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初，埃及军队在世俗势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穆尔西总统，让“后革命时代”的埃及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在曾被世界上很多人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两年半以来，埃及仍未能实现起码的政治稳定，“民主化”的“阵痛期”似乎无穷无尽。
美国“拉偏架”，埃及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目前，被军方赶下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政治盟友光明党并未服软，继续发起街头抗议运动，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权力，屡遭军方开枪镇压。埃及的世俗自由派，则支持军方，并筹备在军方“还政于民”之后筹组新政府。不少国际观察家担心，如果埃及军方最终决定取缔兄弟会，迫使其转入地下，那么埃及就有可能走上阿尔及利亚1991年的老路：阿尔及利亚军队在穆斯林政党胜选之后宣布选举无效引发内战，10年残酷内战夺走了约20万人的生命。
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地位远远超过阿尔及利亚，西方希望埃及保持基本稳定，以免邻近南欧遭受难民潮的冲击，也担心埃及的伊斯兰激进武装会在毗邻以色列的西奈半岛坐大。因此，近来美国和欧盟分别派出特使，在军方和穆兄会之间劝和，一方面劝说军方在今后的埃及政治架构给中保持穆兄会及其政党保留一定地位，允许其再次参选;另一方面引诱身陷囹圄的穆尔西和穆兄会的其它高层领导人以放弃总统职位和执政地位为交换获得人身自由。
但是，穆兄会成立近八十年，历经血腥镇压，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自由公正的选举中上台，岂能轻言放弃，承认军方政变的结果?同时，对于2013年7月初埃及军方明目张胆的政变行动，美国及其盟友一开始就态度暧昧，从未谴责，不少媒体报道怀疑美国参与了埃及军队策划政变的过程。政变十多天后，美国国务卿克里称赞埃及军队的行动是为了“在埃及避免内战”。此人在2013年3月还曾访问埃及，与穆尔西总统商议如何提振埃及经济，现在他转眼之间就不再承认民主选出的合法总统。由美国在埃及军队和穆兄会之间劝和，显然是“拉偏架”，很难赢得穆兄会的信任。
埃及的前途相当悲观，目前最大的疑问，不是埃及能否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而是埃及是否会陷入长期内战。
持续动乱背后的主要诉求是民生
其实，穆巴拉克下台两年半以来，埃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终止，流血事件屡屡发生，埃及从未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与其说这次政变是“二次革命”或者“复辟”，不如说它是穆巴拉克总统被推翻以来埃及持续动乱的一个重要环节。埃及的变革与动荡有着多重属性。与大部分中东国家不同，埃及是一个发育相对完善的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严重的部族分立、教派争端和外来劳工或难民问题。埃及人口中99.6%都是埃及人，几乎人人讲埃及口音的阿拉伯语。埃及人口中约91%为穆斯林，其余9%为基督徒(其中大多数为科普特东正教徒)，历史上埃及也没有教派暴力的传统。那么，在已经实现了多党民主竞选的情况下，埃及为何持续动乱?如果说近期动荡的主要原因是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对决，很难解释为何穆尔西政府在自由与正义党并未大力推进伊斯兰化改革、世俗自由派仍然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被推翻。此外，如果强调埃及军人干政的传统，也很难解释为何在1952年纳赛尔上台到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的近一个甲子的岁月中，军队并未发动政变。如果简单的把埃及的动荡称为政府强力封锁自媒体引起民众不满，民众追求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脸谱革命”，也很难解释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网络已经全面放开，甚至军方也通过脸谱网发布信息的情况下，埃及动荡并未结束的现实。因此，理解埃及持续动乱的原因，还需要我们拓展视野，做出更深入的研判。
早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刚发生时，中国一些睿智的观察家们， 就比欢呼“民主战胜独裁”的西方同行们高出一筹，指出这次革命的主要诉求不是民主，而是民生。
确实，两年多来，在开罗解放广场上不断抗议示威的民众，无论是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建立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人以及宗教上更为保守的萨拉菲光明党一边的人，还是站在世俗政治势力一边的人，抑或是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支持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其中坚力量一般都是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年轻人。在政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派政治力量在台上执政，两年多来已经对抗议示威中的暴力行为习以为常的埃及人，恐怕要经受更长时间的动乱和更多的流血。
笔者看来，埃及持续的症结，可以大致用“人口暴增-福利拖累-工业落后-失业严重”的恶性循环来解释。
上图展示了埃及经济、民生问题与政治动荡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
