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歌颂其生前事迹的网文。有些人还趁这个机会，发表了诸如“日本是如何走上文明国家之路的”之类的文章，把他们长期吹捧的日本民主制度再一次推上神坛，意欲再给中国人上一堂西方民主课。
日本的民主制度究竟日如何形成的？回顾历史，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与二战后日本的那部《日本国宪法》（下称新宪法）分不开的。
新宪法于1945年10月开始酝酿，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生效。在庆祝生效的日本政府专门印发的宣传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中宣布，新宪法最大的“赠予”是民主。生效当天，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一支日本铜管乐队吹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庆祝这种“赠予”。这部新宪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是怎样使日本接受了“赠予”的民主而走上了“成熟”的呢？下面不妨来盘点一下。
一、“新宪法”是美国奴役和改造日本的“殖民法”而已
日本战败，盟军在1945年8月底抵达日本，而于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后盟军的占领遂正式展开。盟军最高指挥官是麦克阿瑟。1945年10月麦克阿瑟收到华盛顿的一项指令，这一指令是“日本投降后致占领日本盟军最高指挥官的最初基本指令”，简称为JCS1380/15（JCS是指联合参谋长）。
JCS1380/15指令概述了用来改造日本的、被理想化的美国式民主。假如被保留的话，天皇将扮演作为名义上国家元首的纯粹象征角色。民权与个人自由将受到保障，必要的话由新宪法施行。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人将有投票权。军队与旧式警察将被废除，财阀将被解散。在军方、政府与商界曾对战争作贡献的所有人将被整肃免职。鼓励成立工会，而工会会员的权利会受到保护。
解除军备是麦克阿瑟与华盛顿建立新日本之雄心勃勃的共同计划的第一步。惩罚战犯也是解除军备过程的一部分。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举行了远东军事法庭（由所有11个战胜国派人员参与）主持的东京大审判。
裕仁
最引人争议的免予起诉案件是作为天皇的裕仁。关于裕仁本人，在当时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圈内同情者较少，许多人甚至乐于见他被审判处死或逊位由新天皇继任。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裕仁至少应该逊位，认为裕仁应该立即或在占领的早期阶段逊位的同时代人物包括同为战犯的战前的最后一任首相近卫文麿亲王、冷战后首任首相东久迩稔彦亲王，赞成如此观点的后来的人物包括小说家二岛由纪夫与小说家兼政冶人物的石原慎太郎。还有许多人认为裕仁甚至应该受审，期待他被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等，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
麦克阿瑟
但是裕仁找到了他的“伟大救星”，也就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克阿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具有超强反共意识的麦克阿瑟感觉到，保留裕仁本人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保留天皇制，更重要的是防范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这样，裕仁保住了生命，但他由神变成了凡人。也正式变成了麦克阿瑟同一战壕的反共战友。如果把这个问题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宣示检验美国式民主的唯一标准是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还可以这样说，民主也好，宪法也好，宪政也好，在麦克阿瑟看来，服从美国国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麦克阿瑟不仅成为裕仁个人的“政治密友”，还以其演说和现实做法让包括大多数军国主义势力在内的日本人感到安心。当年65岁的他，自从38岁以来就一直担任将军——当时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将官。他最知道什么是对他统治的人民有利的信念，在某些方面他让人想起明治时代的寡头执政者。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习惯于被领导的民族，他是受欢迎的新领袖。他被日本人推崇为新幕府将军，日本的美国皇帝，甚至于神。
当然，美国政府对裕仁的立场基本上是谨慎处理。美国并不真正想废除天皇制，因为天皇制在维持全国团结、维持全国士气以及使占领政策合法化方面都扮演着有用的角色。国务院的日本事务专家不是不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高等权威予以合法化才可以被接受。没有这样的合法化，混乱可能随之而来，并让共产主义有机可乘。此外，有天皇在的话，国家行政机关较容易维持运作。这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跟占领熟悉的宿敌德国不同，美国占领军中熟知日本国情的人少之又少！
二、越俎代庖的“新宪法”主要起草者
