻底地否定斯大林罢了。因此，在勃列日涅夫等人上台之后，不可能自打耳光，改变以斯大林划线的人事路线。从苏共二十大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近三十年里，苏联干部任队伍的任免标准，基本上就是“右了没有什么”，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而“左了不得了”，哪怕比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等稍微偏左一点，就会被视作有斯大林分子的嫌疑而不予提拔。在1981年的苏共26大上选出的领导集体中，比较年轻的领导干部普遍是戈尔巴乔夫式的。除了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以外，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谢瓦尔德纳泽等。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突出的另类，相反较之谢瓦尔德纳泽等同一代的领导干部来说，还属于是中间略微偏左一点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的人事安排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老一代领导干部诸如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在中央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人虽然也赞成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但是他们由于经历比较丰富，知道很多所谓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罪行只不过是自己等人泼出去的脏水，并不能当真。在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里边，也有利加乔夫这种相对比较偏左的人（比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等稍右些，但差距不大），特别是中基层对于西方国家的厌恶更是比较普遍。因此，苏联还远远没有到垮台的程度，甚至如果要是采取正确的人事任免路线，国家逐步好转也未可知。但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以后，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人事任免路线推向了极端，开展了一场全党范围内的大清洗，不断的进行所谓人事大手术，导致国家的局面呈现出无法挽回的态势。

第一次人事大手术是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86年苏共27大。在11个月里，有3人(罗曼诺夫、格里申、吉洪诺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人(鲁萨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2人(切布里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2人(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跃升为委员，3人升任中央书记，即尼科诺大、扎伊科夫、叶利钦(不久升任候补委员)。最高苏堆埃主席团17个正副主席撤掉8人，部长会议正副主席13人，撤掉7人，新补7人。党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变化情况是：党中央24个部撤换了5名一把手，政府82个部委撤换36个，15个加共和国党的一把手换了5个，157个州换了1／4的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总结说：“在四月全会(1985年)以后的短短时间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也都换了新人。这种更换是迫不得已的。这种情况不能也不应当重新出现。”事实上，这一次人事手术导致中央的权力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动。比较稳健的老干部们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而积极鼓吹西方化的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次人事大手术是1988年的苏共9月全会到1989年的4月全会。1988年的苏共9月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有：葛罗米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索洛缅采夫(中央监委主席)，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有：多尔基赫(中央书记)、杰米契夫(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多勃雷宁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苏共中央新设六个委员会，分管党建和干部(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梅德维杰夫)、经济政策(斯柳尼科夫)、农业(利加乔夫，由原二把手降级使用)、国际政策(雅科夫列夫)、法律(切布里科夫)。与此同时，最高苏维埃和政府也发生变动。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任第一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兼任中央书记，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克留奇科夫接任。1989年四月全会是对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一次“清扫”活动，一下子解除了122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中央检委的职务，同时提升了24名新中委。301名中央委员有83人“退休”，157名候补中委中有27人“退休”，82个中央检委有12人“退休”，共122名。被清除的有葛罗米柯、阿利耶夫、索洛缅采夫、多尔基赫、库利科夫(前华约部队总司令)、奥加尔科夫(前苏军总参谋长)等。提升为中央委员的有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法林、科学院副院长弗洛罗夫、乌克兰第二书记伊瓦什科等。第二次人事大手术中，一方面老一代领导人被彻底清洗干净，另一方面，年轻一代中相对偏左一些的利加乔夫等人也逐渐边缘化，雅克列夫和梅德韦杰夫接管了文宣部门，赤裸裸的鼓吹西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成为了苏共舆论的中心工作。

第三次人事大手术是1989年的9月全会。这次全会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有：尼科诺夫、切布里科夫和谢尔比茨基(乌克兰第一书记)，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索洛维约夫(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塔雷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计委主席)，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有：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马斯柳科夫(计委主席)，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普里马科夫(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普戈(党中央监委主席)，升为中央书记的有：斯特罗耶夫、马纳延科夫、乌斯曼诺夫、古连科。这次人事大手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和前两次大手术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动发起的不同，九月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已经失去主动权，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改组明显地带有向反对派势力妥协让步的性质。许多解职人员不过是刚刚提升上任不久，并无明显“劣迹”，但仅仅是因为反共势力不满意，也不得不大批换马。这次手术表明，反共势力已经开始插手苏共的人事安排，苏联的剧变已经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

第四次人事大手术是1990年2月到3月。苏联于1990年2月实行多党制和3月实行总统制。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国家权力中心急剧转移，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核心人物纷纷加入总统委员会，政治局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弃儿”。由于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科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这时已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亚佐夫、昔里马科夫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握有实权的中央委员巴卡京(政府内务部长)、博尔金(党中央总务部长)等都囊括在总统委员会内，苏共中央领导机构出现“偏瘫”，走向瓦解的症兆已开始显现。

第五次人事大手术是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大会期间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由24名委员组成。27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至此只剩下戈尔巴乔夫1人(此次新当选的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只是在1989年12月才进入政治局的)，其余23人全部是“新人”。政治局的实际地位更由于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的职务，而呈一落千丈之势。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首脑及政要，如卢基扬诺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克留奇科夫、马斯柳科夫、亚佐夫等，都脱离了苏共高层核心，政治局实际上也对他们失却了约束和影响。这种做法导致苏共中央从“偏瘫”转向“全瘫”。同时，15个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全部是政治局的当然成员，表面看来是加强了共和国党组织的发言权，扩大了代表性，但实质上是倒退到列宁激烈反对过的党组织“联邦制”中去了。更加致命的是，这种做法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急剧膨胀，苏共中央已经难以遏制分裂势力的抬头。总之，苏共28大以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已经呈现难以避免之势。

这五次所谓的人事大手术时期，叶利钦等反共势力的实力尚未占据苏联政治舞台的中心，甚至叶利钦本人也是直到最后一次苏共28大上才宣布退党的。可以说，这一系列人事大变动均是戈尔巴乔夫一手主导的。变动的幅度之大，频率之高均超过了斯大林时期。也正是这一系列变动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相对比较稳健的，对西方国家持警惕态度的人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全盘西化成为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而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显然，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解体第一责任人的帽子是摘不掉的，其采访中的自我辩解是毫无力道的。

总之，戈尔巴乔夫既是苏共二十大以后长期坚持的宁右勿左的错误人事路线所造成的产物，同时又把这一错误的人事路线推到了极端，于是酿成了历史的悲剧。当然，这个巨大的曲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也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罢了。这就好像冬至固然是夜最长的时候，然而从这一天开始，白天不也就越来越长了吗？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苏联解体会使“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今天重温苏联解体的相关历史事实正是为了不重蹈覆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事安排中，绝不应该只反对左，不反对右，绝不能够让资产阶级自由派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冬至悄然至，满目皆荒草。

霜雪染青丝，红颜弹指老。

喜鹊联河汉，寒星知多少？

鹅毛越千金，真情不枯槁。

雅颂久未闻，天地竟颠倒。

今夕夜漫漫，明日晨光好。

（写于2016年12月21日冬至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