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约翰·福斯特 巩志华编译

　　在英国，共产党在大选中从来没有达到法定的票数。最好的结果也只获得了议会的几个议席。然而，作为一个政党，它也曾经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和7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迫使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帝国的统治阶级开始节节败退，改弦易辙，采取了新的统治策略。

　　本文主要关注这种影响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英国共产党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新的工作方式的原因。本文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源于20世纪20年代英共所采取的群众参与的特殊模式。这是从列宁及深受其影响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那里来的。列宁对政党和广泛的群众运动之间关系的理解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分析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马克思与不革命的英国工人阶级的问题

　　恩格斯把1840年的英国宪章派全国协会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明确地把自己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它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尽管该原则由于后来的统一行动而倍受争议。它几乎在每个镇和村里都有大量的会员和分会。为争取普选权而进行的为期两周的1842年大罢工是到20世纪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罢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英国大多数无产阶级被大规模动员起来的条件下进行民主斗争，无异于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直接挑战。

　　然而，在十年间，这种联合的阶级运动已经解体。尽管面向技术工人的单一工会保存下来，但它仅仅组织了不到5%的工人，并且大多不愿意卷入政治斗争。一般工人都被裹挟进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意识形态之中。1846—1847年的饥荒后，针对100万爱尔兰移民的种族冲突也加剧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了转变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分化归因为“工人贵族”的出现。简言之，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技术工人阶层赋予工会更多的自由，而他们利用这些权利为自己谋求越来越多的高于其他工人的收入。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利益成为可能的是英国对世界贸易的垄断。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这种垄断在19世纪90年代遭到侵蚀时，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就开始重新出现了。但是，即便这种贸易垄断继续维持，英国统治阶级继续提供的特权也只是满足了工会中的“工人贵族”的利益，它显然不代表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这种解释以不同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列宁和卢森堡的观点。

　　然而，仔细琢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结合过去40年里“工人贵族”这一概念受到的不断攻击就显得更为重要。对此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这是还原论：它的目的是直接通过经济学来解释意识形态。批评者们尤其反对“虚假意识”这个概念：认为用各种思想、理念和不同消费模式划分19世纪末期的工人阶级的主张有些虚假，是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异化程度的反映。相反，许多人认为只有在一个正常、成熟的工业社会中，人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合理的解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赋予工人阶级在政治体制内一定的地位和活动的空间。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诠释了宗派认同得以扩大的原因。批评者们认为，1850年之前而非之后的这段时期非常特殊和短暂，因此马克思对于革命变革的期望也出现了错位。19世纪末推崇议会改良主义的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思想基础与这些批评者的设想非常相似。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确实突出了唯物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核心的思想应该予以解释。该理论的精华在于它的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将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具体的挑战及统治阶级对此作出的具体反应放在一个统一体中进行解释。它需要辩证地理解，受具体历史条件限制，它并没有简单地认为经济决定政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1842年大罢工之后的几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1843年，当宪章运动以及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达到高潮”时，“工厂主阶级代言人和他们的政治领袖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资本家们寻求妥协并答应“不但增加一倍的工资，还实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马克思接着描述资本家的说客们是如何在宪章运动遭到失败、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被囚禁、工人阶级的组织遭到解散“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的情况下，力图限制早期作出的让步。

　　因此，马克思的确把19世纪40年代看作是一个转折点。但资本家的经济妥协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资本家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要求下“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使用另一种语言”的结果，而实际的让步掺杂了意识形态因素。虽然资本家对工人阶级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对政权的更大挑战却被扼杀，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因此，1885年，恩格斯引用马克思的话说：“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在这里，英国宪章运动的例子非常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积极参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没有几个人能够比他们更了解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他们不断地分析它的变化趋势，以便为在第一国际名义下建立国内和国际新的阶级组织打下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根据他们的判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认为这个基础不会在特权阶层特别是那些试图在已有政党中施加影响的领导者当中找到。正如1871年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基础应该“在伦敦的广大群众中间”。这个问题“他已经与马克思讨论多次了”。第二个结论是认为使劳动人民四分五裂的派别习性应该受到挑战。马克思不断坚持斗争以保证工会能全力反对英国占领爱尔兰，并且扩大到更广泛地反对英帝国主义。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而言，反对爱尔兰移民的种族主义从根本上是失败的。恩格斯认为工人贵族会出现在“成年男性工人为主的地方”。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女工中的工会组织在重新创造真正的群众基础和发动极具阶级意识的工人运动方面会起到重大作用。“新工联建立在不受‘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的群众基础上。第三个结论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惰性是暂时的，取决于具体的物质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些具体物质条件在19世纪末已经面临着挑战。