穆巴拉克统治末期的人口、财政与失业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效仿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但在此后的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时代，埃及进行了自由化经济改革，并扩大对外开放。在穆巴拉克领导下,埃及保持了近30年的内外和平，穆巴拉克巧妙地利用平衡外交提高了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地位，并给埃及带来了大量援助。穆巴拉克统治后期，在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与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争夺人心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埃及政府依托石油出口收入和外国援助(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是美国第二大受援国，仅次于以色列)，在能源、食品、医疗、教育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补贴，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刺激了埃及的人口和消费增长。这使得埃及在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养活了8000多万人口。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从1990年到2008年，埃及人口增加了2370万，增长了41%。到2012年，埃及人口已达9000万。从2005年到政局动荡之前的2010年，是埃及经济的“黄金时代”，这几年的年增长率最高达7.2%，最低也有4.6%。
然而，在相对稳定与繁荣的外表之下，埃及经济与社会的恶性循环逐渐形成。
21世纪初，埃及经济增长较快，但是一般埃及人的生活仍然比较贫困。随之埃及政府在西方及其控制下的国际机构的支持下推行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例如，从2004年到2008年，埃及政府推出多项优惠措施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埃及的贫富分化有扩大的趋势。据美国的中东问题专家，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中东项目主任琼· B·奥特曼博士对笔者的描述，21世纪初，很多埃及人一个月只能吃的起一次肉。2005年，埃及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据埃及政府的数据显示，2010/2011财政年度里，埃及的贫困率为25.2%，比2008-2009财年的21.6%上升了3.6个百分点。农村的贫困率更高达51.4%。而按照联合国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标准计算，埃及的贫困人口比例则高达40%，大约有1500万人栖身于贫民窟或棚户区内。
穆巴拉克领导的民族民主党深知，埃及社会中的主要反对派——穆兄会的基本支持群体来自社会中下层，穆兄会广泛的举办慈善事业，那么埃及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搞好社会福利，通过补贴维持能源、粮食等产品的低价格，与穆兄会争夺人心。随着埃及人口增长，财政补贴的压力日益增大。
以能源为例，1993年，埃及的原油出口量曾达到每天51.3万桶，但随着人口猛增和生活水平提高导致本国能源消费增加，埃及的原油出口迅速减少，并在2009年前后成为原油净进口国。 埃及石油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政府始终加大对能源的补贴，将石油产品的价格人为地维持在极低水平。到2011年埃及”脸谱革命”之前,埃及柴油价格每升不到20美分，90号汽油每升不到30美分。这不但给政府财政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导致油价过低使人们不爱惜能源，导致石油产品消费过快上升，形成恶性循环。
埃及人口增长过快，使得埃及保持了相当年轻的年龄结构。2013年1月1日，埃及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高达31.1%，从1976年的40%，37年来只下降了不到9个百分点。因此，在埃及政府的社会开支中，教育也是一大。块儿。埃及长期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制度。21世纪初，埃及的13所主要大学有超过50万在校生，此外还有67所师范学院。例如，开罗大学就有10万学生， 主要大学还包括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亚历山大大学、历史长达千年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世界伊斯兰研究的主要中心)，以及私立的开罗美国大学等。
埃及国立大学的大学生们，虽然能够享受免费教育的福利，但却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2012年，埃及总体失业率约为12.5%，排名世界第72位，并不太高。然而，埃及年轻人，特别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当惊人。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资料，每年约有占总人口4%的埃及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的几乎10倍。2011年埃及革命中涌上街头的，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笔者一位阿拉伯语专业的学妹曾在2010年下半年在开罗大学交流学习，她说在开罗街头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四处闲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有些人还能用发音比较标准的英语跟她搭讪，可见革命前夜的埃及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失业问题之严重。
埃及年轻人的失业严重，与埃及工业落后关系不小。在现代经济中，工业不仅能直接创造大量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还能带动相关的商业和服务业的就业。