新宪法可能是占领时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为它将裕仁予以凡人化。尽管许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条款，即放弃战争条款，新宪法维持至今仍未改变，已成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征。这个新宪法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盟军总部人员组成的小组、加上几位非军人所草拟的。他们依据来自华盛顿编号SWNCC228的控制文件工作。在不愿看见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适当宪法草案的麦克阿瑟的压力下，他们以不到一周的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他们在建国方面的年轻与缺乏经验，使他们很像明治的寡头执政者。这个小组之中的人对日本或宪法知之甚少，甚至负责执行这一工作的组长查尔斯·凯兹（Charles Kades）承认，他对日本的知识是“零”。后来官方对外宣布这部宪法是日本人自己拟定的，但基本上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这也就是后来当日本1980年代经济腾飞时，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声称，虽然不完全反对新宪法内容，但真正的民主不可以由外国强加在他国身上。不过，随着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日本人才明白中曾根康弘的民主观确实有点不“成熟”。
当新宪法草案呈给国会批准时，有关女权的部分似乎引发特别热烈的辩论。对于盟军总部，这部分已成为新民主的象征，虽然它有不寻常的背景——这部分是由一名俄裔美国女子所拟定，并且在草案指导委员会中未经日本国会议员真正辩论而匆匆过关。
有关女权的提议是由碧特·史洛塔（Beate Sirota）起草。这位28岁的女子虽然她的姓听起来像日本人，却是一位俄裔美国人。她是宪法草拟小组中唯一真正有日本经验的人，她是小组之中的少数非军人之一，亦为非随意被挑选的少数人之一。她因为若干理由被挑选：她从5岁至15岁的孩童时期是在日本度过的，她能说流利的日语，而且她是女性。
在所有的令人注目的有关草拟新宪法的故事之中，她的故事是很令人注目的。她在“Reinventing Japan”（Reinventing Japan是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包含对凯兹及若干参与新宪法草拟的盟军总部人员的访问纪录，披露了许多真相）与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详细述说，她四处到图书馆搜寻相关资料后写成原稿。原稿太详细，凯兹把它删了很多。当这原稿向日本代表们提出时，日本代表起初不愿接受诸如保证男女平等的重大改变。但在讨论有关天皇的角色的16个小时的连续讨论后，才轮到这一部分的宪法草案的讨论。每个人都很疲劳，希望尽快结束。她本人在讨论中一直为日本人充当译员，结果被他们视为亲切的助手。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正是由她本人起草的。她引述凯兹告诉他们的话：“史洛塔小姐寄望女权，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通过？”她只补充说：“而他们照做了。”
战后日本新宪法公布纪念大会
新宪法大多只是正式认可占领当局根据美国政府的意图借着各式各样的指令己经实施的政策。新宪法其他条款不久后将战为制定日本其他法律的依据。新宪法要点包括：
⊙天皇是人民的象征；
⊙主权在民；
⊙不维持军队并放弃战争；
⊙男女平等；
⊙人权获得保障，尤其“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集会、思想、信仰（色括宗教）及言论自由获得保障；
⊙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选举权：
⊙政教分离；
⊙劳工驻织工会、集体议价与最低工资标准的权利获得保障：
⊙建立自由与平等的教育；
⊙废除贵族阶级；
⊙建立司法独立；
⊙修宪的规定（国会两院2/3多数与公民投票过半数的支持)。
现在看来，这其实不过是美式宪政的不完整拷贝，并且严格服务于美国利益的罢了！
三、战后日本国内的洗脑民众、舆论管控以及反共的“红色清洗”
当今的日本是个“舆论一律”的国家，尤其是在国际问题问题上，各大传媒是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而政府的声音又是坚定地与美国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早在在新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美国对此就起了示范作用。
1946年4月，盟军（实际上只有美军）司令部获悉，东京的剧场有位艺人自弹自唱具有颠覆意味的歌曲，于是派侦探前往，结果令人大为震惊。那位艺人竟然唱出：“每个人都在讲民主，但有两个天皇我们怎么可能有民主？”谁都听得出，这句歌词竟然同时愚弄了民主、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盟军，也就是占领军当局二话没说，当即取缔！
虽然占领当局一再宣示保障言论自由，但仍实施相当严厉的新闻检查。盟军总部一方面积极坚持电影应该显示人类自由与尊严，诸如开化的妇女与爱情场面的接吻镜头，同时它也禁止某些书刊与电影。显示美国社会较黑暗面的俄斯金·卡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的《香烟路》（Tobacco Road），是被禁书刊的一个例子，而武士电影被包括在盟军总部谴责为封建与军国主义的236部电影之中，提到盟军总部参与政府改革的书刊与电影也被禁止。
为了使日本民主早日“成熟”，除了在言论出版方面采取了美国式的民主措施外，在其它方面，特别是操作票选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
占领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也发生在劳工领域。此时，日本的通胀率居高不下， 警钟已经敲响。日本工会预定在1947年2月1日发动大罢工，日本共产党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项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人伊井弥四郎。麦克阿瑟连同诸如吉田茂等许多日本政府领导人士，从一开始就担心有关把共产党人释放出狱的事。被释放者包括有影响力的德田球一。1946年初从中国回来的另一名有力人物野坂参三很快地跟德田会合。战后一两年差劲儿的经济状态已经是骚动的潜在来源，而且在1946年有若干大型示威与罢工发生。共产党人似乎能加以有效运用。他们在正式政治舞台上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就转向在职场发动他们的运动。虽然共产党党员人数少，但人数在增长中，而这句话也适用于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在1945年12月的发行量是9万份，但至1946年2月已经增加至25万份。
