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曾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过的10多位老人在聚会时，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现任院长一起唱俄语歌。接受本报采访的赵绮莲、李多力等人都曾参加这次聚会。本报记者 赵迪/摄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写道。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在“5•9”前夕，我们特地采访了一些曾亲历过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老人。而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与今日和平岁月里的一切相去甚远。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希望与读者朋友一起了解：为什么俄罗斯要如此隆重地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俄罗斯为那场战争牺牲和付出了什么？那场战争与中国的交集又在哪里？

重 返

5月6日，78岁的赵绮莲将飞往莫斯科，参加由中俄民间组织举办的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她还将作为“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后代与俄罗斯老兵座谈。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旅程，赵绮莲最期待能在莫斯科现场感受俄罗斯胜利日70周年阅兵的盛况，她说：“以前历次阅兵我都会在电视上看，我非常喜欢，那代表了俄罗斯的一种精神。”

赵绮莲的父亲是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史称“9•18宣言”或“9•19宣言”）的起草人赵毅敏。赵绮莲曾经对俄罗斯和莫斯科再熟悉不过。生在莫斯科的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一批背景相仿的来自各国的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的后代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以东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5岁才回到祖国和父母身边。

中国青年报前驻俄罗斯记者关健斌2007年探访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后曾描写道：“在教学楼主入口的右侧，镶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上面写着：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二战无疑是20世纪影响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最深刻的事件。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即便是这群被保护起来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波及。战争的印迹深深刻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所以，当赵绮莲有机会再次重返她童年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时，她仍然非常期待。

开 战

肖苏华是赵绮莲在苏联时的“发小”之一，“苏联和中华”是肖苏华名字的由来，带有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印记。一岁多的时候，肖苏华便离开了投身革命和抗日事业的父母，被送到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他说：“那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是我的同桌，同班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巴巴罗萨计划”为代号，集结了300万兵力，出兵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此打开。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德军进展迅速，一路东进，逼近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势下，肖苏华、赵绮莲等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市。

“混乱”是当时4岁的肖苏华记忆中从莫斯科撤退那天的情形。“撤退时非常匆忙，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是坐大巴走的，莫斯科的街道非常混乱。”除此之外，当时年幼的肖苏华现在记不清太多细节。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外交部新闻官保罗•卡雷尔所著《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一书中，对那时的“混乱”情形有详尽的描述——“1941年10月19日，离莫斯科只有60公里的防卫重地莫扎伊斯克失守后，莫斯科的神经已达到临界点。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满天飞：政府已经逃离，外交使团已离开莫斯科，列宁的水晶棺已被转移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这些故事和传言都有个附言：德国人已兵临城下。”

刚到伊万诺沃儿童院不久，因为战争初期德军节节进逼，离莫斯科只有300公里的伊万诺沃也面临着战火威胁。还要往更东的地方去——儿童院的孩子们又面临着再次撤离。赵绮莲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打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出发。”但这次撤离并没有成功。“因为要运送战争物资，许多工厂、企业也都在向后方转移，火车等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因为等不到车，我们只能留在儿童院。”同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长大、当年6岁的任娅回忆说。

战 时

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娅，对战前战后差别甚巨的生活条件有更多感触。她说：“卫国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生活很好，一天吃5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和点心。”但在战争爆发后，“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普遍的记忆。

“伊瓦诺沃市的人民对外国孩子很照顾，尽量保障我们最基本的食品供应。”赵绮莲说，即便这样，儿童院近200个孩子的生活需求还是无法满足。肖苏华则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没人每天只能吃100克黑面包。”男生总是吃不饱，女孩子有时候会留一口面包皮等饿的时候吃，但是留不住，半路就被男生抢走吃了。

冬天供暖是另一个问题。“战争开始头两年，因为缺少燃料，儿童院常常无法供暖。摄氏零下40度的气温，窗户上结着冰，连墨水都结了冰，我们睡觉都穿着大衣。曾经有人给了学校几百立方米的木材，但校长把它们都卖了，因为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赵绮莲回忆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开垦菜地，自己去砍伐木材。”

种菜也是这群“小不点”共同的童年记忆。任娅说：“胡萝卜、土豆、黄瓜、西红柿、洋葱、洋白菜……各种各样的菜我们都种过。大些的孩子晚上还要看护菜地，睡着了没看住，一些土豆会被同样饥饿的老百姓挖走。”

