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策略新发展论析
王建礼
巴西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巴西碎片化政党格局中，一方面着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策略，不仅实现了党的政治地位的历史性变化，而且在政党联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纲领和准则，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巴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权利进行着不懈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本质。在巴西政党变局中，巴西共产党一如既往地与劳工党站在一起，努力团结广泛的左翼政治力量，将各种社会运动和工人团结在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纲领周围。2017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同各民主力量、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团结起来，通过劳工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更新党的组织，恢复民主，确立法治，保护宪法，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
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巴西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及其政治定位
1.巴西政党格局碎片化中的共产党组织状况
中小政党的崛起是近年来巴西政党格局的显著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以来，巴西政坛涌现出数量众多且意识形态模糊、没有明确政纲的政党，历次大选中主要政党必须同其他政党结成政治联盟才能赢得选举胜利。2002年以来，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持续增加（参见表1）。2017年4月3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题为《提升巴西的政治水准》的文章中提到，一份针对137个国家，从1919年到2015年的立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在众多国家中，巴西众议院的碎片化现象最为严重。巴西的28个参选党派大多数都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方针或具体的治国目标，近半数的选民在投票一个月后都记不清把票投给了谁。
巴西政党和政党政治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即“虚弱的政党”和“脆弱的政党制度”。其主要表现为：各个政党的成员缺乏应有的纪律性和忠诚度，变换党派成为家常便饭；政党制度化水平低，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呈现强烈的不稳定性，政党联盟成为政党格局中的常态。2016年，劳工党总统罗塞夫遭议会弹劾下台，凸显了巴西“脆弱国家”下执政联盟及其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性。随着2015年巴西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罗塞夫的民意支持率降至8%，继任的原执政联盟成员民主运动党总统特梅尔的支持率也仅有10%左右。巴西的政党及其政治人物在精英主义政治格局中处于“虚弱”的地位和“脆弱”的状态。
在巴西政党碎片化的格局中，巴西共产党努力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群众性政党，党员数量稳步增长。目前巴西共产党有391951名党员（其中约6万名积极分子），9名联邦众议员，998名市议员；同时有81人担任市长，1人担任州长。2013年，党的十三大重申其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特点，即具备现代特点的列宁主义政党，注定要为领导权而奋斗的政党。在2017年党的十四大上，担任党主席长达16年的雷纳托·拉贝罗辞去党主席职务，由51岁的卢西亚娜·桑托斯接任。它表明巴西共产党在实现党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层和党的队伍的年轻化建设增强了党的生机活力和创造能力，为党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巴西共产党提出要有效应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自由主义、工团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教条主义在新的变革形势下，在思想上持一种僵化的防御姿态；自由主义极易使党产生行动上的妥协和思想上的松懈；工团主义限制了党的政治思想的发展，使劳动者阶级对获取国家政治权力产生了懈怠情绪，背离了社会斗争的愿景；实用主义导致党内产生各种自发性的无视党的根本目标的利益集团，在党的机构中产生官僚主义，使党背离战略目标。这些思想倾向会使党降低在新的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战略定位。
2.巴西共产党的政治定位及其斗争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巴西民主化进程中，以劳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巴西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格局。巴西共产党摒弃了长期以来“唯我独革”的“左”的观念和做法，与劳工党结成牢固的盟友关系，主动融入政党政治竞争，参与政治选举，并且成为以劳工党为首的左翼联合政府的一员，实现了从体制外的主张暴力革命的反对党到体制内的主张合法斗争的参政党的重大历史性转变。但是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对于巴西共产党这样的中小政党来说，既是改变自身政治地位的重大战略机遇，同时蕴含着政治竞争的风险。
（1）巴西共产党的自身政治定位。巴西共产党着眼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所面临的新形势，摒弃了党是巴西“唯一左派政党”的教条化思维方式，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开放的革新精神的政党，即“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革命性左翼政党”。其战略任务是建设一个团结一致、具备政治和选举影响力的政党，积极投身政治、社会和思想斗争；以适当方式将党员在当前政治机构中的工作业绩与积蓄力量实现重大社会变革的战略前景结合起来；建设人员稳定、背景广泛、凝聚力强、结构合理、富有斗争精神的基层组织，改变在动员和组织群众运动中软弱无力、单一的、官僚主义的运行机制。
