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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做国际政治研究的，首先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服务，不仅要研究和总结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更要研究和总结大国，特别是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挫折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避免曲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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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的两大前提

文明是怎么产生的，文明就是在阶级的反抗和压迫中产生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没有国家，革命便没了方向，而没有革命，国家则不能出现。西方是如此，东方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是如此，无产阶级也是如此。

大国崛起——比如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等的崛起——都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革命都是新兴大国崛起和旧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因而，否定革命、从而看不透甚至否定国家的本质——这无异于否定自己的身世——无一例外地都是造成大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为此，列宁在十月革命临近爆发的前两个月专门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告诫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学习资产阶级，也要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本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 （以及大资产者） 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注意到，每当历史处于关键时刻，有关革命以及革命的目的即国家问题都会出现激烈的理论斗争，为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开篇便声明：“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者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看不透这一点，在他治下的苏联，意识形态告别了革命，从而否定了国家的本质。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在当时，英国人立即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捕捉到了战机。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发表讲话，认为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倒向了西方普世价值。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下了。

与此相反，每逢历史出现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总能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并由此引导中国度过难关、走向胜利。与十月革命前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一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告诫新一届领导集体：“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历史表明：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国家理论的本质是革命和专政的问题，而放弃了革命，也就放弃了构成苏联文化自信最基础的原则——列宁主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底苏联解体。打倒苏联的正是向苏联人灌输普世哲学的西方国家。

学问要与国家的前途共命运，只有如此，我们的学问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入。中国古代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大学是研究治国理政学问的地方，而小学是研究具体技能的地方。中国人自古就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国才能发展具体的技能。所以，《大学》中没有所谓的纯学术，在这里，“家”与“国”是联为一体的，学术与国家也是同命运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国家崛起仅靠“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斗争，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新中国是经过革命洗礼而诞生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是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下了。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

用长期和渐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放弃革命、继而放弃斗争是西方殖民文化中最隐蔽的内容。

英国给自己的民族讲的是莎士比亚，讲唐璜，讲拜伦，讲雪莱，有主义，有理想，但是对殖民地人民讲什么呢？他们让殖民地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只能向西方人讨“饭”吃，自己不能有自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遑论自己的国家。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方式是把殖民地人变为“找食”者，而把英国人自己变成“造食”者。造食得要有造食的文化，这个文化是殖民文化，其核心是否认殖民地人民革命从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正当性：他们自己可以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丘吉尔等占领道德和学术至高点的人物，至于殖民地，英国人告诉那里的人民：你们是出不了——当然也不允许——这些人物的；你们没有伟大、崇高、英勇、正义等，这些东西只能去西方找。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像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英国给印度塑造了一个最大的“英雄”，这就是甘地。甘地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殖民者突出宣传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将甘地塑造成不反抗的“圣雄”。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印度人民放弃革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可以将印度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人民的解放非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黑格尔对印度文化的概括更为精辟，他说：“大体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嗅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政治行动。”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用普世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就会抽掉了这个国家的价值基础及建立其上的国民文化自信。现在看来，在革命以及国家问题上，“使劳动者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在革命之前，即使在无产阶级建立国家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承认还是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建立的国家的必要性，都是促成社会主义国家兴亡的关键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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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走向并主导世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首先具备的是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国家是一个生命体，它本身也要吸取外部资源以供养人民。一个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大，这个国家的发展就越有动力。

今天许多人讲“全球化”，似乎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全球化，这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事实。历史是连续的，连黑格尔都说“世界历史有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在今天的工业全球化之前的中世纪，曾有过农业全球化。与近代率先进入工业生产的国家较快崛起的道理一样，那时，率先进入农业生产的国家获得较快崛起的条件。最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世纪的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因为当时的价值是以土地来衡量：有土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兵丁，有兵丁就能打仗，有了战争的胜利就有更多的税赋。税赋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税收多的国家，就会获得较快崛起的条件，其意识形态及文明样式就会成为世界文明的引挈。

所谓“全球化”，就是国家从全球范围不断汲取资源和交换产品的过程。中世纪时，中国曾引领“经济全球化”之先河。农业全球化也造成那时的农业民族都是向世界强势开放的民族。此前，华夏先民也曾有过世界性的“远征”，印第安人就是从亚洲大陆向东亚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所以较早发现北美大陆的是华夏先民，不是哥伦布。中国是顺应农业全球化时代潮流而崛起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汉武帝时期，中国气候骤变，迫使北方匈奴人南犯中原。匈奴人被打败后就向西方流动，由此产生的各民族的动荡一层层地向西方压去，结果把罗马帝国冲垮了。今天的北美的印第安人和东欧的匈牙利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东方人的后裔。

