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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危机看“颜色革命”

作者:张耀 来源:环球时报

  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接下来向何处去引人关注。那么,这场危机从何而来?在乌克兰政权更迭中西方国家起了什么作用?“颜色革命”在乌克兰算成功了吗?我们请专家做详细解读。

  危机发展到如此程度外部干预是重要原因

  问:乌克兰危机从何而来?在乌政权更迭中西方国家起了什么作用?

  答:此次乌克兰危机并非单一矛盾所致,而是乌克兰国内矛盾爆发和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复合影响的结果。

  就国内而言,苏联解体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近25年来,乌克兰政治上始终未能完成稳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建构,就连一个基本的权力架构也难以确立,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多次反复;经济上乌克兰始终难以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路径,使得乌克兰从原来苏联内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变成远远落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欧洲最穷国家之一;对外关系上乌克兰始终采取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游离政策以试图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乌克兰每次国内政治动荡都成为外部势力干预角逐的机会,从而放大了国内矛盾的激烈程度。

  但就此次乌克兰危机的直接起因而言,并非目前的基辅政权和亚努科维奇政权在政治立场治国纲领上有本质区别导致的,两者的区别很难在传统的政治光谱中获得区分,很大程度上是两者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导致的。

  毋庸置疑的是此次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外部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中,西方国家的干预是导致最初的街头示威失控走向暴力冲突的直接诱因。起先基辅街头的示威只是因为反对亚努科维奇由于与欧盟的条件谈不拢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政策,一直处于可控范围。由于乌克兰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西方国家热衷于使乌克兰脱俄入欧,直接支持基辅的反对派把示威导向了夺权。美国和欧盟的高级领导人或是前往基辅广场上鼓励反对派行动,或是在本国会见反对派领导人面授机宜,并且为长期示威提供各种支持,同时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任何强硬措施予以指责,从而使得局势失控走向街头暴力。

  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结局不尽如欧美所愿

  问:近年来,世界多地爆发了颜色革命,最后的结局是否如西方特别是美国所愿?

  答:所谓颜色革命狭义上特指在前苏联集团范围内爆发的旨在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由前苏联时期权力人物领导的政权,建立摆脱传统的俄罗斯影响、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更加亲西方的政权的所谓革命。它多半会采用街头运动的方式,并且一般会采用某种植物颜色作为反对派的标志,比如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广义上,美欧国家支持的旨在推翻本国传统政权,以西方价值观为号召建立更亲欧美政权的权力更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颜色革命范畴。比如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等。

  判断所谓“颜色革命”的结局到底是不是符合美欧国家的初衷,首先要明确其标准,即美欧国家推动此类颜色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如果“颜色革命”初衷是其表面理由所指向的,建立更民主、更有效的政治制度;推动经济社会的高效率发展;反对专制和腐败等,那么很难说“颜色革命”是成功的。因为几乎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政治上并没有出现根本变化而变得更民主更有效,大多是出现了更多的不平衡甚至出现新的对立乃至国家碎片化的现象,经济上发展状况普遍没有出现好转趋势甚至还不如“颜色革命”之前,腐败现象也没有改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美欧推动“颜色革命”另有目的,比如通过政权更替达到地缘政治、战略安全方面的需求等,也许某些革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在俄罗斯周边建立疏远俄罗斯亲西方的政权、比如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消除长期以来对西方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政权比如利比亚埃及等。当然还有一些地区的“颜色革命”正在推动中,尚未成功,要达到预定目标,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从长远而言,那些已经“革命”“成功”的地区,如果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稳定和改善,即便只是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领域,恐怕也不会真正符合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最终也会出现出乎预料的变局,此次乌克兰危机即是其中之一。

  干预范式遇更多阻力美国号召力大大降低

  问:从乌克兰危机的发展看,美国对不满意的政权动辄发动街头革命,乃至直接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的规则会不会出现一个拐点?