（2）巴西共产党的政治斗争策略。巴西共产党根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放弃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唯一革命道路以及一党专政的政治观念，采取和平合法的方式，实行与劳工党等左翼政党结盟的政党策略，参加政党竞争和议会选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深入持久的民主化运动不仅为巴西共产党进行合法议会斗争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由于以劳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异军突起，巴西共产党随之改变斗争方式，积极支持劳工党并与其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确立“在国家现行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方针。2002年巴西大选不仅是巴西民主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工人出身的卢拉当选总统是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走向新时代的变革共识”，开启了巴西新的政治周期，也是巴西共产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巴西共产党成为以劳工党为首的左翼联合政府的一员，为其有效地开展政治活动以及组织和领导社会运动，进行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平台。
（3）巴西共产党的政治竞争风险。在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中，现行的比例代表制使得力量强大的政党在联邦参众两院都无法获得绝对优势，数量众多的中小政党均可以在参众两院拥有一席之地。由此导致政党活动空前活跃，传统政党与新兴左翼政党在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的竞争和对抗更加激烈，政党竞争的成本急剧上升。无论是卢拉政府，还是罗塞夫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以选举制度为重点的政治改革，即针对市议员、州议员和联邦众议员的选举改革的“列表投票法案”和“竞选融资制度”。2007年，这两项选举改革法案在众议院遭到否决。2010年，罗塞夫在竞选中和当选后均表示将会继续“延续”和进一步推动此项政治议程，以改善巴西的政党政治环境，提高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改变巴西政党组织涣散和党员忠诚度低的状况。以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为代表的力量强大的左、右翼政党极力推动的以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议程，对于巴西共产党这样的力量相对弱小的中小政党形成了巨大压力。巴西共产党反对这一改革，认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需要不断提升不同党派在民主的政治机构中的地位，劳工党政府推动的这一政治改革议程试图以牺牲中小政党的利益来确保大党对选举的控制，由大党来操控议会选举及其运作，把其他中小政党排挤出议会，将联邦议会中的政党数量减少到4—5个。这实际上是在搞“大党政治”，是对中小政党的“反民主的进攻”。列表投票法案强化了大党的政治地位和精英人物的权势，而按照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来确定竞选经费，势必对中小政党造成沉重打击，使选举制度丧失“民意”基础和“民主”含义。
2007年选举改革法案遭到众议院否决被巴西共产党看作“一记警钟”——缺少左翼政治力量的支持，政府将无法前进！在巴西共产党看来，劳工党已由一个左派转变为温和派，卢拉先是同意巴西共产党人阿尔多·里贝罗连任众议院议长，而后不仅拒绝支持里贝罗连任，反而推出了劳工党的候选人，并且与民主运动党和其他“温和派”政党组建了一个秘密联盟。为此，巴西共产党、社会党、民主工党和其他政党在众议院成立了左翼议员集团，拥有超过70名议员，颁布了政治纲领，利用公共事件引导国家发展方向，鞭策政府不断进步，提醒政府和劳工党：左派力量对于民主化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巴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理论纲领及其结构改革计划
巴西共产党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喧嚣一时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指出，马克思主义被看作“过时的理论”，其根源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教条主义的科学本质，它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巴西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运用到对巴西社会现实的分析中，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及其民主的结构改革计划。
1.坚持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独立探索巴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巴西共产党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现代的富有创造性的哲学，给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一件观察社会和变革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运行机制。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则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愿景。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它不是宿命论，而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进程的反映，并且实现了社会科学的真正变革，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新元素。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巴西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模式（苏联模式）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以现有的实际为依托，寻找一条使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链条都能运转起来的道路，因而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强行冒进、一意孤行的激进共产主义是违背辩证法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阶级之间的斗争，从其历史意义上来讲，也将广泛借助于各种方式和工具”。巴西共产党由此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的基本遵循：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不存在一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路径，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一个包括不同阶段和步骤的过渡时期；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有赖于各国共产党人根据每个国家特殊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种族等情况以及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关系，采取独特的方式来实现。