列宁与英国工人运动

　　列宁非常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英国工人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他已经将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译成俄文。他积极利用该书里的材料批驳俄国的“经济派”以及他们试图将创建工会运动置于社会主义政党发展之前的做法。列宁说这会像英国一样导致资产阶级政治成为统治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突出了“工人贵族”这一概念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识到工会本身即便开展真正的斗争，仍然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的危险。

　　同时，列宁也强调直接、积极参与工会运动的重要性。他引用恩格斯对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拒绝参加“非社会主义”工会的宗派主义的批评，以及他支持爱琳娜·马克思积极参与组织妇女和基层工人的活动。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列宁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革命阶级的政治必须从所谓的“纯粹的”热心夺取国家政权的社会党政治教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与工会运动相结合。必须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开展广泛的民主活动。我们必须回归这条道路。

　　列宁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文本出现在1921年，即直接以英国共产党人为对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篇文章里，作为对“英国工人贵族”的严厉批评者，列宁极力坚持全面参与工会运动的各种活动，包括官方的及工党的工会组织，反对由威利·加拉赫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提出的、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相反立场。列宁也承认，这两位英国社会主义代表非常有经验。他们代表的是改变了英国工会运动的一代人。在此前的20年中，普通的非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的数量，并且大规模的工会代表运动已经形成。1919年到1920年在英国工业中心以工厂里的基层组织、行业协会和街道委员会为基础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这些以群众为基础的基层组织就是加拉赫和潘克赫斯特所主张的挑战国家权力的广泛的阶级基础。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英国的这一代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直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实践的力量。1920年英共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汤姆·曼恩，曾经与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一起创立第一个总工会。1921年他已成为一个改组了的工程师工会的总书记。詹姆斯·康诺利是关于工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的伟大理论家。这些创建新的英国共产党的人也曾经与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工党中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展开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毕竟，他们非常了解在工会运动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工人帮办”的作用。

　　列宁认为，尽管基层的工会运动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依旧是仅仅代表广大的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沙文主义者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依旧控制着工党和大多数官方工会的运动。以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政府领导人劳合·乔治为代表的英国统治阶级深知支持右翼领导的工党反对左派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列宁指出了在官方结构内部为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和避免基层运动被孤立的重要性。只有社会主义者在这些官方结构内部取得领导权，工会运动才有可能作为整体被动员起来反对统治阶级。建立孤立的“政治上正确”的联盟或者只关注阶级基础，这样只会使左派更加孤立。

　　尽管是威利·加拉赫而不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被列宁的观点说服，而这些思想反过来也在新的共产党内得到拥护。然而，这种胜利的取得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在新的共产党的内部保持争论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这些问题是来自那些鲜活的斗争经验。党员不仅仅是拥护那些抽象的理论思想，还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直接的群众运动的实践中获得感性知识的基础上践行这些理论。组织上，1922—1923年间英国共产党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工厂和相邻的社区重建了党支部，在工人运动中实施了统一战线策略。这一时期也见证了那些仍然坚持继承社会民主联盟或英国社会党的宗派主义立场、在群众的阶级组织中只重视宣传不重视实践的人们的失败。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与列宁的政治路线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这一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它为共产党的一系列关键性的介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介入迫使统治阶级处于防御地位，彻底改变其统治策略。其次，接受列宁主义的工作观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提倡积极的、集体性的学习。党的工业干部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应用它。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并且领导革命获得胜利，验证其有效性并且从成功中获得信心，正是这种信心保证英共在1928年后能够长期坚持抵制共产国际转向阶级反对阶级的宗派主义政策，不情愿建立孤立的“红色工会”，并在1934—1935年后加快实施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政策。党员依靠这种信心捍卫了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探索出来的策略。他们自己组织了迫使统治阶级让步的群众运动。