埃及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门类极其有限，主要包括纺织, 食品加工、化工、 药品、水泥、金属制造等。埃及的工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2001年工业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17%。2011年，埃及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仅为0.5%，排在世界第144位(中国约13.5%，排名第6)。埃及政府把大量财政收入投入能源、粮食补贴和公费教育等民生领域，让埃及工业长期投资不足，也就很难创业就业岗位，加剧了失业，反过来迫使埃及政府把更多的钱投入民生领域，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近年来，埃及少数能够提供较高、较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如政府中高级公务员、金融机构中高层员工等，基本被那些从小上贵族学校，然后进入西方国家在埃及开设的院校，如“开罗美国大学”等高校读书的权贵子弟占据。这些青年人价值观接近西方，生活奢侈，认为普通埃及人是愚昧落后、在精神上被宗教奴役的。他们的小圈子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出了开罗美国大学的校门，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相反，国立高校毕业的学生对自己在现有体制中上升渠道狭窄，上升预期很低，加之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因此往往乐于投身街头政治运动。
政治动荡让恶性循环雪上加霜
两年多以来，埃及经济-社会状况陷入了恶性循环。持续的政治动荡，迫使执政当局(无论是穆巴拉克下台后的过渡政府、穆尔西政府还是在现在的军政府)为了避免民众造反，把大量资源直接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投资于再生产领域。
在2011年1月埃及“脸谱革命”之后，埃及终止了经济改革，大幅度的提高了社会福利开支，以应对大众的不满。但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让经济增长减速，减少了政府的收入。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埃及“脸谱革命”之前的2010年，GDP增速高达5.1%，而革命后的2011年和2012年，增速仅为1.8%和2%。2011年，埃及人口增长率约为1.96%，因此革命后埃及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在下降。2010-2012年，埃及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测算的人均GDP徘徊在6,600美元左右，没有增长。
在埃及经济中，旅游业、制造业和建筑业遭受政治动荡的打击最为沉重。埃及动乱引发的经济损失，是埃及各派政治力量都不愿看到的。埃及的旅游业在2012年上半年曾有所恢复，各派力量都声称要振兴旅游业，防止对外国游客的袭击。但是，军事政变前后的暴力事件让游客避之唯恐不及。其他行业也受到影响，例如，埃及媒体指出，2012年3月23日爆发的全国性公共交通、铁路以及民航大罢工造成埃及的运力下降了30%―40%，为危机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埃及经济增长在未来若干年中可能都会相当缓慢。
长期以来，埃及政府实施食品和能源补贴政策，即政府先以正常市场价格采购食品和能源，再以极低价格向居民提供，这一政策在两年多的动乱中继续保持，甚至有所加强。以埃及民众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罐为例，2012年3月每灌满一次按市场价耗资75埃镑，但埃及民众只需交纳5埃镑，其余都由政府补。2012-2013财政年度，埃及政府用于能源和食品两项补贴的开支至少占财政总开支的28%。埃及政府每年用于食品和能源的补贴和福利大约占财政总开支的近三分之一，仅能源补贴就占约20%。
但是，埃及政府巨额补贴，并没有以强大的税收能力作为保障。2012年，埃及的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仅占GDP的22.2%，排名世界第143位。2012年，埃及的财政收入约为566.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51位。远远低于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的排名(第27位)和根据汇率计算的GDP(第40位)。美国两位著名法学家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合著的《权利的代价-自由为什么依赖于税》 一书认为，强大的政府财政能力是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中国为22.3%，排名第142位)。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欧树军博士在新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自序中写道，“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步国家与退步国家之间、正常国家与失败国家之间的首要差异，正在于发现人民的能力，正在于基本认证制度的有效程度”。埃及政府既无法“开源”，又不能“节流”，财政赤字越来越多。在2012年6月30日结束的2011-2012财政年度里，埃及政府的财政赤字约为1500亿埃镑，大大高于原先估计的1343亿埃镑，本财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高达11.7%，大大高于原先预测的8.6%。2012年，埃及财政赤字高达GDP的10.4%，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仅低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门、约旦等国家和地区，排名第12位。
两年多以来埃及政府财政能力的孱弱，使得整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为了保持埃及镑的汇率稳定，埃及政府在2011年和2012年消耗了超过一半的外汇储备。为了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埃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艰苦谈判，仍然未能达成协议，这加剧了埃及的财政困难和收支平衡危机。
埃及财政恶化的趋势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埃及石油开采的萎缩而雪上加霜。有报道说，政府用于能源补贴的开支将因油价飙升等因素比上财年大增40%左右。有关预测显示，到2021年，埃及的石油产量将降至日均约58万桶，而石油需求量则将猛升至109万桶。这样，石油进口额将成倍增长，为埃及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政府税收能力的低下，直接影响了埃及的投资率。2012年，埃及的固定资本投资率仅为GDP的13.5%，排名世界第142位(同年，中国投资率高达45.9%，排名世界第3)。这样，埃及工业的振兴遥遥无期。