  答:美国以前的规范,以民主自由套住有关国家行动能力,以制裁禁运乃至直接军事威胁和行动,但现在都受到质疑,威信和软实力大大削弱,作为行为规范难以为继。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但其综合实力首屈一指,而且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因为苏联的解体几乎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其外交政策和实现其战略利益的两大支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认为其有权利在某些地区推动符合自己利益的地缘政治变化,同时也认为自己有义务在某些地区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

  冷战后,美国推动某些地区的“颜色革命”的基本模式就是一旦意识到由于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在某个国家发动“革命”,就启动一系列程序,比如,培植亲美反对派势力,利用美国在世界舆论的话语主导权宣传该国执政当局是违反“民主自由”的“专制独裁”,是腐败集团,一旦该国因为某些因素发生街头示威,就在政治和财政上支持反对派逐渐把示威引向要求政权更替的“革命”,同时对执政当局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的行为标上“镇压”标记,警告不得使用武装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以约束其行动能力,或者是单方面渲染当局的暴力行为。由于美国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话语权,使得该国当局只能不断自我辩解,自困手脚,几无任何主动权。如果形势需要,美国则组织起各种制裁禁运等压力措施,必要时美国及其盟国直接发动军事干预,完成政权更替。迄今为止,这几乎已经是一种驾轻就熟的范式。

  相当一段时间“颜色革命”几乎屡试不爽,然而最近这个范式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以往的“革命”成果未能体现,已经“革命”成功的国家并没有出现当初民众满怀热情投入时所希望的前景,其国家治理和发展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不进则退,一些国家还陷入了不断的动荡之中。“革命”对其他地区的号召力和示范效应已经大大减低。

  其次是随着骨牌的不断翻倒,“颜色革命”已经越来越进入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核心区域,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在不断下降,而地缘政治竞争因素不断凸显,逐渐出现了“革命”本身在道义上不占什么优势,容易遭到强烈反弹的趋势。

  正因为这些原因,使得一些地区的“颜色革命”不再顺利,仅仅以单一的美国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难以让“革命”一蹴而就,比如最近的叙利亚、伊朗等,而乌克兰则是集中表现。

  当然,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其“领导者”地位和维护这种地位需要的战略利益,包括实现这种利益的各种方式。但是乌克兰危机表明,再简单地运用原来的“革命”范式,无论是其话语权还是行为方式都不再拥有绝对的道义优势了,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

  软硬实力皆出现问题美国掌控能力在下降

  问:乌克兰危机迟迟没有平息是否意味着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在下降?

  答: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遭到俄罗斯的强力反制,而且现在看来美国也缺乏有效的“再反击”措施,已经成功的“颜色革命”遭到强烈反弹并且最终可能妥协,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危机表明冷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利器效用已经出现了下降。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一再使用主权、领土完整等以往一直被美式价值观攻击的对象来批评俄罗斯的行为,而俄罗斯则利用美国以前的价值观理论为自己的战略利益辩护,并时常对美国双重标准的行为反唇相讥,使得美国在与俄罗斯的外交口舌战中显得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从长远来看,价值观优势和道义话语权的逐步下降对于美国掌控世界能力的削弱是最为紧要的。

  这次危机还表明美国的硬实力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并不是万能的。现在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开始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美国的经济相对实力继续下降是必然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以及欧洲无力短期内解决基辅政权需要的经济援助问题对未来乌克兰危机的走向恐怕有很大影响。在军事能力方面,冷战后美国几次军事成功面对的大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外援、军事力量有限的中小国家,美国还往往能够组织起军事盟国集团共同行动。而目前美国越来越需要直面一些中等国家甚至像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大国,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的效果如何和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将使得美国不得不谨慎从事。一般而言,“颜色革命”对象国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与美国一些盟国的核心利益关系更远,付出大量代价大规模军事卷入非本国核心利益事务很难得到国民和盟国的同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显露出这些迹象。