因为饿，还出现过自己“偷”自己种的菜的事儿。肖苏华记得，饿狠了的时候，他们会在夜里偷偷爬起来，“偷”自己种的菜，“扒出稍微粗一点儿的胡萝卜，洗都不洗就吃掉。”

远 东

今年81岁高龄的姜淑媛，没有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回国后，在华侨汉语补习学校学习时与来自儿童院的伙伴们结识的。1937年，3岁的姜淑媛随母亲、伯父和表哥私自入境苏联，寻找在东北抗联从事地下工作中下落不明的父亲。没想到，因为被怀疑是日本特务，他们一入境苏联就被控制起来审查，她和表哥被送进了孤儿院，后来才被领回到家人身边。

卫国战争爆发时，7岁的姜淑媛与母亲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远东地区在卫国战争时期属于大后方，但那里的人们依然被战争改变了生活轨迹。姜淑媛回忆说：“1941年到1945年战争期间，我正上小学，尽管我们还小，但是对战争的感受却很深。”姜淑媛记得，她的很多苏联同学的父兄都应征入伍，时常会听到苏联同学的父兄阵亡的消息。扩建校舍的工程因为战争而停止。老师会带学生上山采药材，以准备应对可能来到这个地区的战争。体育课上，老师会讲解枪的构造，教学生打枪。三四年级的学生开始学习简单的德语，以防真的遭遇德军。

让姜淑媛稍感庆幸的是：“那时候，来找我们城镇里的同学，总是饿着肚子的。但我们生活在农村地区，可以种地，情况相对好一些。”

空 袭

离战场更近的伊万诺沃儿童院，孩子们还需要经常防空袭。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闪电战”往往是先利用飞机猛烈轰炸敌方重要的战略设施，把对方飞机炸毁在机场，取得制空权。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空袭，但任娅回忆说：“德军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中，等空袭警报解除后再回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

列宁格勒

尽管在伊万诺沃的战时生活非常艰辛，但“儿童院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是幸运的，与战争前线的惨烈相比，他们的“艰辛”不算什么。赵绮莲记得：“有一次，从列宁格勒解救出的十几个孩子被送到儿童院，这些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大夫见到他们时说他们恐怕活不了了。”

列宁格勒是二战东线战场中的一个惨烈符号。电影《列宁格勒900天》再现了当时的那座城市的惨烈景象和苏军的顽强抵抗。

1941年9月，希特勒在即将攻陷列宁格勒之际下令停止进攻，转而用包围封锁的方式发起消耗战。虽然后来这被认为是希特勒在战术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但保罗•卡雷尔在其《焦土：苏德战争1943-1944》中认为，希特勒之所以会犯下这个错误，原因是他“低估了这座城市里苏军的坚韧和顽强。”

由于被围困且补给严重不足，其结果便是饥饿——前所未有的肌饿。任娅看过一些从列宁格勒被解救出的同学写的回忆录，她至今仍记得回忆录中的一些描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成人每天只有200克面包，到后来配额越来越少。每天都能看到饿死的人被小木车运走。人们先是吃马肉，后来吃老鼠。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可怕情景。”

那些从列宁格勒被解救出来的孩子之所以能被解救出来，得益于一条“列宁格勒生命线”，这是德军围困的一个“漏洞”——列宁格勒的腹地延伸至拉多加湖西岸，冬天结冰的湖面可供卡车通行，除了被苏军用来运输战略物资和食品，大约80万列宁格勒居民也利用这个通道被疏散。任娅当时就曾听说：“为了把这些列宁格勒的孩子送到后方，有几辆卡车在湖面探路时沉入了湖底。”

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这是1941年6月30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后提出的口号。

伊万诺沃儿童院也在为卫国战争作力所能及的贡献。赵绮莲将这些“贡献”用工整的俄文誊抄在纸上，她一一念道：

“为上前线的战士准备礼物共550件，每份礼物包括绣花手绢、领带、笔记本、笔、茶、糖果、干粮等等。”

“从1941年6月到1942年1月，共组织94场慰问演出，有14200名战士观看了演出。”

“儿童院师生为前线捐献1151卢布。学校组织义务劳动赚得1370卢布也送到前线。”