接着就是13世纪蒙古人对欧洲的远征，这次远征对欧洲，尤其是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说，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有蒙古人的彪悍特征。蒙古人衰落后，其空间就为俄国人占去了。彼得大帝改革奠定了俄罗斯近代文明的基础，而这种文明的出现当然也有蒙古人的贡献。马克思干脆说：“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

在农业全球化时代，东方人对西方这一拨又一拨的大冲击，迫使西方世界向东方全面开放，西方人由此也对东方人——确切地说就是中华民族——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敬畏有加，以至东方成了“财富”的象征。西语的“东方”（古法语、拉丁语oriens；英语orient） 一词，均与“珠宝”、“定向”、“目标”等意思相联系。在西方人的东方观中，无法征服的中国——与印度相比——则被赋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 （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 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黑格尔还说，“太阳——光明——从东升起来”；“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

造成中世纪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的顶礼膜拜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在农业全球化中所处的领先和主导地位。13世纪后半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感觉，就像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去美国的感觉一样。

“王侯将相宁有种”，家国运势不守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天生的文明大国。中国在中世纪时曾是世界强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级大国”。我们农业发达，在农业全球化的时代，不采用农业生产的民族是不行的。在农业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了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与西方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的世界观相比，中国人的世界观有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正是这种世界观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引领世界。曾以金钱和拳头打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仅是一段传说，而古代罗马、中国和近代英国、苏联、美国，都分别为西方世界和东方的世界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贡献了更为先进的世界观，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引擎。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人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这句话不够准确。与中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仅凭农业而是凭其较同期其他国家更先进的世界观立于民族之林的道理一样，实际上，英国人主导近代文明的原因是他提供了较封建时代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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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教训

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兴起，工业文明以市场、矿物质资源等而不仅以土地为价值载体，这使得以东方为主流的世界逐渐让位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建立在以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帝国都衰落了，只有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并再次崛起于21世纪。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罗马帝国没有了，阿拉伯帝国没有了，哈布斯堡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当下的美国也日薄西山，而我们中国却在东方延存了几千年：它不仅安然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而且还使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进入21世纪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深究起来，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几千年能延续下来且能数度回春，大概有地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先天条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地理版图过于破碎的国家，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及文明的延续能力都会受到天然的制约。看看世界历史地图，为什么中世纪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早消失的是“巴比伦王国”？这是因为中亚两河流域的国家太多且对等破碎。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希腊文明，它与古巴比伦文明一样较快地消失了，也是因为希腊城邦过于且对等破碎，这使得北方的马其顿很容易征服希腊全境。罗马崛起并统一地中海后，马其顿又为更大版块且没有周边制衡的罗马所征服。

公元800年，也就是在我们唐朝的时候，欧洲也曾被查理大帝统一过，但到公元843年欧洲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一纸《凡尔登条约》给一分为三了，自此，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因对等破碎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种破碎性持续深化，最终演化出目前这种中间小四周大的版图。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原因，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可以操纵欧洲并主导世界政治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的破碎化使英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这也使英国人学会并熟悉了用制造分裂的手段来弱化其对手国家的经验。由此反观同是岛国的日本，由于其面对的是在东亚大陆处于主体版块地位的中国，则始终不能获得英国那样的地缘战略优势。

有人会说，那印度和埃及不也是保留下来的大版图国家吗？其实，它们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大版图是中国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需要捍卫出来的，而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英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保留下来的。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埃及这三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我们会发现，印度和埃及其实也是破碎的国家，与破碎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是，它们的破碎性是内在的。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是类似中国长城那样的护城，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

印度国内小城墙古迹多，神庙多，庙里的神位多，这些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地众分说明国家分裂，神众分说明精神分裂。英国历史学者埃德蒙·R.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发现英国治下的缅甸教派林立，而“教派归属很好地充当了分裂的标志”。