　　我们可以列举三个突出的例子证明这一点：1926年的大罢工、1942—1945年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以及1971—1974年保守党政府的失败。

　　1926年的大罢工。罢工起源于英国政府为保证英镑作为国际金融中的主要货币地位而采取稳定其与美元的兑换物黄金的价值。这就需要大幅降低工人的工资。政府首先将矛头对准矿工，大幅降低矿工的工资。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策略赢得英国职工大会的大多数工会支持为保护矿工的利益采取总罢工行动。罢工计划很快在“红色星期五”得到实施并取得了胜利，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大幅削减工人工资的计划。而英国政府则作好了计划周密的、更严酷的反对罢工的准备，包括逮捕共产党全部政治局的成员，在1926年5月封锁了矿区，故意诱导英国职工大会的领导们违心地向参加总罢工的工人宣传：所有的罢工最终都会失败，并且会造成恐慌和混乱，结果会导致所有行业的工资全面大幅下降。

　　然而，左翼非常有效的准备工作意味着罢工不会失败。相反，它的声势越来越大。左派获得行业协会的领导权，而且行动委员会控制了主要工业市镇大部分地区。英国职工大会的右翼领导人担心自己会丧失领导权而投靠了政府。从内阁文件看，我们现在知道政府自己也很惊慌。由于担心会出现进一步激化的政治行为，政府没有实行全面削减工资，五年以后，英镑被迫与金本位脱钩。与此同时，在政府和国家机构干涉下，稳定了在工党内部以及工会运动中右翼分子的领导权——虽然这不足以阻止继任的工党政府在1931年由于同样的削减工资问题而垮台。

　　1926年大罢工失败了，原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具有战胜大罢工的资源。矿工们失败了，工会组织暂时削弱了。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采取了几乎是逆转性政策。对党的干部有所启发的是在各级工会内以及工人运动中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中必须动员群众统一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这十天的总罢工显示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有迅速提高的可能。

　　1942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事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曾经掌控了1926年大罢工的统治阶级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十年来动用大规模的不充分就业来加强统治，而后又支持充分就业，制定普及社会福利政策，全面改善公民的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制定惠及大众的各项政策。1942年，主要的雇主组织——英国工业联盟的负责人写到：“除非有产者准备好调整自己政策并且作出让步，否则只有进行全面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认为统治阶级的这种转变只是或者主要是共产党介入的结果，可能有些偏颇。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以及世界阶级力量平衡所出现的革命性变化，所有这些都是促使英国统治阶级采取冰火两重天的统治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共产党的中介作用也是关键性的。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产党的广泛介入使工厂里党组织的发展非常迅速：在失业的人群中，在文化和知识界以及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问题上、在工党的内部问题上以及在用民主对抗国际法西斯等重大问题上，共产党的中介作用都非常明显。到20世纪30年代末，共产党在左派内部和工党的外围已经取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在战争中特别是自1941年以来，这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1943年，据信息部估计，共产党的《工人日报》的读者在全国一些地方超过5%，在年轻人中这个比例更大一些。在一些工厂里这个数字则超过了20%。每一个工厂，国家和地区级别的党组织都制定战后重建的计划——通过联合生产委员会得以在生产场所实行，并通过单个工会影响政府实行自己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的主张。同样，军队里共产党的干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年里，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翻了四倍。

　　1945年后，虽然英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国有化措施。但结果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凯恩斯主义在管理社会经济。同时，这些让步进一步限制了英国统治阶级的选择：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充分就业的政策加强了工会运动的组织性。正如马克思早在一个世纪前所预言的，福利国家的出现代表了生产者阶级对无产阶级“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和使用了另一种语言”——在生产场所和工会的工人运动中要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壮大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变化的。