2.向社会主义过渡预备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巴西共产党认为，当前巴西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性阶段。党面临的任务是凝聚和团结民族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力量，通过“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推进一个革命性的、间接的过渡进程，以应对巴西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在政治上，确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终极政治目标。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性阶段，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在一个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里，人民将会居于主体地位，同时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人民将获得广泛的政治自由权利。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政治上的先决条件，从而进入预备性的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一切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主权的、民主的、统一的国家的社会力量，应该在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总的最终的政治目标前提下，为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而进行联合的政治斗争。作为党的主要社会基础的城乡劳动阶级应与广大人民群众、中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维护国家主权的中小企业主联合起来争取政权，塑造民主法治下人民享有广泛政治权利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遏制新自由主义发展。
在经济上，逐步建立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导向的混合经济体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巴西共产党一直坚持列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以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和普遍规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是一个在混合经济中进行过渡的历史进程。巴西共产党特别指出，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方法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新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巴西共产党认为，在向新社会过渡进程中，某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原则将会被保留下来，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必然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其中包括了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合作制）。当然也容许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成分的存在以及处在新的政治权力监管下的市场的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所有制问题上不能仅仅止于混合经济，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应该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在文化上，推动发展多元化多样性的巴西文化，增强巴西人民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因而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观念，反对垄断资本及其控制和主导的大众传媒强加给巴西人民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价值观，提高巴西人民的文化认同，增强巴西人民的独立意识。建设巴西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反对种族主义文化，捍卫巴西文化。
3.向社会主义过渡预备性阶段的结构改革计划
巴西共产党认为，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进程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将巴西社会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巩固现有民主成果基础上进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变革，摆脱大垄断资本、大庄园主和金融寡头等保守势力的统治。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深化民主”“加快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这三个问题上启动和加速变革进程，从而打破巴西国内社会主义过渡期的壁垒。
首先，在深化民主上，要不断完善政党政治体系；实施旨在确保多党制、加强政党实力和扩大政治自由的改革；贯彻落实全新的政治选举制度，为选举活动提供专用公共资金，同时就政党排名进行投票表决。巴西共产党特别强调，在当前巴西政治格局中，要从真正的多党制和多元化现实出发，组建左翼政治力量同盟，努力开展更多前后一致的变革，致力于团结所有拥护左翼政治纲领、反对保守势力的志同道合的人士。将左翼力量汇聚成一个政治集团，对于加速推进结构变革至关重要。
其次，在加快发展上，将促进消费作为在国际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已经黔驴技穷，需要制定一项具有明确增长战略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工业化进程，建立科技创新体系。二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巴西共产党反对掠夺式开发，同时反对“自然保护主义”和“无为主义”；捍卫以主权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战略——保护亚马孙河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捍卫粮食主权；扩大能源生产，充分利用“替代能源”。三是对抗新自由主义。国家应将管理有序且富有竞争力的汇率作为外贸计划工具；管控外部资本流动，抑制投机；制定积极的工业政策，吸收先进的技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确保经济增长。