美国政府1946年4月的一份报告指出，日本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只有6800人，而野扳参三在1947年3月发表报告说有6万人。即使数字或有出入快速增长的倾向是明显的，而当局的关注也很明显。俄国在1917年4月革命爆发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不到5万人，而俄国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共产党人自己异常地活跃，并公开蔑视天皇并批评政府。他们在许多工会占据重要职位，且似乎出于政治目的蓄意煽动及利用罢工与其他争端。不久美国人开始担心日本正“淹没在赤旗海中”（套用吉田茂的话）。吉田茂也在不断煽动反共形势，称共产党人的工会领导人“土匪”。
日共领导下盛极一时的日本工会
计划中的那次大罢工将有将近300万公务员与好几百万人的私营公司员工参加。麦克阿瑟不愿干预，但他感觉不能容许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与挑战。在与伊井及其他人的谈判失败后，他在罢工发动前几小时下令禁止该罢工。因为罢工的失败以及失败以后工人遭遇报复，在此后的大选中，日共输掉了民心在国会的席次不仅没能增加到预期的20席以上，反而从5席降为4席。
日本的共产党人在1947年的挫折后不久即开始恢复活动，他们尝试迅速重新获得影响力与声望。在1949年大选中，日本共产党在国会的席次从4席大增至35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占领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共产党的席位在国会中所占比率并不大，但发展下去还是有危险，必须采取措施。1949年，作风强硬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 )被派往东京，帮助控制通胀，平衡预算。根据“道奇计划”，日本工人和消费者应“为民族大义做出牺牲”。有了官僚中能人的领导，再加上东南亚的原材料，出口外向型工业将成为日本复兴的引擎，为对抗共产主义筑起一道屏障。针对政府、工会和私企内部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的“红色肃反”，让本土的左派人士挨了整。从1949年底至1950年一整年，盟军司令部亲自操刀，在所谓的“红色清洗”中使约12000名共产党人被处理，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席次从此就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四、日本不过是在爬行美国掌控下“普世之路”，丧失主权，美国人“要你行，你才能行”
民主自由不能仅作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与实质。
在战后的世界，当美苏两强尽量避免全面军事对抗以免爆发核战时，这主要意味着经济势力的对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经济势力，生产甚至还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货膨胀每年高达200%以上。对日本经济的最大推动来自美国的因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吉田茂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最大的经济利益是来自在朝鲜半岛作战的美国陆军的“特别采购”。至朝鲜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恢复到太平洋战争前的生产水平。这实质上就是美国为日本经济制造的绝好机会，但形成了美国对日本经济的主导。这种主导，既可以让你前进，也可以要你停滞。
美国主导日本经济的另一招就是支持日本的一党主政。因为美国和日本都知道，只有政府的稳定，才能对经济增长提供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但换汤不换药，美国的幕后操纵时隐时现。因此，日本政府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这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由于日本一度被经济腾飞冲昏了头脑，表现出对美国有所不恭，结果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后进入了停滞期。美国对日本政经的强大影响力可见一斑。尽管日本有诸如票选这样的“民主机制”，但如果有哪位日本首相对美国产生异见，下台就在所难免。例如鸠山由纪夫，因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而且对驻日美军驻地颇有非议，结果很快就开路了。他也算是一位民主不够“成熟”的人。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战后民主的“成熟”之路，也造成了日本摆脱不了半独立国家的状态。它的国防，还有经济，甚至政局，都少不了美国主导。至于目前日本正在鼓噪的修宪，修不修，如何修，修到什么程度等等，并不是日本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那最终还得看美国主子的脸色。
顺便说一下，过去有些深受公知影响的人认为，尽管经历了大萧条，日本经济仍然很强大，日本人现在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中国接受美国“赠予”的民主，就能有日本那样的生活水平，那么他们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何况，某些人不是鼓吹二战后跟着美国走的都致富了吗（实际并非如此）？何不走这条“普世”的道路呢？这话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内很有影响力和蛊惑性。
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是没法子走那条路的。