　　1970年至1974年。在这四年里，生产单位里的共产党组织显示了其有效的工作能力。自1945年后的30年里，工人都能充分就业且生活水平也一直稳步提高，但同时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全面下降了。工党与保守党政客们轮流以管理福利资本主义的统治者的身份自居。冷战使共产主义政党在政治上被孤立。然而，充分就业也产生了工厂里的工会代表领导的声势强大、更有斗争精神的工会运动。在这个层面上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很大的拥护。

　　1970年继任的保守党政府试图抵制工人为争取基本工资的斗争，但却掀起了阶级斗争的高潮，最终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政府的武器就是继续减少工作岗位、下调法定最低工资的限制、加强对罢工活动的法律限制。最终在1971年使劳资关系法案得以实施，目的是为了加强工会右翼分子对工会代表运动的控制。这个法案的实施引发了三年劳资冲突，最终导致保守党竞选连任的失败。胜利在望的工党的竞选纲领是比较符合左翼的政治主张——承诺“永远保证劳动人民的财富和权力”。

　　共产党的介入策略有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介入合法的工会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共产党在主要产业联盟内展开工作，如矿工、工程师和运输工人协会，赢得大家对左派政策的支持并获得领导权。第二，介入生产单位：创造了基层的组织。组织保卫工会的联合会，联合工会代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斗争，反对立法中不利于工人的方面。第三，共产党的骨干积极分子积极通过接管和占领工厂的形式来应对政府主导的关闭企业政策。他们以“劳动权利”的诉求作为旗帜来广泛发动工人进行反对失业的斗争，在1971—1973年间工人们接管了200多家工厂。第四，政治上最有说服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新兴群众运动中左派领导人寻求在包括中小企业的地区联盟中占据领导地位，以保护地区经济。

　　结果，职工大会投票否决了这个法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罢工又首次爆发。通过立法来控制工人收入的政策导致不同的行业工人团结起来参加统一的罢工行动。国家对地区经济补贴减少的是利用不充分就业来控制劳动力，使工人成为中小企业的拥护者，这样在苏格兰地区至少对保守党的政治基础造成长期的损害。结果大部分群众开始倒向左派，这也严重地损害了右派在工党内部的领导地位。

　　最终选举结果没有达到左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继任的工党政府对航空、造船和摩托车制造业进行国有化，并作好国家接管石油企业的准备，经过一次影响很大的大罢工的威胁，工党政府废除了所有对工会不利的法律。但是政府内部的右翼利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威胁迫使政府推翻它的许多政策。因此导致1979年大选的提前，政权又回到保守党的手里。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主导下，政府结束了战后福利国家的共识并且推行了更多更严酷的反工人阶级的政策。这说明：第一，英国继续充当经济帝国主义角色。尽管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世界帝国主义强国之一，英国统治阶级依旧拥有相当强的操控世界经济的实力。如果哪一天它不再用这种方法控制世界经济了，它总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再设计出另一个。第二，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它们规模较小在选举中影响力不大，但它们能够动员群众，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工人们联合起来，平衡工党内部各种力量。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绩，它不仅是依靠列宁对于党应该与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密切联系的思想，也依靠它自己在半个世纪内的积极探索和学习获得的经验。

阶级动员：马克思、列宁和卢森堡

　　用约翰·凯利的《劳资关系再思考：动员、集体主义和长波理论》来作为结论部分的开头是最好不过的了：这部著作被看做是在英国劳资关系领域中最有权威的文本。凯利批评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描述性叙述并且呼吁理论上的阐释。他反对以个性化博弈理论框架来解释工人的反应的社会学方法。他坚持英国劳资关系的模式特点——消极与积极之间阶段性的转变，都需要对集体性的阶级动员的过程进行分析。他坚持这种动员的动态变化只能通过人民对社会不平等和阶级不公正的不断变化的观点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正义是何时被理解、又怎样被理解以及什么时候不能被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凯利认为政治积极分子起的作用很大，他们如何“划定”具体的问题来展现宏大的社会正义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正如约翰·凯利所预期的，这种方法毫无疑问是隐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使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阶级与政党之间的问题、消极的“非政治性”工会主义与能够使工会进行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动员的共产党的介入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方法，特别是由列宁与卢森堡继承和发展的方法有进一步深化凯利提出的分析方法的可能。如果凯利的方法是无效的，那是因为他对社会正义得以实现“框架”所需的条件采取了一种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在这方面，他主要依据查尔斯·蒂莉和道格·麦克亚当的思想，尽管他们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内发展——特别是使用了大量的跨文化对比方法。因此，也就没有抓住阶级动员最鲜明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特征。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核心，而这个方法也说明了马克思与列宁对于共产党的特殊作用。