  软硬实力的号召力和控制力都出现下降的趋势,自然会影响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其实这也并不是美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世界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正在崛起,世界力量格局在迅速变化,世界人民需要一个共同协商的多极化世界,由一个强国来掌控世界并不是各国所需要的。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3月13日《新民晚报》)

  链接一:乌克兰的折腾与被折腾

  贾秀东

  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结果超过96%的投票者选择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不久前乌克兰反对派在搞街头政治时,一定没有预料到,基辅的政治分裂会导致乌克兰领土的分裂。亚努科维奇落跑,临时政府上台,反对派还没来得及庆祝,克里米亚就决意投入俄罗斯的怀抱。

  代行乌克兰总统职责的议长图尔奇诺夫称公投是一场“巨大的闹剧”。这场“闹剧”是怎么形成的呢?按图尔奇诺夫的说法,“入俄”公投是俄罗斯方面操纵的结果。俄罗斯当然是克里米亚公投背后的重要甚至支配因素。但乌克兰危机何以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这与乌克兰的折腾与被折腾有关。

  历史上,乌克兰多次经历被外来势力占领和统治,国内形成的东西部政治分野一直没有弥合,在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20多年里,两派政治力量争斗不已,均分别寻求并受到俄罗斯和欧美的支持与声援。国内的争权夺利往往形成“零和游戏”。俄罗斯与欧美出于各自地缘战略利益,利用乌克兰国内的政治派别,把战略竞争变成了“非此即彼”的“二选一”游戏。

  一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不论如何折腾,本来属于其内政。但对于乌克兰来说,内部政治势力与外部因素和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派都拉外部力量为自己输血打气,给了外部力量可乘之机,这些外部力量求之不得,深深地卷入乌内斗,拉一派打一派。

  纵观历史,环顾世界,这种内部折腾然后被外部折腾、外部折腾又进一步加剧内部折腾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前南斯拉夫、科索沃、伊拉克、东帝汶、利比亚、苏丹等。外部干预的理由和借口因时因事而异。美欧轰炸前南联盟和支持科索沃独立公投时,是不会提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俄罗斯此次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时正是借此反驳西方的“双重标准”。

  在乌克兰内部政治博弈中,各派拉外部势力,本来是希望帮助自己更好地掌握自己命运,在与对手争斗中占据上风,但到头来发现,乌克兰国家命运的主导权很大程度上拱手让给了外部势力。现在,克里米亚的命运,甚至整个乌克兰的命运,掌握在了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手中。

  克里米亚要并入俄罗斯,乌克兰仅凭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以阻止,因此呼吁美欧和北约施以援手。西方动用了对俄舆论攻势和政治、外交、经济制裁,并威胁追加制裁,但看不到武力应对的政治意愿。乌克兰临时政府和亲西方政治势力对此肯定感到失望。但这就是国际政治严酷的政治现实。

  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指出,乌克兰要想免于灭亡并保持繁荣,应作为俄罗斯与西方的桥梁,而不是作为二者对抗的前哨,主张乌克兰领导人应促进各派、各部分的和解。日前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表决时,中国对有关决议投了弃权票,初衷是无论乌克兰国内国外,都不要再折腾,而应寻求政治解决之道,照顾乌克兰各民族的利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但在目前乌克兰局势的各个利益攸关方都只盯住眼前利益和一己利益之时,对中国这样客观、公正的声音一时是很难听进去的。

  于是,克里米亚公投不是麻烦的终结,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端,这种折腾与被折腾循环往复,是国际政治的悲哀,最终受损的还是当事国的老百姓以及各国的共同利益。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3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链接二:听克里米亚人诉说二十三年怨气