最后，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要进行民主的结构改革，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家财富中所占比重。一是进行“渐进式税收改革”，对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设立针对投机和暴利的特别税项，缓解社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二是进行“城市改革”，保障城市居民享有各项权利和服务、基础设施、环境卫生以及优质且低成本的城市公共交通。三是加强公共安全，打击暴力犯罪，彻底根除青年的超高凶杀率。四是建立“统一医疗体系”，加大投入，提高管理水平，使民众享有灵活、优质和人性化的服务。五是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将GDP的10%作为教育预算，以完善免费教育，其中包括100%的石油矿区使用费和50%的深海盐层社会基金。六是保障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批判偏见与歧视并捍卫人权。
罗塞夫被弹劾与巴西共产党的应对
巴西政治发展呈现明显的“钟摆现象”，左翼与右翼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治理政策的调整，形成了与经济周期相一致的执政周期。这种执政周期的更替从本质上讲，就是左翼政府的政治目标并不是追求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而是致力于建立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政策范式，而不是制度范式。从先前的罗塞夫政府的构成可以看出，执政联盟由包括巴西民主运动党、劳工民主党、民主社会党、巴西共产党等在内的多个政党组成，其中既有中间派政党，也有保守派政党。不仅如此，劳工党内部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左派”“劳工派”“卢拉派”和托洛茨基派等，其中劳工党内部的左派批评劳工党政府“右转”，背弃了劳工党的教义。虽然在劳工党政府中有像巴西共产党这样的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参与其中，但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政府政策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1.劳工党政府治国理政失误终致政权丧失
从卢拉政府（2002—2010年）到罗塞夫政府（2011—2016年），一直没有解决巴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出口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卢拉政府受益于全球大宗商品繁荣的周期，推行基于消费而不是投资的发展模式，使失业率和贫困率大幅下降，但社会生产率低下且增长缓慢的“痼疾”没有祛除。2014年爆发的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件牵涉到了包括卢拉、罗塞夫和特梅尔以及参议长阿尔马尔等在内的多位政坛重量级人物，随后又爆出罗塞夫和特梅尔涉嫌在2014年大选中接受巴西著名建筑企业奥德布雷希特公司政治献金的丑闻。2017年6月3日，巴西《民族报》报道，由于房产问题以及先前涉及的石油贪腐案，巴西检察院以“消极腐败”为由，逮捕前总统卢拉；7月卢拉一审被判贪腐和洗钱罪名成立，获刑9年6个月。2018年1月，巴西联邦第四地区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并将卢拉刑期增加至12年1个月；8月31日，巴西高等选举法院作出裁决，因卢拉被判贪腐罪名成立，被禁止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
随着经济环境恶化，劳工党政府实行的“消费者社会”模式走到尽头，国内经济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全面爆发。这一切限制了罗塞夫政府在应对选民诉求和实现政治承诺时的政策选择。2013—2015年，针对经济萧条、物价上涨、腐败横行等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冲突和抗议渐趋常态化。2015年巴西爆发了4次大规模反政府游行。2016年3月，巴西爆发了遍及337个城市、360万人参加的巴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要求罗塞夫下台，支持弹劾罗塞夫的民众比例一度高达68%。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劳工党政府治理政策的失误，它虽然降低了巴西社会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但是在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和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较低，这种以低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政策忽视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度和经济社会需求，使其成为大规模游行抗议的主角，造成政府支持率持续下降和政党的社会基础流失。
经济衰退引发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社会抗议行动，劳工党深陷腐败丑闻，劳工党与主要联盟党——民主运动党因政治理念差异导致矛盾愈益加深。2016年3月29日，民主运动党主席、副总统特梅尔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并要求在政府担任部长的7名民主运动党人以及数百名中层官员辞职。作为执政联盟最重要的成员，民主运动党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第一大党，民主运动党的退出导致执政联盟彻底破裂。2016年8月31日，参议院以61票赞成、20票反对（其中只有包括劳工党和巴西共产党在内的六个政党投了反对票），通过总统弹劾案，罗塞夫被罢免总统职务，特梅尔正式继任总统。
2.巴西共产党对罗塞夫被弹劾的看法及其策略
劳工党将罗塞夫被弹劾看作以民主运动党和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右翼势力及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发动的一场没有军队的“议会政变”。巴西共产党认为，这不是弹劾，只是披着弹劾外衣和形式的犯罪和政变。政客和企业家、社会重要部门联合起来，让政变成为现实，这不仅是针对总统，而且是针对整个国家，是要改变政治格局。在此之前，针对保守势力提前举行大选的要求，巴西共产党认为应该通过全民公决，让人民来决定，以此促使多位参议员在弹劾总统问题上改变意见，挫败了政变阴谋。
2013年6月开始的社会抗议活动导致的白热化政治斗争，引起了巴西共产党的密切关注。巴西共产党始终秉持鲜明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主张：第一，捍卫联盟伙伴的团结与合作，但拒绝做他人的“追随者”，保持在政府中的政治独立，对政府治理失败及其根源提出批评。第二，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动员活动，认为抗议示威活动是过去十年各种遗留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应该站出来为自身权利和巴西未来而斗争。这表明了变革需要加速，以彻底根除数百年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政府应该倾听街头民众的意见，并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提供服务。第三，揭露反对派弹劾罗塞夫的政治目的。在政治斗争中，要深刻认识到为涌上街头的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意义，并同主流媒体操纵社会抗议行动进行斗争。保守势力利用抗议示威活动的目的在于实施反革命和政变阴谋，利用强有力的手段对抗年轻的进步历史周期，不断使政治斗争白热化，打击处于权力中心的新兴力量。巴西共产党认为，只有在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才能彰显阶级利益的本质。