　　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的《集体罢工、政党与工会》一文中又重新提出这一方法。在解释1905年俄罗斯发生的事件时，她强调政治大罢工爆发的“自发性因素”。但是她也强调这种情况不能出现在真空里。这些罢工尽管不能预测，但也是必然的：“‘革命’与‘大罢工’”是唯一体现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的概念，并且具有唯一与必要的政治条件相联系的意义和内容。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些决定因素。卢森堡也强调了每次革命的高潮之后的成果问题。对1905—1906年政府组成的趋势来说，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使新的改革派政府承认当前的工会活动是合法的。在这里，她也把大罢工与“和平时期缺乏组织的经济斗争”进行了对比。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分析非常相似。

　　卢森堡强调“意义与内容”的政治决定论直接将我们引入维果茨基所提出继而又由里昂惕夫发展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的方法中。里昂惕夫强调人民对行动号召的理解方式和反应方式有其固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种方式受到其“所属阶层”的语言意义的影响，而这种语言却客观地嵌入到个人最近的交际圈子里。

　　“个人不仅仅只是站在某个需要作出选择并有各种意义”的‘窗子’前，这些意义——象征、概念和思想——不只是被动地接受选择，而是积极地保持与他所属的人际圈子的人们的密切联系。如果个人在某些具体的生活条件下被迫作出选择，那么不是在各种意义中作出选择而是在通过这些意义所表达和所认可的冲突中的社会阶层之间作出选择。”

　　反过来，维果茨基的追随者沃洛希洛夫强调说，根本性变革的时刻是非凡的，而且是一触即发的：

　　“统治阶级竭力赋予意识形态超阶级和永恒的特征，借以消除社会价值判断内部存在的斗争并使之得到普遍认可。意识形态的内部对立统一性只有在面临社会危机和革命性变革时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在正常生活条件下，嵌入到每个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不能充分显现的原因是现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往往有些保守，好像它真的是能够稳固社会产生过程中的辩证运动的前提条件。”

　　维果茨基将这三部分融合到一起：一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是统治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认知的显性的、永久性的影响;三是“意识形态的固有的辩证特性”，其稳定性和潜在的变革性都取决于特定历史阶段所决定的权力和分配。在面临社会及经济危机时，这些矛盾冲突的物质内容就会受到冲击。

　　在回顾1970—1974年间发生在英国的这次工人运动时，工人运动最精彩的一幕：对克莱德港船坞长达15个月的占领验证了维果茨基和沃洛希洛夫的方法。这起群众运动改变了苏格兰政治并对英格兰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查尔斯·沃尔福森和查尔斯·柯林斯进行的研究中，他们利用工厂会议的记录来分析这个过程指出，四个船坞的不同部门、不同背景的工人团结起来，在面临政府不断使用各种方法驱逐他们的情况下，接管并控制了造船厂。他们的分析表明一小部分共产主义工人及店员(8000工人中有50个共产主义工人及店员)在工人动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共产党从前两代领导人那里学到了保证工人动员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两点：首先，共产党干部必须是工人力量的一部分，长期深入到工人之中，尽管他们长期在思想上是相对独立的，并因替工人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而受到尊重。他们必须能够理解意识形态“内在的辩证特性”的物质基础，还必须能够扎根于工厂之中，与工人同甘苦，说工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其次，他们应该是更广泛的由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的政治集体的一部分，不断地从战略的角度和高度分析问题，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努力理解国际国内阶级力量的平衡。能够使共产主义工人代表赢得1971年在船坞进行的那场辩论的是他们影响结果的能力。他们具有揭示意识形态特征内在的辩证特性和外部的物质矛盾冲突的能力。因此，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它可以胜任两件事。一是揭露大企业凭借国家赋予他们的特权压迫工人阶级，随意剥夺工人的工作权利，降低他们的工作条件;二是证明除在工厂内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外，还可以创造通过建立更广泛的工人阶级联盟来抵制统治阶级政策的新的、有效的、策略性的实践机会。为达到这一目的，具备另外两个前提条件就非常重要了。第一个前提就是苏格兰地区工会运动正式组织机构中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保证其他主要工会和苏格兰的工会大会能够团结一致而做的准备工作;第二个前提是共产主义者对以同样因政府关闭船坞而深受其害的中小企业为基础建立更广泛的反垄断联盟的可能性的战略性思考。通过这种方式，商业工人的共产主义代表赢得了辩论，并把工人阶级逐步从一个充满地方主义和经济上激进但政治上保守的团体在15个月后转变成为一个直接挑战在经济上占垄断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更广泛的地区及全国范围的同盟战士。