“组织挖战壕5次，每次25人参加。参与建设机场4次，每次15～30人参加。”

“学校缝纫班一共缝了烟袋600个、手绢2180块、衣领1810个……”

任娅记得，战争开始两年后，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因为战争，伊万诺沃的一些学校变成了医院，所以她并没有上学。大一点的女孩子会在医院帮忙照顾伤员，大一点的男孩子会为伤员献血，有的人献过好几次。孩子们还会给前线的战士写信，鼓励他们好好打仗。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则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

斯大林格勒

在严酷的战时，赵绮莲跟所有人一样期盼着胜利。但现实是残酷的。“那时候经常开会讲形势，比如红军打到哪儿了。头两年，我们听到的是红军节节败退、不断后撤。斯大林非要保住基辅，结果在基辅被俘的红军就有60多万。再后来，白俄罗斯丢了，乌克兰丢了，德军一直打到了高加索。我们听到前线失利的消息都受不了。到了1943、1944年，形势才有所好转。”

赵绮莲所说的“形势好转”，转折点是广为人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有分析家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意义远超诺曼底登陆战役。

1942年6月，德军开始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1942年8月，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进行大规模空袭，到11月中旬，斯大林格勒90%以上的地方都被德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名将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依然在斯大林格勒市区与德军展开激烈巷战，执行苏军最高统帅“不许后退一步”的任务。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在《斯大林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在战役过程中，崔可夫的部队伤亡达到了75%，但62集团军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垮掉。”当时苏军的《红星》报在社论中说：“第62集团军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德国法西斯部队。”

1943年1月10日，苏联集结7个集团军发起进攻，月底取得战役胜利。杰弗里•罗伯茨写道：“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令欧洲的所有德占区欢欣鼓舞，对提升苏联和同盟国士气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他还引述了1943年2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这次战争中代价最高也最顽强的战场。那里进行的殊死战斗，也许最后会成为这次漫长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之一……在战争的强度、破坏性和残酷程度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无与伦比的。”

胜 利

随着战争形势的扭转，1944年6月6日，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部队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法西斯德国覆灭的进程。此时，苏军已在东线独力对抗德军3年之久。

1945年5月9日，苏联人期盼已久的“胜利日”终于到来。

“战争结束那天，大家都来到镇里的大广场庆祝，一些妇女泪流不止、泣不成声。”姜淑媛还记得当时她居住的小镇庆祝胜利时的情景。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整个镇上几乎没有有健全男人的家庭，男人们要么牺牲在了战场上，要么是瘸腿或断了胳膊。可见，即便是在后方的人民，是对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莫斯科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杰弗里•罗伯茨在书中引述了亲历者的回忆：“那天晚上聚集在红场和周边的有两三百万人之多，他们表现出由衷的欢乐……在街上又唱又跳；所有的官兵都在拥抱、亲吻。他们都陶醉在幸福当中。”

为了这场胜利，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万座苏联城市和村镇变成了废墟；苏联军队的损失是德军的两到三倍；战争共造成2千多万人伤亡，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回 望

70年之后，回忆那段战争岁月，不管是当年生活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赵绮莲，还是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姜淑媛，他们都表示，因为年龄太小又在后方，当时对战争并没有太多恐惧。

类似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心态和感觉，也出现在另一群孩子——“敌军”德国孩子的身上。曾在二战东线战场作战的德军士兵盖伊•萨杰在其回忆录《被遗忘的士兵》中写道，1944年9月，在德军大势已去、他随部队拼命撤离的途中，他看到一支“在最后时刻被组建起来的部队”，在那支“部队”里，一些人已经60岁开外，另一些则在13岁至16岁之间。这些男孩子穿着显然是匆匆拼凑而来的军服，手里的步枪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即将要面对的不可想象的恐怖，而是依旧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嬉戏着。

盖伊•萨杰注视着“这些孩子童年最后的时刻”设问：“全民皆兵的战争，会把这些孩子都吞噬掉吗？德国这样做，是出于英勇或是出于疯狂？谁能够评判这样的战争和牺牲？”

姜淑媛早就过了“不知愁滋味”的年龄。她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说：“可怕！今天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望，战争无疑是可怕的。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们是在战争的前方，说不定就活不到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