巴西共产党在政党变局中，坚定地同劳工党站在一起。2017年巴西共产党十四大的主题便是“广泛的阵线：巴西的新道路——民主、独立、发展和社会进步”。罗塞夫向大会致辞，卢拉参加闭幕会并发表演讲。大会决定继续与劳工党结盟，参加2018年大选。在2018年10月巴西大选中，巴西共产党推举曼努埃拉·达维拉作为劳工党候选人费尔南多·阿达的副手，参加总统选举。在第一轮获得31342005张选票，29.28%的得票率；在第二轮获得47040906张选票，44.87%的得票率。在众议院选举中，劳工党获得10126611张选票，得票率为10.3%，获56个席位，比上届减少13席；巴西共产党获得1329575张选票，得票率为1.4%，获9个议席，比上届减少1席。在参议院选举中，劳工党获得24785670张选票，得票率为14.5%，获4个议席，加上未改选议席，共计6席，比上届减少6席；巴西共产党获得1673190张选票，得票率为1%，没有获得议席。而巴西社会自由党的极右翼候选人、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博尔索纳罗在总统选举第二轮中以55.13%的得票率当选。
巴西共产党指出，博尔索纳罗极右翼政府的建立，巩固了2016年8月政变的成果，他以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和说教来对抗民主力量，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其明确决定要建立一个独裁政府，用血与火去推行超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计划，必将对拉丁美洲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大选期间，博尔索纳罗就已经成为在巴西人民中间推行暴力、不容忍和仇恨的罪魁祸首，因而必须在全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组织抵抗和有力的反对活动，从联邦议会到其他立法机构，逐步扩大到社会运动、工人组织、商业界、学术界、艺术界、司法界、宗教界和政府机构成员，民主阵营的州长和市长们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巴西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保卫民族、民主和巴西人民。巴西共产党向巴西人民表达了坚定的信心：尽管国家面临着严重威胁，但是博尔索纳罗想要埋葬巴西的民主也绝非易事。民主深深地扎根于巴西土地，是经过了许多斗争和牺牲才赢得的，从千百万人支持劳工党和巴西共产党候选人的情况来看，多数人必将起来保卫民主并再次取得胜利。为此，巴西共产党向巴西人民和所有民主力量呼吁，从现在开始建立广泛的联盟，开启爱国的、民主的和大众的征程，阻止独裁政权恢复，保卫民主、巴西和人民的权利。
巴西共产党政党策略和改革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意蕴
从世界工人运动的视角来看，相对于共产党来说，社会民主党是右翼力量；从世界政党政治的视角来看，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社会民主党是左翼力量。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阻碍合作；合作是客观的需要，但不能泯灭差异。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于深入考察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受压迫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巴西共产党奉行的同劳工党结盟的政党策略及其所提出的改革纲领，不仅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民主化进程中以劳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群体性崛起的政治生态，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且将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进而实行民主的结构改革作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目标，最大限度地凝聚了社会共识，避免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冒险主义。
1.适应巴西政治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不应该以任何“宗派的”原则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可以而且应该与其他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进行联合斗争，不应该以唯一革命政党自居。这种联合斗争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前提。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左翼政党的合作与共同行动，一方面“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另一方面要“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这是绝对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是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的，并且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使党取得最大的成绩。巴西共产党积极利用巴西深入持久的民主化进程的成果，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和平合法的方式，在国家现行的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一方面顺应了巴西左翼政党群体性崛起的新的政治形势，另一方面也是有效应对和解决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的必要手段，由此极大地改变了党的传统政治形象，提升了党的社会影响力。