中国也是大陆国家，亚洲大陆国家也有破碎性。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是不对等破碎，有中国这个主体版块，中间大四周小，这决定了中国在东亚的主体地位。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版图的地缘政治状态有利于地区稳定。欧洲人到现在还怀念古罗马，因为古罗马使欧洲统一；拿破仑也羡慕中国在亚洲的主体版图，据传他说中国是沉睡的雄师。欧洲国家在政治上是破碎的，破碎就没有合力。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就是因为它面对的欧洲是一个破碎性的板块。英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但欧洲大陆的破碎性让英国人大获其利。英国在欧洲扶弱抑强，让欧洲内部无休止地内耗。而日本则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整个西面面临的是一个整体性大陆。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短。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 （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

中国人比欧洲较早地经历了大约250多年的战国众分的痛苦，这使中国人对分裂所产生的恶果有比较深刻的总结。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战国之后，中国在国家统一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秦朝的统一。长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共识的凝结。中国人的大一统共识反映在认识领域的各个方面。

在处理物与人之间的矛盾时，其方法也总是“劝和不劝分”。这反映在中国文字中就是：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荀子·议兵篇》：“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于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韩非子说：“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中国传统上信奉“不二法门”，意亦法门不二。二，反也。中国人说，止一为“正”，不正为“歪”；“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财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远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对、相反。

西方人比较难理解东方的“和”的概念。重于分析的西方人要么是1，要么是-1，对处于1和-1过渡状态的“0”很难理解。微积分由西方人发明是必然的，生生将圆弧线上时刻处于变动中的每个点变成不变的直线，将变定格为不变，这样才能进行计算。西方人碰到国际矛盾，首先考虑的是分而不是和，其结果是将欧洲的版图掰成“微积分”。东方人这种“劝和不劝分”的思维定势，使我们的国家的大版图几千年来始终保持至今。黑格尔明白这一点，他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

欧洲不是也崛起了吗？

要知道，欧洲崛起的历史条件是世界农业文明普遍处于衰落阶段。正是这种衰落才使欧洲比较容易地先征服了拉丁美洲，再征服了非洲。这样就把两大洲的资源都掠夺来供给欧洲的原始积累。这是历史的一个特例。即使有这两大洲的资源供给也没有解决它由极度的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极度的社会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革命问题。

说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一个历史的特例，是由于欧洲是世界最初的资本主义发源地且无任何积累铺垫，因而它比后来的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原始积累。它不仅榨干了拉丁美洲、还榨干了非洲，最后来发动亚洲战争。1840年，为什么欧洲到亚洲打鸦片战争？这是因为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掠夺拉丁美洲和非洲之后还是不足以解决欧洲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问题。1840年的欧洲，两极分化已很严重，正因为如此，1848年的欧洲诞生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一句话，有资本就会有穷人；有穷人，就会有革命。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提供的大量反映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资料，使人不能不相信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要敲响的预言，这说明欧洲当时的发展已不可持续。但是，欧洲的丧钟响是响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欧洲从19世纪开始又征服了亚洲，尤其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亚洲财富在暴力征服下回流欧洲，这样，欧洲就出现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当时叫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为什么会有和平与发展？就是因为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流向欧洲。结果是欧洲富了，而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亚洲则陷入贫困并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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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的“革命”，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的教训

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和平主义，他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过政权，以低成本“革命”，换来的却是未来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独立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没动，这庞大的利益集团纠结在议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使政府难有作为。在印度搞基本建设的成本要比中国大得多：凡事都不能绕过产权。雁过就得拔毛，印度的铁路系统，都老化得不成样子，但动不了。当时尼赫鲁没有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他想只要搞生产，国家就会强大。结果他发现越生产穷人越多。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经过调查发现，都是资本家和各式各样的产权垄断者将财富的主要部分瓜分了。尼赫鲁后又来中国学社会主义，但是印度没有经历过革命，很难借鉴中国的经验。在印度，作为国家基础人口的劳动者没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能力，市场就不能扩大，这样一来，国家创新技术就不能通过民用途径孵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民族技术能力，结果就只有依靠国外技术。