总之，埃及持续的政治动荡，一方面影响了经济发展，减少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让埃及的国家和私人资本的投资都更加匮乏，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某些产业的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庞大的失业半失业人口成为反对派招募力量的源泉，无论哪种势力执政，都不敢削减福利，这让政府财政更加困难，更难以进行投资振兴经济。这样，埃及经济-政治的恶性循环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埃及政治经济摆脱恶性循环的四种出路短期内都走不通
根据目前埃及政治经济的状况，无论什么势力上台，要打破上述恶性循环，只有四个主要途径：
第一，突然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使得埃及重新成为能源出口国，从根本上改善埃及的财政状况，让埃及政府能在不削减福利的同时，投资基础设施和工业企业。根据现有的油气勘探进展，近年内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大量的持续的外国投资、优惠贷款或援助进入，同时改善埃及的就业和财政状况。据《科威特时报》7月15日报道，科威特派出两艘油轮，向埃及运送价值2亿美元的原油和柴油。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先后声明向埃及援助40亿美元和12亿美元。 2011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崛起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害怕本国王朝统治的稳定性会受到主张伊斯兰共和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然而，对于九千万人口的埃及来说，区区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无异于杯水车薪。至于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政治动荡和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的瓶颈。可能只有一些大国政府鼓励下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战略性的投资才能起到效果。目前，美日欧经济疲软，国际金融资本除了收购一国家和地区的优质资产之外，很难对大量投资于埃及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感兴趣。而新兴国家大量投资埃及，除了单纯的经济回报考量，还则面临两大障碍：一是美国是否允许30多年来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埃及被其他国家的经济势力染指?二是埃及政局究竟如何发展，在埃及的投资和产业合作协议会不会像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随着政权更替而打水漂?
第三，强制削减福利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
在世界历史上，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强制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限制消费，以节省财力进行投资的方法，曾有过成功的例子，例如1930年代的苏联1960-1970年代的韩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若干年度，也曾有超高的积累率。这种方式能够成功的前提，一是政权拥有较高的民众支持度，使得很多民众相信今天暂时勒紧裤腰带是为了明天能过来更好的日子;二是国家处于国际环境险恶的备战状态。反观当今的埃及，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埃及社会处于严重撕裂的状态，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在台上，都会有接近半数的人持反对或消极抵制的态度。在以色列于1980年代初归还西奈半岛之后，埃及也没有强大的外部敌人。因此，埃及并不存在施行压福利保增长政策的内外条件。相反，埃及领导人往往对民众做出同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承诺，而装作不知道这两者虽然在长期来讲相辅相成，在短期来说并不兼容。例如，2005年，穆巴拉克在竞选连任时承诺，在今后6年任期内要创造450万个就业机会，新建1000个工厂，公务员工资提高1倍，改良630万亩沙化土地，新建3500所学校，兴建50万套居民住宅，让每个国民都享受医疗保险，却没说六年之内做这么事情的钱从哪里来?现在，这一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的蓝图已经成为笑柄。
第四，严格的生育控制。
埃及如果施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出生率，若干年后就可以逐步改变年轻人为主的年龄结构，减少每年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数，减缓政府面临的失业压力;同时减少政府的粮食补贴、教育等开支，减少财政赤字，把钱逐步花到发展生产、促进就业的方向去。但是，实际情况是，在穆巴拉克统治的后期，可能是出于防止得罪民众、与穆兄会争夺民心的考虑，曾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削弱;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已经完全没有生育政策了。即使今后埃及军方和世俗派能够长期执政，即使执政团队中包含一些主张控制生育的技术官僚，穆兄会等宗教团体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也将使当局很难下决心认真搞计划生育。此外，埃及与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执政的土耳其和突尼斯是近邻，这两国政治体制的存在本身，对于埃及的宗教势力就是巨大的鼓舞，将激励他们不断使用民主的方式获取政权。现代民主程序中最重要的就是数人头，宗教情感较深的中下层埃及人，可能会以多生孩子作为手段，力图在未来的选举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总之，在埃及目前的条件下，任何打破政治经济民生恶性循环的努力，最多也只能是浅尝辄止而已。在可预见的将来，埃及这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很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民生困窘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