　　这让我们回想到了列宁支持的英国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采取的工作方式。列宁认为，在工会正式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是“非政治性的”，因此那些秩序也是非政治性的。这就要求有一个特别的党，为了工人阶级的、存在于工人阶级之中的党，而这个政党会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来挑战这些思想。

　　列宁共产主义政党的观点往往遭到曲解，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列宁为操纵甚至最终以独裁的方式对工人运动进行“外部”干预故意找的借口。罗莎·卢森堡本人在她与列宁的论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这一立场，反而强调自发性在工人阶级意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1901年，列宁只是重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会运动的思想，考茨基也曾用该思想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进行论战并呼吁特别关注工会工作。

　　我们应该记得，列宁自己在1905年和1917年的分析中也强调工人阶级的自发性。他写道，“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盛大节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能够“上演把自己从利己主义和宗派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奇迹”。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这种转变需要革命性的政党，该政党“应该更加全面地推进他们的目标”，实现目标不是靠兜售革命性的词语，而是分清楚革命前进的各个阶段以及巩固革命各阶段所需的合适的联盟。

　　这些观点在21世纪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在一些以帝国主义政权为主的国家中，共产党通常处于相当弱的地位，这在英国尤为突出——特别是长期存在的遍布于所有部门的从业人员及其集体组织的共产党的党政干部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介入的主要方式就是宣传及选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得已而采纳的方式。然而，在当前危机中，有充足的理由重新学习、重新激发并应用整个20世纪学到的来之不易的教训——阶级动员的方式，并且为了它的发展，我们赢得这些在基层中展开的具体的争论的必要性及形成新联盟的可能性。

　　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也有过此类经验。在前苏联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必须同时承担这两个看似孤立但实际上又休戚相关的角色。一个角色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的角色;另一个角色是居于管理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角色。在难以摆脱的帝国主义强大压力的环境下，要将这两个角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有时是几乎难以跨越的障碍。正如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指出,若是列宁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民主政治不能不断更新，抑或是共产党未能在广大工人中起到积极作用，“异化”将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在此期间，由导演谢尔盖·兰圣约翰导演的苏联电影《奖金》关注同样现象：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执行领导权时出现能力的问题。电影的戏剧性源自工作场所内部及其外部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与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标所产生的冲突。此戏剧性在共产党支部的政治活动中得到完美呈现。

　　正如布莱德·恩齐曼德早在1992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文章中指出的，类似的问题似乎在转型政府中很常见。尽管为了稳固民主统治的新形式，新南非共产党不得已与非社会主义力量结成联盟共同执政，但为了进一步发展，保持与工人阶级基层群众组织这些革命潜在力量的合作仍然至关重要。诸如此类的组织机构不应该拘泥于形式或是被驯服为新“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在此所有领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共产党所起作用的思想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意识的进步是一个间断性的且经常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意识领域的中介的、地方的、片面的形式会不断重现，并且正如里昂惕夫所坚持的是先决性反应。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能以集体方式运行的组织。这种方式能够确保组织内的成员把引发矛盾的关键性因素归因于物质方面，并充分相信党有能力去把握其内涵及内在的辩证特性。在此援引马克思的话：“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译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