1948年中国和印度都面临分裂的局面，但结果是印度从统一走向分裂，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绝对掌握着军队，这使得毛泽东能顶住苏联阻止解放军过江的压力，而印度的军队则掌握在英国人而不是印度国大党手中，这使得尼赫鲁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的局面，只能顺从英国的“建议”。这么一个差别，导致了中印在建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的合分形势。这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对在世界大国博弈中总体上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印度曾是支持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财政的关键支柱。英国人帮着印度保留下大版图，但将其内部彻底碎化了。保留大版图是为了大不列颠世界帝国的“长治”，破碎的内部社会环境是为了保证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久安”。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将印度从内到外，从物质到精神都碎化了：宗教是破碎的，区域是破碎的，社会是破碎的。马克思对此评论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英国人为了将来重返亚洲，在离开印度前就给印度留下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英国人在印度时，碎化了印度的社会结构，离开印度前又肢解了印度。面对印巴分裂，尼赫鲁无奈地说：“统一总比分裂好，但是一种强迫的统一是一桩虚伪而危险的事情，充满了爆发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认可了印度的分裂。据说英国当时有人想把分裂的地方选在位于印度中部的海德拉巴，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若果真如此，今天的印度将会有两个“心脏”，两个中心为“患”，这样就会后患无穷。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人对世界是有长远布局的，尽管在二战后英帝国土崩瓦解，但英国人还要为未来重返印度洋作好布局，为此就得在北面分出个巴基斯坦牵制印度，不能让印度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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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战略家在设计战略目标时，不在于目标的逻辑合理，而在于目标所涉对手数量的合理：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对手，这个目标就不可行了。道理很简单：“1-2=-1”。当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在南方打败奥地利后，皇帝身边的将军还要直捣维也纳，俾斯麦就死活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德国要在奥地利这个对手之上再添加法国和俄国，这是德国国力不可承受的结局。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情绪极坏”，真想跳楼以死相谏。俾斯麦是从拿破仑帝国的失败中悟出战略哲学的大政治家。基辛格说俾斯麦“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

罗斯福去世后，美国人在欧洲人面前从奴隶到将军，此后的美国战略开始飘飘然并失去了有限性哲学。1946年3月，丘吉尔一纸“铁幕演说”把美国人忽悠到了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压根就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国还能与不可一世的美国作战。1950年10月15日，放心不下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朝鲜人“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美国被中朝人民军队打回到三八线以南。

罗斯福之后的美国人不明白雅尔塔体系对于美国世界地位的意义。事实上，只有这个体系才能保障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有矛盾也是在雅尔塔框架内的利益调整，而不是打破这个框架的“零和”式毁灭。这些话，在极右的麦卡锡时期，作为雅尔塔体系的重要奠定人马歇尔已不能再说了，而其他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也悟不出来。当时美国闻“左”色变，搞极右，不反共，勿宁死；不反共，就是公敌。当时的战略家是乔治·凯南，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麦卡锡加上凯南，将美国大兵推向全世界：你共产主义在哪里，我美国就打到哪里。美国就是像唐·吉诃德一样在与“大风车”作战，这样就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在尼克松上台之前，美国接近衰落。尼克松主义带来了美国的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开始狂热，又在犯同类错误，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与其扩张速度同比地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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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前文总结了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性质的，对此，我们可以不学，但我们不可以不懂。那么，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我以为至少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革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英国、美国等大国崛起的历史中，他们的革命确实在其崛起阶段成为“历史的火车头”，但是他们崛起并转为世界霸权国家后，它们就开始在肯定本民族革命历史的前提下，削弱其他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意识，弱化其革命精神，对此，我们不仅要予以警惕，并给予我们中国革命历史以肯定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统一强大的中国。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否定了今天中国政治的基础。

第二，“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不仅是中国崛起的经验，也是英美国家只让自己明白却让其他民族淡忘的崛起经验。英美国家用一切方法，从地理和心理上双重碎化其他民族和国家并以此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对此，我们不仅要予以警惕，而且要在任何时候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的原则，强化中央权威，对打着“人权”“民主”幌子碎化中国的企图，予以最坚决的打击。

第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留下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对枪杆子的认识是从1927年“四·一二”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的，1929年我党古田会议起建立第一支真正区别于中国军阀的——近代史表明这样的没有主义的军队在中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武装力量，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仅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中国统一的任务，而且还成功地将中国建设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48年由于国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而导致印度在独立之初便陷入国家分裂，中国则由于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而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基本完成的国家统一；1992年苏联解体从共产党主动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开始，而同期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经受住了国际国内政治的风浪的冲击并成功地将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的最后堤防，也是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保障。对于这样的经验，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在国际战略中坚持“不称霸”原则。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而美国又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选择美国今天的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遵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和保证中国未来行稳致远的强国路线，将来“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