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假如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戴高乐将军昨天从过去穿越到当下，会对英国脱欧作何感想?只怕也是一言难尽。现在欧洲各国所面临的处境，与欧盟成立之初的历史脉络大相径庭。细看脱欧派中，除了极右翼挥舞着排外大旗，也有左翼对欧盟沦陷于新自由主义的控诉和担忧。英国脱欧之后， 其他欧盟国家效仿的可能性陡增，不知欧盟何去何从?

6月23日在英国的确是个历史性的日子，英国人已经为留欧还是脱欧作出投票决定，无论结果如何，欧盟的将来已是欧洲人心中一个难解的结。

金融界一片慌张之际，谁还记得，上周支持留欧的英国国会议员考克斯遇袭身亡，换来留欧的支持率轻微上调数个百分点，令人无限唏嘘。而杀害考克斯的凶手，乃新纳粹份子，因极端民族主义作祟，高喊英国优先而期待脱欧，这与左翼的脱欧原因不尽相同。

在英国公投之际，有不少文章分析英国脱欧情绪高涨背后的原因，大多认为与英国人不视自己为欧洲人不无关系，还有近年难民危机、经济困境，都令极端右翼势力抬头，主张把英国大门向外人关上。

可是，上述现象都只不过是一个果，不仅英国，其实欧盟多个成员国的公民社会中，脱欧声音也此起彼落，导致欧盟危机涌现的深层根源，或许我们先从其概念开始作探究。

原本统合欧洲成一个共同市场这个概念，乃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欧洲过去因民族问题多冲突战乱，二战后想出一个超主权的经济实体，透过自由贸易来把共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在一个共同体下，一来可加强团结，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又可有助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

只可惜其后欧盟很快便给金权集团骑劫了。事实上，欧盟成立的前期，早已由一群欧美银行家在操盘。有欧洲之父称谓的法国外交官莫内(Jean Monnet)，被视为欧洲统合的设计师。虽然莫内是法国人，但他曾参与英国罗兹会社(Rhodes Society)旗下的国联工作，协助凝聚英国海外的殖民地，他又曾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顾问，还与欧美多个大家族有密切的商业关系，其中包括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和德国的博世家族(Bosch)。

此外，莫内与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关系深厚，沃氏多次向莫内献计，为了加快欧洲一体化，可借美国金融力量打通欧洲市场。结果，欧盟前身的煤钢联盟，终于在华尔街发行债券。原本以贸易整合欧洲，最后却以金融入手，并与美国金融产业不可分割。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欧洲也是美国霸权的主要贡献力量之一，这也不为过。

由于欧盟逐渐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附庸，令到大国精英垄断和行事作风独裁有关，致使欧洲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

拥有美法双重国籍的知名社会科学家兼作家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曾多番撰文批评欧盟，指欧盟跟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按金融市场的逻辑运作，并大力巩固IMF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结构调整(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强加于东欧各国头上，作为加入欧盟的入门条件，同时也强迫欧猪国家接受IMF的救援方案。

苏珊·乔治说，欧盟有多位高层曾任IMF要职，两个组织关系极密切。他们要拯救的不是欧债或欧洲人民，而是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地位。她哀叹欧盟愈益不民主，它的实质权力过于集中到高层，里斯本条约(欧盟用以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改革条约)便是一例，这是欧盟力抗成员国人民的看法，两番硬闯通过的条约。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的其中一项权力，就是可进一步在成员国之间扩展私有化的领域，打开所有具有经济效益的服务，面向市场竞争，这包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水等。在迈向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大欧洲过程中，建立统一货币欧元是一个里程碑，它可以令欧盟各国的金融市场统一起来，从而促进资本在欧洲的流通度，以及迫使欧洲税制划一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因此，欧洲公民社会中的左翼阵营，与右翼力推脱欧的排外立场很不一样，前者要反的其实不是欧洲统合本意，而是新自由主义。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高喊欧洲人掌握欧洲的命运，独立自主。如果他仍在生，看到今日欧洲的乱局，将作何感想?