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默许下，尽管经济发展迅速，可是，许多日本人内心弥漫着一股怅然若失的情绪，他们的国家是很富足，但也越发丑陋，似乎丢了些什么。20世纪80年代，战争在不知不觉中酝酿——一场有失控之虞的经济战突然爆发。为了尝试改善形势，一场会议于1985年在纽约市广场酒店举行，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的金融界领袖们参加，随后，著名的专门用来打压日本经济的“广场协议”敲定了。此后，甚至连日本右翼保守派政客及其知识界拥护者也开始对现代日本价值观的缺失犯起愁来。尤其是青年，一副得过且过、毫无方向的样子。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社会产生了大量邪教组织和恐怖主义。比较典型的是奥姆真理教在1995年制造了以大量杀伤人员为目的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是个邪教组织，其成员都受过最好的教育，不少人不是科学家就是经过培训的未来技术官僚。他们缺乏对眼下现状的政治责任感，满脑子都是噬人的精神乌托邦。该组织的宗旨是引发一场祝融之灾，任熊熊烈焰焚毁他们眼中这个无意义的社会，并从战后繁荣的灰炵里诞生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日本人的迷茫没有迎来觉醒，却遭遇了经济滑坡！繁华盛世在股灾中戛然而止。地产价格狂泻，银行倒闭，美国的走狗——官僚精英们威望扫地。以来，头一回出现连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公司高层任职的工薪族也不再有把握获得终身聘用的情况。
有位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1986年说过下面一段话，至今仍很有启示，他说：
“日本现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国文明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不一定是人类唯一的文明道路。人类可能还有另外的文明道路。如果真有这样一条道路的话，日本是没有力量成为开拓者的，因为日本国家小，文化传统不深，‘底气’不足。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国情与日本不同。当然，“唯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这个表述在笔者看来也是不科学的，但要中国走“美国文明的道路”则更不可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完全没有再次去“撞南墙”的必要。每个民族都有适合自己的一条路，当然，中国走的这条带有中华文明特点的社会主义之路，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讲还是有参考性的。
五、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历史虚无主义流毒，仍然任重道远
战后日本不是没有反美反帝反军国主义的思考与实践。
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和黑泽明佳作不断。然而，电影也是呈现左右两派反美情绪的绝佳载体。右派的代表作如《战舰大和》和《太平洋之赞》歌颂了日本帝国海军的英勇气概以及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海军将领。左派也推出了《广岛》这样的宣传片。这部得到激进的教师联盟赞助的影片将原子弹爆炸描绘为一起种族主义行径。影片结尾有一幕：美国游客来到广岛，购买用罹难者骸骨制成的纪念品。同样红极一时的还有讲述美国兵在军事基地周边奸淫妇女的准色情片。这类“黄片”十分走俏，是红火的性产业中的重要一环。部分银幕幻想流露出鲜明的恶意。在一部脸炙人口、后被翻拍成电影的连环画里，爱国的女主人公、—位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为了让美军染上梅毒，不断地和美国兵上床。这一主题后来还被移植到了东京上演的一部名为《立川飞行场：被强夺的整整十年》的滑稽戏里。
电影《广岛》海报，爱国的女主人公、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
即便广岛和长崎是反美和平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日本左翼也没有粉饰本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相反，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批判要甚于德国，间或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反省为目的、将自己在华期间所施暴行记录成篇的陆军老兵被人诬陷是共产党；出版社面对右翼暴徒的威胁，只得将书下架。话说回来，知识分子圈和颇具声望的教师联盟宣扬的“正确路线”又太过教条：在同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天皇体制”斗争的解放战争中，中共是英勇的自由战士；广岛原子弹爆炸应将日本塑造为一座和平灯塔；亚洲范围内的新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日本走狗云云。
但是，日本的极右翼军国势力余孽却坚称日本的战争是正义的。这一问题逐渐取代了围绕宪法而生的必要的政治辩论。每当日共直陈日本战时行径罪恶滔天，并以此为据主张宪政和平主义时，日本极右翼就会矢口否认日本有罪，或者就算有罪，也不会比其他参战国更加作恶多端。教师联盟和保守的文部省之间旷日持久的教科书风波便是这一政治分野的例证。《日本宪法》第二章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这一条款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近代史时分歧严重，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国宪法》中较为著名的一条，主要内容是“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被广泛认为是承认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非正义和对外威胁性的一条法律性文件，此条是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时期撰写的，自1947年5月3日施行以来，几十年没有什么大改动。但在2014年7月1日，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主导的内阁正式通过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大修改。甚至195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谈及宪法第九条时，称这是“无心之失”。（尼克松这样表态是在向日本极右翼妥协）。此后，日本的大众媒体围绕战争论战不断。