  邱永峥

  在克里米亚举行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和俄罗斯承认其独立后,狂欢和庆祝的情景连日来在当地随处可见。18日清晨,《环球时报》记者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看到,大批民众到列宁广场聚集,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18日俄总统普京在国家杜马发表的“克里米亚是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演讲,无疑是对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想加入俄联邦的迫切心情的最响亮回应。无论是在辛菲罗波尔,还是海军重镇塞瓦斯托波尔,通过与克里米亚不同族群、不同职业的人交流,《环球时报》记者也在思考,除历史与民族的因素外,克里米亚发生这些变故还有哪些更多的内在原因?正如当地人所说:“克里米亚已忍了乌克兰中央政府23年。”在这种忍耐中,也包含着对亚努科维奇等几任乌克兰领导人腐败、任人唯亲、执政无能的不满。

  “基辅根本不考虑克里米亚的地方利益”

  《环球时报》记者几天前在俄罗斯转机时,曾遇到专门从纽约取道莫斯科回克里米亚投票的青年亚历山大•辛巴尔,他表示:“我来自克里米亚。我在联合国工作,是特别请假回国参加这么重要的公投。我肯定要投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票,我们全家都投这个票!”亚历山大告诉记者,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公民往来本来就不需要签证,但从长远来看,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显然对克里米亚的发展有巨大好处。

  在很多克里米亚人看来,乌克兰中央政府过去这些年对克里米亚的“不公”让他们看不到本应属于自己的“好处”。加德耶斯科耶地区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迪由基向《环球时报》记者历数了其中的一些“不公”:“从经济角度说,这些年乌克兰中央政府收走3/4的税收,而按俄罗斯现有法律,我们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可以保留至少一半的税收用于当地发展。由于中央政府对克里米亚长期不重视,所以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工资水平都不及乌克兰其他地方。一旦加入俄联邦,我们的工资收入至少要涨一倍。还有,就是今后用的天然气、汽油等价格会比克里米亚继续留在乌克兰要便宜30%。”据了解,在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公布后,克里米亚共和国宣布没收所有乌克兰政府在当地的公产,并准备把两家能源企业并入俄罗斯的能源公司。

  克里米亚首富、拥有乌克兰最大农产品企业的波利修克告诉记者:“乌克兰中央政府几乎把持了重要产品的进出口渠道。以农产品为例,如果我的企业想出口,只能卖给与中央政府有关的一些国企,这些国企垄断了一切,价格更由他们说了算,只有获得他们的许可,我们才有机会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而俄罗斯对农产品的出口持鼓励政策,没有故意人为设立的障碍与平台。这点对于我们企业来说非常现实。”

  克里米亚中国协会执行经理吴成克是地道的克里米亚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乌克兰独立23年,克里米亚人也对基辅中央政府忍了23年。这23年间,基辅中央政府总是将他们的亲信派到克里米亚,然后由他们自己挑总理,从来不顾及克里米亚当地议员的感受。亚努科维奇派来的亲信和之前另一位总统派来的亲信,都对克里米亚人特别强硬,他们都只对基辅中央政府负责。这让克里米亚人怎么可能没有想法?”吴成克抱怨说,这些人在克里米亚占最好的地,搞房地产,然后供基辅高官和自己家人享受,根本不考虑克里米亚的地方利益。

  在克里米亚政界和新闻界都很有能量的波塔平克•捷那基将《环球时报》记者领到苏联时期黑海舰队绝密潜艇基地所在的巴拉克拉瓦镇。在港阔水深的巴拉克拉瓦港,波塔平克指着6座豪华别墅说:“这原本是绝密训练基地,现在却成为亚努科维奇总统的儿子搞的私人滨海别墅!”

  鞑靼人为保持中立放弃公投

  17日晚,克里米亚鞑靼人领袖丘巴诺夫•里法特在辛菲罗波尔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就鞑靼人在此次公投中所持立场及真实考虑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坦言,在克里米亚鞑靼人28万总人口中有18万人有投票权,但参加公投的“不到1000人”。丘巴诺夫说:“这是我们挨村挨户统计后了解到的真实数字。”在公投举行前,鞑靼人向联合国、多家国际机构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出公开信,陈述鞑靼人不参加此次公投的决定,呼吁国际社会能及时介入,调和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丘巴诺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也曾与我们的前主席通了30分钟的电话,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政治需求。”