还记得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7年6月12日，在柏林围墙呼喊吗?他高呼“拆掉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其后，这句话成为名句，人们对此津津乐道，认为有千军万马的力量。而柏林墙也确实终于倒下了，随之而来的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终结，终结于西方的“自由”与“民主”的全面胜利，这将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现在想来，“拆掉这堵墙” 背后的意思，其实与真民主无关，却与资本有关，国际资本看准了这个机会，也抓着了这个机会，但也得需借助政治势力和有关思想的传播，知识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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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即振臂一呼，共同全力推动自由市场主宰论，这意味必须扫除任何阻碍资本流通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法律规范、环保意识，以至国与国的疆界。如果无法“拆掉这堵墙”，结束冷战，资本便不能全球流动，由西至东，全面渗透。因此，“拆掉这堵墙”后，跟着有“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式展开，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入黄金时间，至于冷战时期受阻隔的地区也相继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

东欧共产倒台后，当地人民认为他们终于回到欧洲怀抱，其所指的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价值上，他们原本就属于欧洲。因此，东欧各国逐一加入欧盟之举，曾是世界大事。

欧洲联盟历经五次的扩展，尤其第五次扩展把东欧诸国纳入其中，正式标志东欧“苏维埃化”的终结。其实，东欧国家向西倾斜是这么顺理成章之事。华沙约组织随苏联倒下而解体，为填补东欧安全真空，加入北约和欧盟乃是唯一自保之道。再者，他们在经济上急速转型，实有赖西欧给与资金和技术、以及在开拓市场上的援助。

东欧自此扬弃斯大林式威权体制，融入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西方普世价值，新欧洲登上国际舞台。但，融合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欧盟内部所谓“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如何化解彼此间的歧见或障碍，欧盟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是否团结一致，乃是欧盟的重大挑战之一。近年，因着经济和难民危机，东西欧之间再起波澜。

我在匈牙利游走，惊见一示威标语：“欧盟等于苏维埃”( EU = USSR )。示威冲着欧盟难民强制配额而来。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欧盟批评者哀叹欧盟愈益不民主，它的实质权力过于集中到高层，里斯本条约(欧盟用以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改革条约)便是一例，这是欧盟力抗成员国人民的看法，两番硬闯通过的条约。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的其中一项权力，就是不需咨询下可进一步在成员国之间强加推行欧盟经济政策，加上欧洲中央银行可以主导规则，鲜少受公众监管。这种有上而下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大欧洲雄心，在小国眼中，他们成为欧盟独裁的牺牲品。

有趣的是，匈牙利总理Orban竟由此逐步有转向俄罗斯之嫌，向欧盟发出警号。东与西之间，张力仍存。

至于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南欧，对欧盟的疑心更不在话下。我在希腊访问过的前财长瓦鲁法科斯(Yanis Varoufakis)，他在访问中指出，欧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泡沫化的一次结构性问题，造就了银行业界的毒瘤，腐蚀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

谈到紧缩政策，他认为欧盟表面上迫使希腊削减赤字改革，其实另有谋算。他说：“试想，自08年金融海啸发生以来，希腊已经受到压力，进行大幅度削减赤字，可是这举动并没有换来稳定，反而使得希腊更加动荡，进一步削减赤字会迈向更多的灾难，他们如吸血鬼般把老百姓的血吸干抹尽，不管老百姓死活，其目的就是让希腊的债主能尽快收回所借出去的钱。但，这并不表示我不赞成改革，只是目前的改革方向走错了。”

他表示，如果欧盟有决心解决欧债，几个小时便可以解决了，就是加强欧元区的经济基础，建立中央金融制度，集中处理各欧元成员国的债务，推出单一的欧元区债券(Euro Bond)，一步步纾缓危机。

可是欧元区的大国各有盘算，因为如作出这样的改革，这意味着他们不可再为所欲为。因此，瓦鲁法科斯预测，若欧元区解体，欧洲出现几个结盟圈，每个结盟圈都会出自己的货币单位，在过程中当然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大震荡。但政客一般都是短视的，只从一己的利益出发。

欧盟发展至今，实在让人无奈。原本欧洲价值观建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处于劣势，欧盟成员国遂靠向“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现在传统价值再次被高举，势将又有一番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