二战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怒气没有被化解，而且某些事件甚至将这种负面感觉加强了。亚洲国家尤其对日本未能抓住适当机会处理其战前与战时行为而感到失望与不安。1989年裕仁逝世与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这些机会被错过了。此外，日本对待“慰安妇”索赔的处理方式招致了广泛的反感，使其他一切友好人士努力赢得的好感被打得烟消云散。“慰安妇”是被强迫给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妇女，提出索赔的大部分是韩国妇女。她们的索赔被交付给了私人基金，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一直没有做出真正的道歉并给出定论。一些索赔人是从韩国政府而不是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赔偿的。战俘问题上也出现同样的状况，其中也包括英国战俘。
让亚洲各国愤怒的是，日本多位首相以官方身份屡次三番地参办靖国神社，日本国内也在不断地发生淡化甚至否认日本暴行或错误行为的事件。例如，2000年1月，纠正战争资料偏向展示会社团在大阪组织召开了备受争议的集会，目的是想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集会发言人，包括历史学家东中野修道，他评论说，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资料证据，并且直言“在南京没有屠杀市民”。2003年10月，上文提到过的石原慎太郎重复表达了他的观点，即日本是应朝鲜人的要求占领朝鲜的。
另外，近年来，令人担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头越抬越高，并且这股错误思潮竟然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这项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简称为Tsukurukai）。该委员会于1996年成立，目的是通过编纂教科书，给出日本历史的正确叙述（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而非基于胜利者的叙述，从而重建日本过去的荣耀。该团体认为日本受到过多的指责，应该停止道歉和支付索赔。该团体还非常支持裕仁天皇。其主要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如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和秦郁彦。最受争议的是该教科书确实编纂完成，而且最终文部省通过了该教科书，但是自2001年发行后，仅有少数私立学校使用了该教科书。书中的其他问题也广受批评，包括为日本侵占朝鲜正名，指责中国挑衅日本，强调日本的目标是将亚洲从西方国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及淡化日本的暴行。
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受到某些基金会的支持，通过影视剧、出版物、学术交流甚至是互联网，一度传播到中国国内，并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几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在中国造成的恶果，确实不可小觑。除了网络上那些对安倍晋三、对日本制度的阿谀奉承之辞外，最近又出现了南京玄奘寺给日本战犯供奉长生牌位之事，而且举报者还被网暴！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将近10年对“网络乱象丛生”的治理，竟然还有人敢顶风作乱，可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之激烈。
因此，中华民族要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仍任重而道远。很多人总是以GDP来衡量中华民族复兴的程度，笔者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道理不够充分和直观。笔者以为，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我们自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那段历史的时候，中华复兴之日才能算是真正要到来了！
参考资料：
《日本小史 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英）肯尼斯·韩歇尔 著；李忠晋，马昕 译；叶渭渠 配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7.06
《创造日本1853-1964》（荷）伊恩·布鲁玛 著；倪韬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02
《罪孽的报应 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荷）伊恩·布鲁玛 著；倪韬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8.01
《日本之谜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梁策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12