  丘巴诺夫坦率地告诉记者:“我们并没有如美国与欧洲媒体所说的那样搞政治平衡。”他解释说:“我们没有参加公投的真实考虑是:这次克里米亚危机如果升温或局势失控,那么俄罗斯族人与乌克兰族人肯定会受到伤害,但同时,对我们鞑靼民族来说更是灭顶之灾,28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将无处可躲,甚至面临俄乌两个民族的夹击。所以,我们真的是无奈选择了放弃公投。”不仅如此,克里米亚鞑靼人还做了很多工作,据丘巴诺夫介绍,他们要求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做青年人的工作,要求他们绝对不要受宗教极端思想,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一些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而做出冲动的事情。丘巴诺夫说:“我们告诉他们,鞑靼人的勇敢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也曾与克里米亚当地政府发生过冲突,但这回不一样,绝对不能挑起事端。我们现在继续希望各方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克里米亚危机,我们也愿意做谈判居间的事。”

  公投结果出来前,原本反对加入俄联邦的乌克兰族还在辛菲罗波尔等地举行一些活动,但结果一公布,这些活动人士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族活动家原打算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但17日却临时取消了见面,并坦言:“我现在非常担心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会对我们乌克兰族不公平。”还有一名从基辅来的乌克兰族记者表示:“我们来克里米亚采访,注册与不注册都是问题。不注册采访的话,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克里米亚警察带走关押;如果注册的话,就会被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到处为难。事实上,已经有至少10名乌克兰族的记者被打或者被拘。”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导人丘巴诺夫也向记者证实:“有几名到我们鞑靼村落采访的乌克兰族记者被克里米亚警察带走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克里米亚乌克兰军人心怀怨气

  在克里米亚采访期间,《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的消息称,隶属俄军总参谋部的“Spetsnaz突击队”已出现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市附近。据曾在前苏联远东情报部队服役过的吴成克介绍,该突击队也被称为“黑色突击队”或者“鬼”,他们专事敌后阴谋与破坏行动,1979年曾以400兵力入侵阿富汗喀布尔,实现初期的战术胜利。吴成克说:“俄军这次派出这支部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们主要执行对乌克兰南部地区3个最有战斗力的乌军步兵师的侦察,并且鼓动当地亲俄民众在适当的时候起来反对基辅政权。”

  《环球时报》记者入住的饭店在辛菲罗波尔火车站附近,离饭店不远有一个由数幢3层旧楼组成的住宅小区。如果不是当地人的特别指点,根本无法知道这几幢楼就是驻克里米亚乌军司令部的“家属楼”。49岁的尤里•赛木年科把记者引进他家那套一居室的公寓时,都不好意思说他的军衔是上校。尤里说:“我服兵役整整23年了,乌克兰政府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房子里,21岁的儿子被迫睡沙发。希望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后,我们能过上至少有尊严的生活。”尤里上校是乌克兰族,但他支持儿子投加入俄联邦的票。

  已服役15年的乌克兰现役军官安德烈中校也站在俄罗斯一边,他告诉记者:“除永远也等不到的分配住房外,你如果想晋升,就得向上级军官行贿。更可怕的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弹药库居然只有一名18岁的义务兵看管。现在好了,俄军特种部队接管了这个弹药库,我至少不担心安全出问题了。”50岁的伊万•奥林尼克上校刚退休,这名在苏联时期和乌克兰都服过役的军官气愤地说:“我1984年就上了排队分房的名单,可现在都没有得到房子,除非我能活到100岁才有希望!”这3名乌克兰军官都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身为军人不应有这样消极的想法,但伊万上校还是强调说:“在这里,现在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战斗!我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因为当我刚参军时,我加入的是苏军,我当时的感受时,我保卫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可当它变成乌克兰之后,我觉得我不过是遵守命令,根本没有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国家。”这样的怨气,不知道此前几任忙于内斗、腐败丑闻缠身的乌克兰领导人听到后会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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