巴西共产党在左翼政治周期内，站在进步的左翼力量一边，贯彻联盟策略，积极投入选举活动，相继建立了“为了巴西延续改变联盟”“人民力量联盟”等各种形式的“人民民主阵线”，并同代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巴西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垄断媒体、保守的天主教势力以及外国垄断资本进行了激烈而紧张的选举较量。在联合政府运作中，巴西共产党坚持政治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和谋求党在巴西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巴西共产党始终强调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全体巴西劳动者利益奋斗的目标，对政府采取既合作又斗争的批判性立场，严格区别“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在党的路线与政府行为发生冲突时，党必须在一般战略利益基础上作出决策，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要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巴西共产党指出，无论是卢拉政府还是罗塞夫政府，都受到了变革与延续、创新与守旧之间激烈碰撞的制约，处于“前后矛盾且限制重重”的境地。而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则是新自由主义投机势力在政府内部的一块强有力的“飞地”。劳工党在联盟内部发挥支配性作用以及推动过渡的可信度方面依然存在局限性和短板，因为它经常持中间立场或妥协心态。巴西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使罗塞夫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面临着重重限制，政治基础脆弱，并最终导致执政联盟彻底破裂，摧垮了罗塞夫政府的执政基础。这不仅对劳工党的政党形象造成了不利影响，也给巴西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2.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巴西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既要考虑到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又要充分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状况，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在巴西共产党看来，在长期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主导下，巴西已经成为一个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再生产模式（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和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的依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国家。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指出，“依附国经济不是可以躲过危机的简单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像巴西这样的拉美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经济主体是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的”，“这些国家作为原料和农产品出口者参与世界经济时，它们所发展的是一种市场经济。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发展到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特点”。因而巴西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现阶段巴西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既不是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更不是进行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而是处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准备的阶段。巴西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逐步积累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是现阶段巴西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及其变革计划的核心指向。
巴西共产党强调指出，现阶段党的纲领和结构改革计划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计划，它要解决的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性问题”，而是巴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性阶段面临的特殊问题，为应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造成的矛盾和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措施。党的纲领计划是在巴西突破资本主义藩篱、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框架，尚未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其目标是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初步过渡；进而战胜食利的新自由主义，巩固国家主权，深化民主，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拉美一体化。
综上所述，在可预见的时期，巴西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向前发展，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还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发挥作用，但是巴西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巴西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彻底的结构性变革的难度和风险，在既定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中进行具有社会主义向度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巴西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在于使进步的社会力量获得政治权力以及进行革命性决裂，为把巴西带入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但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巴西式道路不可能不充满矛盾，甚至是局部的挫败，巴西共产党的未来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姜辉：《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新格局、新特征、新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2]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3]潘金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4]郭春生：《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1978—2016）》，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5]杨素群：《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